魏玉波來自法國，是一名正在北京大學學習人類學的博士生。在今年2月，他與另一位法國朋友去室友小申的老家河南省十里莊村過了一次年。

這并不是他第一次體驗中國春節(jié)，但在鄉(xiāng)村過年，無論是農家的照壁、小院后的工廠，還是傳統的年俗、熱情的村民，都給他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

八天過去，他感受到了春節(jié)“再造集體”的力量，也對中國人保留至今的傳統儀式和宗族觀念多了幾分不一樣的理解。

他原本好奇，傳統的消逝，是否會讓身處其中的人有些傷感。八天來親身的見聞，讓他開始反思自己提出的問題。

魏玉波的觀察，或許也能讓“只在此山中”的我們，獲得重新審視鄉(xiāng)村與傳統變化的新視角。

到訪十里莊

春運期間，我們買不到高鐵票，只得繞道先去濟南，再到濰城，最后開車穿過山東，到達十里莊。

到達的時間是大年二十九的下午，村子被霧霾籠罩，村口的喇叭在循環(huán)播放一段錄音，告知村民哪里允許燃放煙花爆竹。

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是每家院子門口都豎立著的磚石屏風。

這些印著不同圖案的屏風迅速抓住了我的眼球：上方是傳統的紅色飛檐，下面的墻壁左右兩側貼著對聯，中間則畫著內容各異的圖案。屏風和院落都是在90年代到00年代之間新建的，圖案大多以發(fā)展、現代化為主題，不同的屏風展示著不同年代的中國：有毛主席、迎客松，也有公路和德國產的汽車。

屏風遮掩著院落，卻為我呈現了村莊的文化快照，將我引入了這里的日常生活。

沿著村里的道路前行，很容易就能搞懂這座村子的構造：兩條主要的大路呈十字形交叉，在中心的廣場上匯合，這里就是村里人休閑娛樂的地方。一些人在這里發(fā)呆，一些人在這里打牌；東西路口各有一家超市，住在東邊的人只去東邊的超市，而住在西邊的人則選擇另一家，他們幾乎從來不會去另外一邊購物。

廣場上另一樣東西是村里的寺廟。這廟不屬于某個宗教，里面既供奉道教的神、佛教的神，也供奉當地的土地神。但與我想的不同，村里的種種儀式，無論是葬禮還是婚禮，基本都與宗教無關，而是依照儒家的“禮”來行事。

老申非常了解這些禮儀。他是小申的父親，也是我在這里認識的第一個人。老申快60歲了，身材壯實，有一雙大手，嗓音低沉，經常笑，非常熱情。

姓申，代表他也是當地最大的家族中的一員：十里莊登記的人口約有1400人，其中1000人都姓申。清朝時，第一代申家人從山西遷徙到這里定居，現在他們已經有了一本厚厚的家譜。

宗族在這里非常重要，說是保存當地傳統的最重要的組織也不為過。老申本人也加入了村里的“紅白理事會”，除了紅事白事以外，家族或村落的各種活動，都要經由紅白理事會擬定章程。

當然，也并不是沒有人相信宗教。老申為我介紹了五爺。每天會有二十幾位本村和鄰村的佛教信徒聚集在他家，和他一起禮佛。有村民提醒我們，最好不要去他們家，會打擾他們念經。和供奉三種宗教的寺廟一樣，他的家里有三個房間，一個做佛堂，一個擺放道教相關的東西，最后一個屬于儒家，掛著孔子像和對聯。

五爺身上豐富的矛盾性還不止于此。他會幫村里人看風水——如果你想蓋房子，或者建墳墓，都可以找他幫你確定位置。他似乎還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為了讓我相信，老申給我講了幾個故事，接著又說：“我們不是迷信，但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和我強調，他們都相信科學；然而一分鐘后他又說：“你下輩子的成功與否，都取決于你上輩子墳墓的位置。”

說回五爺，他的能力遠不止于此。在飯桌上，五爺會問我你知不知道量子糾纏，這是個很前衛(wèi)的問題；他去過新加坡、馬來西亞旅游；在他家房后，還有一個在我看來非常資本主義的建筑——工廠。廠子規(guī)模不大，招了四十幾個村民做工，他們不停做著同一樣東西，那是一根根雨傘傘骨，每人每天可以做二三百根。最后，工廠用一個機器把幾根傘骨連在一起，就可以發(fā)往外地，在某個地方成為雨傘的一部分。

這個村子像五爺這個人一樣多面。出發(fā)前，小申一直勸我做好心理準備：“那邊很窮，也沒有什么好玩的。”初來乍到時，這里看似單調、貧窮，正如室友所說，我們無法享受在北京已經習慣的暖氣、淋浴、室內衛(wèi)生間；但越待下去，我越能感覺到這里復雜的、無窮的魅力。

