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在讀博期間生育，往往是女性經過思考和規劃的結果。根據教育部2024年統計，全國博士研究生超過61萬，其中女博士占比接近50%，她們的平均年齡在26到30歲。而女性的最佳育齡、職場中的生育困境等因素，讓部分女性選擇同時承擔學生和母親的雙重角色。

剝開“成年人全都要”的爽劇外衣，博士媽媽們面臨的困境是瑣碎而具體的。她們要同時面對學術績效文化與母職期待的雙重壓力，“自我”夾在“讀博時鐘”和“媽媽時鐘”之間艱難掙扎，常常頭發上沾著奶漬寫報告，一邊抱著孩子哄睡一邊在腦海里構思論文框架。熬夜成為常態，學術時間被打散成“散點圖”，閉關寫作還可能被指摘為“不負責的媽媽”。

她們說：“沒有媽媽是不愛孩子的”，但她們也說：“好媽媽和好博士很難同時并存”。有人形容自己“被禁錮在用母愛、養育子女和家庭責任編織的金絲鳥籠里”，愛孩子，也從不后悔生下他，但從此滿世界的高飛成為奢望。

愛與愧、柔情與虧欠、甜蜜與焦慮，摻溶在博士媽媽的日常生活里。這是一場女性與社會期待、家庭責任以及自我身份之間，漫長的拉鋸戰。

并行的 to-do-list

博士錄取后第一次見面，導師問陳敏：“你不會要在博士期間生孩子吧？”陳敏笑了笑，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博一完成課程后，博二她一邊遠程做科研工作，一邊懷孕帶孩子。如今，她已經博三了。

“如果這個孩子我現在不生，以后可能就沒有機會生了。”考取政治學博士，是在工作三年后的事。等到畢業，陳敏剛好卡在高校引進博士年齡限制的“35歲”門檻。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博士們想在高校站穩腳跟，短則兩三年，長則五年，等到那時，懷孕的難度和風險都將大大提升。

在我國，女性讀博的平均年齡，剛好與大眾認知里最理想的懷孕年齡重合。兩重社會時鐘的疊加，是不少女性選擇在這個階段生育的原因。

高校導師對女博士生育的態度各不相同，有的在考博期間就詢問候選人的婚育狀況，將其作為“隱形篩選標準”；有的會明確表示不接受學生在讀期間懷孕生子；也有人跟陳敏的導師一樣，選擇默許。但總體來看，還是比職場上對女性生育的態度要相對寬容一些。

無論如何，“生與不生”始終是大部分師生都會溝通的話題。吳冰在自費申請日本博士的時候，兒子已經1歲半了。她坦誠地跟每位意向導師在郵件中溝通過自己的家庭情況，并認為這是女性學生的一部分責任，“畢竟家庭會占據你科研的時間”。

吳冰的畢業年齡也卡在35歲，因此對于每一個時間節點都格外看重，生怕有一個齒輪沒對上，讓整趟讀博的列車脫軌。剛到日本的實驗室，她發現周圍都是二十出頭的“小孩”，有的甚至比自己小將近十歲。為了能按時畢業，吳冰每天7點起床，8點多就到實驗室，中午也不休息，從周一工作到周六，直到在博一結束時達到發文章的KPI后才松了一口氣。

對于這群年輕的女性而言，“做媽媽”和“做博士”就像To-Do-List上的兩件重要的待辦事項。在此前的人生里，她們早已習慣將散射狀的時間聚攏成線、劃分節點，再按照輕重緩急安置任務。考試、結婚、生育......一項一項打鉤，期待組裝成普世認可的嚴絲合縫的人生。

發現懷孕時，黃欣正在備考博士。這一年，她將“備孕”和“考博”并行準備，并期待著總要完成其中一項大事。

孕期第11周時，黃欣發現自己“異常地流了一點血”，但那時恰逢一所高校的考博復試，她需要在兩天的時間里全盤推翻此前的研究計劃，提供新的研究設計。“要不要去醫院做檢查”，掛號、等待、做B超，一個上午就浪費掉了。“如果（孩子）出了事，我無法面對自己。”心里的天秤上“考博”和“生育”的砝碼相同，黃欣翻來覆去糾結，下不了決定。

后來她寫計劃書寫到凌晨，還是在手機上掛了第二天最早的號，獨自開車到醫院，在等候檢查的時間里抓緊看復習資料，卻怎么也看不進去。

后來，黃欣交上了新的研究設計，但還是沒能考上那所高校。她最后就讀于另外一所院校，現在孩子長到兩歲半了。黃欣有時回想起孕期那次檢查的猶豫，依然感到后怕。

“那一刻我特別想哭，但不知道能跟誰說”，家人肯定會說孩子更重要，朋友可能覺得考博重要，各方理由都足以開上辯論會爭論一番，這不是孰對孰錯的問題，黃欣是承擔后果的第一責任人，她只敢戰戰兢兢做平衡，不敢做取舍。

日復一日，博士媽媽們感受著復雜的處境。在原本理想的情況中，她們能夠既保有自我，又兼顧養育。剛懷孕的時候，陳敏和大多數人一樣，都覺得成為博士媽媽是一件性價比很高的事情，因為“什么都沒耽誤”。后來，她才漸漸意識到，“雙重收獲的背后是雙重的壓力與孤獨”。

真實的生活，漸漸地讓她們不再期待成為萬事兼顧的“超人媽媽”。

讀博和母職的雙重時鐘

每個博士媽媽都有一套嚴格規律的時間日程表，往往從早晨7、8點開始，一直計劃到凌晨，她們以這種方式把自己拆分成幾個身份。

陳敏的一天從早上7點開始，吃完早飯后開始讀書寫論文，11點半喂孩子吃飯，然后陪他玩一會或者下樓溜一圈。下午的時間再分給學術，17點到21點是陪睡時間。一天到這個時候，陳敏已經感到筋疲力盡了。

做科研的時候，她總是被頻繁地打斷，有時是孩子哭了要哄，有時是姥姥管不住他。學術時間就像散點圖，很難點動成線，線動成面。有的時候她一邊哼著歌一邊輕輕搖晃著孩子哄睡，腦海里還在構思著畢業論文的框架。

盡管已經升格為一位母親，但在拉緊發條的“博士時鐘”下，她只能全心撲在科研學術上。

兒子剛出生沒多久的時候，導師要求她交出一篇論文填補期刊的文章缺口。她熬了整整兩個通宵，最終把稿子趕出來了。

那時她正在坐月子，順產的撕裂傷口還沒完全好，因為哺乳不頻繁，再加上心情焦慮，她還患上了乳腺炎。醫生不讓久坐，讓她多走路或者躺著，但陳敏管不上了。

國內文科博士的學制為4年，一般需要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上發表文章、參與重大課題項目、完成畢業論文“鴻篇巨著”。雖然完成KPI的年限不短，但在日益以量化評估為指揮棒的學術市場中，每位博士都開始主動撥快科研時鐘快馬加鞭。

博一開學時，黃欣已經進入孕晚期。她挺著7個半月的肚子去學校上課、寫作業、做課題，晚上整宿失眠睡不著覺，只能中午坐在沙發上打一會盹。

失眠讓她總是昏昏欲睡，頻繁的檢查不斷擠占著時間。激素水平的變化讓她有時會毫無原因地忍不住流淚。時間、精力甚至是情緒狀態都因懷孕的變量改變，有時甚至失控。

那時她最奢求的資源，是“閑暇”。讀書、思考、探討、甚至漫無目的地感受，都是文科博士們的研究觸角。但當時間成了最稀缺的資源，她只能在緊迫的學術時間里疾馳，為流逝的時間深深焦慮。

在這樣的狀態下，黃欣只能強撐著把學業的基本任務做完，分不出精力深入地思考個人的研究方向。博一下學期她回到學校，驚訝地發現同學們都已經在發表論文了，深感“被狠狠卷到”。 

博士媽媽們遵循著這一套秩序化的“讀博時鐘”，只為在嚴密規定的時間節點順利畢業。但另一方面，她們要面對母職賦予的另一套“媽媽時鐘”。

中央民族大學的一項研究，通過對五所高校的13位博士媽媽深度訪談發現，在傳統家庭觀念和社會倫理道德的影響下，她們時刻被提醒著：求學期間，自己先是一位母親， 其次才是來讀書的學生。

大眾視野下，女性似乎伴隨著懷孕就自然而然接受了自己的母親身份，而細心的照護是一種天然的本能。但實際上，角色的內化需要更多時間，對于身處學校象牙塔的博士媽媽們來說更是如此。

為了更好的照護，陳敏帶上孩子一起住在父母家。兩個家庭的女性齊上陣，丈夫在休息時間兩地往返，當“周末爸爸”。

而平常，陳敏作為媽媽需要日理萬機，“每5分鐘處理的事情都不一樣”。刷牙、洗臉、換尿布都要管，穿多大碼的鞋，買什么牌子的衣服，牛奶和酸奶哪款性價比高、要提前多少天準備......樁樁件件，都是體力、記憶力、判斷力和意志力的多重考驗。