家族的波紋

老申非常歡迎我們的到來。不止他，全村人都很歡迎我們這兩個法國人。我猜測這是因為，我們會說中文，又對這里的文化感興趣，經常問他們一些從來不會有人問的問題：家譜是什么樣的？風水是什么？葬禮上要做什么？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了如指掌，然而平時幾乎很少能和外人聊起這些。

通過老申，我?guī)缀跄芎退腥苏f上話——大部分人都算是一家的。我想起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老申就像一塊石頭，將石頭扔到水里，會激起一圈圈的漣漪，水波越蕩越遠，最終蔓延到全村。

第一件讓我體會到“差序格局”的儀式就發(fā)生在除夕。

這天下午，每家的男人都會去父母和長輩的墳前燒紙上香。我聽見老申對他們說：“爸，媽，回家過年了。”

這之后，老申帶著三根點燃的香迅速回家。整個過程中，我們幾乎都不說話，只有煙花的聲音從四周傳來。

在我的想象里，這樣莊嚴的場面，不止發(fā)生在申家，也正發(fā)生于整個華北平原。除夕的午后，河南平原就是我的中國中心。

回家后，他們將香插在供桌上的香爐里。平時，屋外院子里的供桌，供的是玉皇大帝，而在除夕，去世的長輩會跟著這三根香回來。

長輩回家后，就可以開始放鞭炮、吃餃子了。第一鍋餃子要分給供桌上的神仙與長輩，第二鍋則要分給周圍的鄰居——他們也都是申家人。但這些鄰居并不會跟著我們一起吃年夜飯，他們不屬于這個核心家庭。舊年最后的夜晚，老申夫妻是和他們的孩子和兄弟一起過的（當然，還有我們）。

然而第二天，情況大不相同。

讓我們從早上開始講起。日出之前，小申就要走出家門，加入到由近到遠地挨家拜年的隊伍中去。我認為這又是一件“非常費孝通”的事情，因為拜年的順序和房子的位置無關，只和他們在家譜上的位置有關：

首先，你要去和自己在家譜上離得最近的人家里磕頭拜年。你會發(fā)現那家門口已經站著一個年長的人，他或她會阻止你磕頭，還要塞給你煙或者糖。

他們家里也會掛著一張和小申家里相似的布，布上寫著家里那些已逝的長輩，從清代開始，一直到近年去世的上一輩。因此，你在磕頭時，不僅是在給面前的人拜年，也是給所有已逝的長輩拜年，畢竟在昨晚，他們已經回家了。

所有人都在做一樣的事。由近至遠，由近至遠，他們最終慢慢在那條十字形的道路上匯合起來。以至于到后來，我看到一支由四十多個男人組成的拜年大軍，他們要一起去鄰村拜年。女人也要拜年，但村里的女人大多是外村嫁進來的，她們的家族不在這里，要走訪的家庭并不多。那支男性拜年大軍最多走了30多家，而女人大多只去了四五家。

大年初一，這樣的儀式讓整個村莊都熱鬧起來，也讓我很快嘗到了熱鬧給我?guī)淼摹翱囝^”。中午，拜年結束后，不同于昨天小規(guī)模的年夜飯，今天我們要和20多個申家人一起吃飯喝酒。

老申家里擺了兩桌，一桌坐著喝酒的男人，另一桌坐著不喝酒的女人和孩子。我早知道在中國做田野調查免不了要喝白酒，但最后我還是有點吃不消：

首先，按照輩分，小輩要給長輩倒酒，給每個人倒三次酒，前兩次由長輩喝，第三次陪長輩一起喝。在這一輪，我作為倒酒的人，喝得不多，覺得自己還沒有喝醉；作為客人，我也非常希望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對他們的尊敬。

這是個很開心的過程，我喜歡聽他們在酒桌上說話，有人吟詩，有人講故事，有人吹牛。我自己也跟他們開起玩笑來，我們都很懂怎么說不那么禮貌、但沒有惡意的玩笑。

然而接下來，他們開始“發(fā)明”一些新的規(guī)矩：喝完一杯后，如果酒杯里還有一滴酒，你就要再喝一杯；有時候，他們會騙我剛才只喝了兩杯，但其實我已經喝了三杯。我知道他們并不是想讓我喝醉，即使這樣，我喝的也沒有他們多，可酒局后面的事情我還是記不清楚了。

結束后，我倒在床上睡了兩三個小時。

這樣的酒席我參加了好幾場。最大規(guī)模的那場在初六，來了幾百個人。

這天是小申奶奶的三周年忌日。按照當地傳統，人死后，三周年和十周年要再辦一場葬禮。

與下葬那天不同的是，這次葬禮沒有棺材。前一天晚上，像除夕那天一樣，她的兒子和孫子們將她的靈魂從墳墓帶回家里的靈堂，家人在此磕頭祭拜；到了初六早上，其他的親戚也來了。

一早起來，我們就去了奶奶的靈堂，她的兒子和孫子正在這里接待那些帶著錢和燒紙前來的親戚們。這些賓客首先在一旁登記自己的名字、從哪里來、給了什么東西，再磕頭、上香。整個過程持續(xù)了三四個小時，非常隆重。有時，我會聽見小申的哭聲。

作為主家，他有自己的角色，要登記禮單、陪靈，但其他賓客就自由一些。儀式上，紅白理事會的幾個成員走過來跟我們開玩笑：

“這是我外甥。”其中一個人指著另一個村民說。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姓一樣，且“外甥”比“舅舅”年紀還要大。

“這個人是日本人。”另一個“不可能”的玩笑。

但我的朋友當了真：“你是坐飛機回來的？”眾人哄堂大笑。

待到賓客祭拜完畢，他們就要送奶奶回去了。兒子們和孫子們，還有那些吹笙的樂手們，二十多個男人帶著她的牌位和祭品回到墳前。

他們燒了一些鄰村的老人做的紙馬，還燒了一些更現代化的紙扎：有房子，有冰箱，有麻將桌，還有德國汽車。這些東西像五爺的傘骨一樣，來自某個工廠里的機器。

待車馬化為灰燼后，我們回來吃飯。宴席就擺在大路上，有80多桌，老申安排我們跟著去給每桌倒酒。

安頓80桌人吃完飯，三周年儀式就結束了。

“差序格局”理論認為，中國人對“自己人”和“外人”的劃分是彈性的、情境性的。此前，小申也擔心我們不能跟著參加白事，但十里莊對“外人”的界定并不嚴格，沒有哪場儀式會排斥兩個老外進入，我們在儀式上可以笑，可以提問題，可以拍照。

幽默和莊嚴，法國和十里莊是共通的。

集體，或實或虛

奶奶是在三年前春節(jié)過完后去世的。如果不是這樣，縱使有紅白理事會操持，三周年儀式也可能沒法辦得這么隆重，因為一年中的大部分時候，村里面只剩下老人、孩子、部分要照顧孩子的女人。

村里只有一所小學，初高中的青少年們都去縣里和市里讀書了。那些可以賺錢的青壯年，過完年，就會回到縣里、市里、更遠的地方，甚至國外工作。小申在北京，他的哥哥在市里，老申則在山東。

小申和哥哥這一輩已經不種地了。老申還在堅持，到了農忙時節(jié)，他會從打工的地方回家，每個季度回來10天左右，他和像他一樣的人們會互相幫助，可以種得很快。

春天，他們種小麥，夏天和秋天種水稻，到了冬天，就要過年了。

二月，平坦的土地上，除了剛剛發(fā)芽的小麥，我只能看到墳墓、墳墓和墳墓。

村民們告訴我，一畝地一年只能賺3000塊左右，按每家10畝地來算，一年也不過3萬。因此年輕一代選擇在城市勞動，從15歲或20歲左右開始，一直做到65歲。

只有春節(jié)能將所有的游子們帶回十里莊，甚至那些早已不屬于這里的人。老申的哥哥也回來了，盡管他已經是一個“屬于東北”的70歲老人：他從18歲起在佳木斯定居，結婚，生子，但每一年的春節(jié)，他還是要回到老家。

春節(jié)有著再造集體的力量。就像我的一位老師說過的那樣：“過年的時候，一切都會發(fā)生。”

去年，我做了一項北京鼓樓的打卡行為研究。我住在鼓樓附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來到這里選擇固定機位拍照、拍完就離開的人群。在法國很少能看到這樣的現象，這讓我很好奇。

我發(fā)現，這些游客通過打卡行為，在社交媒體上創(chuàng)造了一個“虛擬的共同體”。通過相似的拍照行為，這些年輕人感受到了自己對青年流行文化的歸屬感，盡管他們之間并不會互相交流，只是分別與社交平臺連接。

而十里莊的人們，則真切地屬于這個實體的共同體。一整年的時間，他們分散在各地；到了春節(jié)，土地和祖先又重新將他們相連。在這幾天里，他們以集體的方式行事，從早到晚一直在一起。

而在那八天的時間里，我也成了這個集體的一部分，這讓我有些想念城市里那些獨處的時間。平時，一周七天里，我只會用三天時間社交，可在十里莊，安排全亂了。

頭幾天，我要處理的一大問題就是，自己作為外國人“太受歡迎了”：總有那么多酒席，有那么多人來跟我說話；大清早，就有人來申家做客，我要么接煙，要么得遞煙；終于能休息時，還得在桌前想辦法整理筆記，在記憶消失前寫下白天學到的一切。