不僅管生活，也要管教育。孩子長到4個月，陳敏就開始給他讀書，或者趴著跟他一起看繪本。0到3歲是吃飯習慣的養成期，她一遍一遍教孩子，像大人一樣坐在椅子上，用餐盤餐具吃飯，“這是他從動物性轉到人性的過程”。

陳敏戲稱自己的孩子是“飯渣”，每次到飯點都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吃，姥姥也喂不進去，只能陳敏自己來。她端著飯走到孩子身邊，“媽媽吃一口，寶寶吃一口”，孩子就樂了，笑得眉眼彎彎張開嘴，一日三餐，每次都得耗上半個多小時。姥姥調侃陳敏：“你這讀的該不會是育兒博士吧”。

這種瑣碎的事項幾乎是學術的反面，政治學研究要提綱挈領，思考的視角要高屋建瓴。在科研工作和照護孩子之間反復橫跳，時常讓陳敏感受到精神崩潰。

跟陳敏一樣，留學之前，孩子主要由吳冰自己帶，喂飯、哄睡、換尿布一手包辦，偶爾由保姆阿姨帶出去玩。

入學之前，跨專業的吳冰急需在半個月內寫出一篇博士專業領域內的論文。那時她白天把孩子交給保姆，自己閉關書房潛心寫作，在吃飯時間出來給孩子喂飯。晚上7、8點哄孩子睡覺，帶睡到11點后，再回到書房寫作。

好幾次，保姆在清晨6點早起做飯，看到書房的燈還亮著。有天她對頂著黑眼圈出來吃早飯的吳冰說：“以前我還想讓我女兒讀研，看你這么辛苦還是別讀了”。

“博士”和“媽媽”，這兩種身份就像兩只鬧鐘，尖銳的鈴聲此起彼伏地響徹在她的生命里。這段高壓生活結束后，吳冰大病一場，還得了神經性蕁麻疹。但她無法停歇，也沒有停歇，馬上啟程去日本攻讀學業了。

在自己的房間里，找回自己

迄今為止，讀博兩年，吳冰總會面對這樣的質疑，“你都結婚生完小孩了，為什么還要出國讀博呢？”當聽到她說出：“我喜歡做研究，是自己想讀的”，對方往往會回復：“太不可思議了”，再配上驚訝的神情。

這樣的對話頻繁發生在親戚、朋友之間，但讓吳冰意外的是，日本科研圈的同事也會這么問。

吳冰身邊不乏女教授，終身不婚不育。但在日常甚至學術場景的社交里，只有吳冰她們這一類“特殊群體”的婚育情況會在對話里被標注。人們會專門介紹吳冰是一位“媽媽”——盡管她是整個實驗室同級學生里科研成果最好的人，就好像博士和媽媽好像是天然的一對反義詞。

剛被錄取時，導師對吳冰說：“你都有家庭還出國來上學，就更應該努力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她一開始覺得導師說得很對，但后來才意識到這更像是為了給她的工作量加碼鋪墊的“畫餅宣言”。

博二之后，吳冰的發表數量已經達標，她想把更多精力專注在畢業論文上，并分出時間回國看孩子。面對郵箱里導師持續不斷發來的項目文件，她曾多次委婉拒絕過超量的工作內容。但導師不斷在郵件里要求吳冰接下科研項目，有一次甚至鬧到了大使館。

幾番拉扯，吳冰已經心力交瘁，盡管各方面都已達到畢業要求，但她害怕跟導師鬧得太僵，在畢業論文審核上被“卡脖子”。

到了讀博后期，吳冰對周圍人的反應越來越敏感，有時別人的一句話、一個眼神都讓她忍不住多想。她發現自己很難開心起來，以前喜歡的美食都變得寡淡無味。在視頻電話里見到孩子，能讓她忘掉很多煩惱。但有的時候，她也會從丈夫那里聽到，孩子半夜又因為想媽媽哭醒了，這讓吳冰既焦慮又難過，學術上的收獲抵消不掉作為媽媽的內疚。

黃欣也曾經因為孩子的眼淚而感到焦慮，但一次偶然讓她開始嘗試克服這種愧疚，努力捍衛“自己的房間”。

有一天，孩子站在丈夫身前讓爸爸抱，正在工作的丈夫很自然地讓家人把孩子帶走。黃欣驚訝地意識到，丈夫可以輕易忽視孩子的情感需求而專心工作，但對自己來說，這是一件難以承受的事情。