在煙酒、目光、中文和平原大風的“摧殘”下，回北京前，我的身體就遭不住了。

在集體中，許多時候并沒有太多選擇，不管是選擇屏風，還是選擇生活方式。

開鎖子，玩手機

最初到達十里莊時，看到逐漸空心化的村莊和失落的農耕生活，我很擔心這里的傳統在幾代后消失，甚至擔心十里莊本身消失。

畢竟，這不是沒有先例：附近某個地方曾經有近10個小型村落，為了防洪，統一遷徙到高處，組合成一個5000人的大型村落。新的村子里，每家每戶看起來都一模一樣，似乎失去了靈魂。

住在這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呢？帶著這個疑問，我去和老申聊了聊。

出乎我的意料，老申并不感到焦慮。他對我說了兩個詞，一個是“有辦法”，一個是“沒有辦法”。

“有辦法”是因為，他近60年的人生中見到了太多變化，但他和他的村莊畢竟仍在這里。再來一個新的變化——無論是從農民變成工人，還是什么——并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相反，紅白理事會還在積極運作著。恰逢龍年，十二年一度地，他們今年該修訂家譜了；那些離開村子賺了大錢的申家人將會帶來投資，在村里建一座祠堂；市里通了高鐵，過年回鄉(xiāng)更方便了，他們的春節(jié)習俗也依然濃厚，這些都讓他感到驕傲。

他當然不希望村子拆遷。但如果這一天到來，老申對此也“沒辦法”，所以不會一直想著這些未來的事。

如果要我來形容，他積極投入眼下的生活，視角踏實而接地氣。相比父母，他的生活條件提高了很多，而他的兒子們生活得比他還要好，這就夠了。

不過，也有些東西開始松動。

初四，我在“開鎖子”儀式上見到了一個16歲的女孩。這個儀式本來要在她12歲那年舉行，但因為疫情等原因拖到了今年。

她小時候體弱愛哭，父母便按傳統習慣，給她請了神婆。神婆用紅線串起一枚銅錢，加上一把象征性的鎖，掛在她的脖子上，成為保護她的護身符。此后，每年都要向上面加一枚銅錢。直到今天，她長大了，不再需要鎖的保護了，就用開鎖的儀式來慶祝她的成人。

按理說，每年村里需要開鎖子的小孩會在同一天完成儀式，不過今年只有她。我看到女孩和自己的朋友蹲在一張桌子下面。朋友是她的“陪罪”，意思是陪她從幼時的災禍牢獄中解放出來。

我問她，感覺怎么樣，結束后會不會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新的人？

“我也不太知道這件事情會有什么影響，爸媽讓我來，我就來了。”她說。在等待時，她蜷在桌下玩手機。

我沒有問過像這個女孩、像小申這樣的年輕人們是否喜歡那些儀式。我能確定的是，他們會跟著長輩做所有的事，無論是上香、燒紙還是磕頭。

他們畢竟仍屬于這個文化共同體，如果去問的話，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得到真實的答案。

尾聲

對魏玉波來說，鄉(xiāng)村生活是個新奇的體驗；反過來，兩個老外的到來，其實也給十里莊年復一年的相似儀式注入了一絲新鮮感。

小申覺得，自己“作為當地土生土長的一個孩子”，對十里莊的一切已經司空見慣，“如果沒有他們的問題，我也不會去思考春節(jié)這個過程。”

現在再回頭看老家的傳統時，小申其實很坦誠：過年的種種儀式，他只是根據小時候的習慣去做，“不是接受，也不是排斥。”

過年期間，法國朋友們不在家時，小申就“宅在屋里”。“如果沒有他倆的話，我也就沒有存在感了。”他笑稱。

沒什么人來找小申。他的哥哥離家近，與同鄉(xiāng)尚有聯絡；父親老申就更不必說，他忙著和其他長輩一起討論下一年的生活安排，該去哪里工作，什么時候開始種地。而小申則在北京呆了快10年，哪怕是一起長大的發(fā)小們，也已紛紛結婚生子，忙于新的家庭生活。

他覺得自己是個特例——畢竟，他已經不在十里莊生活了。但對于那些仍與村子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人——比如小申的哥哥——來說，他們會有意識地延續(xù)這些傳統。如果想要在集體里生存，就需要這些傳統和其他人保持聯系，成為“差序格局”中的一道波紋。

“否則的話，你會覺得沒有歸屬感，”小申說，“所以聽說要建祠堂時，大家捐錢都很積極。”

小申還沒怎么考慮過類似于“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要不要讓孩子參與家譜排輩”等問題。關于傳統的種種責任都被哥哥接下了，因此，他畢業(yè)后才有機會留在北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沒有我哥，也許我很早就會在老家找工作了。”

在他的生活中，家譜、宗族已經是偶爾才會出現的事物了。那些從小參與的儀式，哪怕沒有全部留下來，對小申來說，也并不要緊。

“如果傳統消失了，那證明我們不再需要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