孩子還小的時候，只要他開始哭泣，黃欣就忍不住放下手上的研究，沖出房門去抱他，學術工作因此被不斷地打斷。

這之后，她開始給學術和帶娃劃定更清晰的界限，8到9點陪玩，中午陪吃飯，每天保證5到6小時不間斷做科研。孩子拍打房門喊媽媽，她就對門外的孩子說：“媽媽看完書再陪你。”

說出這句話時，黃欣需要極力克制自己開門的沖動。作為傳播學的博士，她明白母職不是天然的，“媽媽覺得孩子沒了自己就不行”是父權制運作的產物，但與此同時，她也真實地感受到了和孩子之間的緊密聯結。

母親與孩子的情感是私人的，但生育中兩性的不平等卻是一個可以用知識去剖析的公共問題。對于這些知識女性來說，情感與知識的糾纏拉扯出了一種更復雜的境遇。很多情況下，她們對自己的處境有清醒的覺察，要做出改變，卻疼痛難免、答案難尋。

在這個過程中，與密密麻麻的時間表一同走向失控的，往往還有她們內心里自我的秩序。

陳敏的孩子在6個月大的時候，感染了一種血管炎。最嚴重的時候，醫生讓陳敏簽署過病重通知書，陳敏崩潰了，在打給導師的電話里，她也忍不住大哭。

她在那段時間暫停了學業，堅定地陪護治療。住院的時候需要母乳喂養，陳敏陪著搬到醫院去住，寸步不離守在孩子床前。

陳敏形容，那是改寫生命的節點。回想起坐月子期間趕論文的日夜，她覺得那樣“短暫將母職拋諸腦后”的心態不會再有。

平衡的天平開始傾斜了，陳敏想多照顧孩子一點，這在她看來，是一種“彌補”。

盡管她決心在照顧孩子上投入更多精力，但陳敏依然很想把畢業論文寫好，想在領域內創新，做觀點輸出。博三上學期定題答辯之前，陳敏搭建的論文框架被導師否決了，“你再想想，這個可能不太行”。

那時孩子正因為不愛吃飯長得又瘦又小，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陳敏還是很想把論文寫好。導師的話更在心里澆了一把油，讓焦慮的火勢越燒越猛。

行動派的她開始在時間表上找答案，設法壓縮睡眠“貸”走時間拼湊給學業和帶娃，近乎把自己逼到極限。但陳敏逐漸意識到，身體和精神都在與這種暴君行徑做對抗，她變得越來越難以起床，不愿意走出房門，甚至不想出去看看孩子。

有段時間，她把自己放逐在游戲里，當排位賽的音樂響起時才能感受到自己終于獲得了一段可以自主掌控的時間。她有時玩到凌晨4、5點，再焦慮地6點鐘爬起來寫論文，卻發現自己拼湊不起一點思路。最后，她不得不為學業和養育都摁下了暫停鍵。

站在崩潰的邊緣，陳敏放棄了掂量平衡，而是開始學著做一個“不完美的媽媽”和“不完美的學生”。等到再次回到校園后，她申請延后了開題答辯時間，有意識放緩日常生活的節奏，克制著自己在管理時間上的訓練有素。

值得慶幸的是，丈夫一直很耐心地聽陳敏的傾訴，也會在她缺席陪伴的時刻給孩子挑選玩具，做無糖吐司、奶酪棒，用冷藏袋包好周末帶回。那段時間，家里每個人跟她說過最多的話，都是“放心吧”。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陳敏開始有時間走出家門，去附近的咖啡館學習，為自己開辟出更為獨立的寫作空間。精神上，她也在維護“一間自己的房間”。有的時候兒子給她打視頻電話，她會說：“媽媽在看書，你要等我”，嘗試著“不再滿足他的所有要求”。

回想起本科時選修女性文學課，陳敏讀到過女人要想創作，必須有錢和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那時的她不以為然，覺得自己自由得像只鳥，和男人沒有任何區別。而現在才發現，屬于自己的房間完全是奢望的，寫作是艱難的，思考是很難實現的，但她也意識到自己深愛著孩子，對于生育，她并不后悔。

她還記得，在剛懷孕幾個月的時候，她躺在醫院的檢查室里和丈夫一起聽孩子的胎動。過了一會兒，丈夫說自己聽不見，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但陳敏卻分明聽見了。那一刻，她感受到這天然、強烈、復雜，又難以拆解的親密聯結——從自己身體的一端，連接起另一個嶄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