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一個月在廠里加班87小時后，23歲的許燕妮發帖吐槽：“世界上最大的騙局就是廠二代。”

帖子吸引了8萬網友圍觀，廠二代們紛紛訴苦，抱怨他們的父母如何像周扒皮一樣剝削自己。

“開奧迪的工人，開電驢的老板”并非戲言，這是許多廠二代的真實寫照。當00后被迫繼承家業，“歲月安好”從此都成為了幻想。

他們扛下了千萬虧空、頂住了親戚的指手畫腳，只為不讓父母的一生心血毀在自己手里。

每當許燕妮跟朋友介紹家里是開工廠的，就有人打趣：“那你豈不是富二代？”

許燕妮只能苦笑，這背后是只有廠二代才能知曉的苦澀。

她家里經營的是紙盒生意，工廠面積1000平米，有70多名工人，但廠子大部分收益都用于購買機器。一臺二手印刷機售價高達40萬，倘若手頭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機器，父母還要跟銀行貸款，因此自她有記憶以來，家里條件就不太寬裕。

與其說工廠是賺錢工具，不如說是吸金的無底洞。老家一同開廠做生意的長輩們，也基本都是負債累累。因為不更新設備，產品質量就比不過同行，無法滿足客戶要求，就會被時代淘汰。所以要想把工廠維持下去，就得持續砸錢更新設備。

除了購買機器，員工工資也是支出的一大部分。僅是2024年，許燕妮家的工廠發了將近700萬的工資，而作為繼承人的許燕妮每月只能拿四千塊錢。

于是就出現了一種詭異的現象：廠里的一些工人比老板有錢——他們開奧迪上班，而許燕妮只能開小電驢，想跟爸爸要一輛汽車代步，爸爸也會說：“沒錢，別想了，你媽開的車貸款都沒還清。”

外人看來，廠二代等同于富二代，靠著上一代人的財富積累，他們從小錦衣玉食，家中資產千萬，是不折不扣的有錢人。實際上，也不過是表面風光罷了。

來自東莞的00后廠二代藍萍，和許燕妮相差無幾。藍萍從小學開始，就在家里的工廠幫忙。每逢周六日、寒暑假，她便在廠里打雜，和流水線上的工人們一起打包裝。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一天工作12個小時，有時接了大單，年幼的藍萍甚至要跟著工人通宵趕工。

只有上了大學，藍萍才有機會出去玩

藍萍沒有童年。她不能睡懶覺，也不能出去玩，別的同學節假日都在游樂場、書店、步行街度過，藍萍就在流水線上當免費童工。她的記憶里，繞不開乒乓球拍、足球和飛盤這些自家生產的體育用品。

她家的廠子有20多個工人，只有她一個未成年。沒有同齡人朋友，藍萍總是一言不發地坐在工位上打包裝，長久以來，她養成了沉默寡言的習慣。

比起孩子的成長，廠一代往往更在乎他們的生意，也在生意上傾注了更多心血。

辦廠之前，藍萍的父母都在電子廠打工，每天工作12-15小時，有時趕貨，需要通宵加班，第二天才休息4個小時又去上班。

插件、焊接等工作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快準狠的操作，就算不加班，一天干下來，整個人也身心俱疲。更何況焊接過程還會產生一些刺鼻的氣味和煙霧，長期下來，呼吸系統也會遭受損害。

這樣的經歷讓藍萍父母覺得，當個打工仔根本看不到出路，索性自己籌錢、開廠當了老板。

廠子對父母而言，就像從小養到大的孩子，當后輩接班時，他們更擔心孩子會把工廠搞砸，因此對孩子有更強的控制欲。

許燕妮的帖子下，吐槽接班生活的廠二代們

藍萍的大學專業是商務英語，因為在父母看來，學這個將來可以幫著家里拓展海外事業，至于孩子有沒有興趣，他們從沒問過，反正畢業后都是要回來繼承工廠的。

許燕妮也沒能如愿報上心儀的醫學專業，在填志愿的時候，她徹底放棄了掙扎，選擇了父母推薦的電子商務專業。或許這也是父母對她學習最上心的一次。

她還記得17年前父母剛創業時，廠里不過10個員工，父母忙到完全沒時間回家，就把還在上小學的許燕妮托管到了老師家里，那時，她和弟弟的學費都是父母東拼西湊借來的。

許燕妮家里的很多親戚也都在工廠上班。她的堂妹從幼兒園起，就被父母放在廠里，折紙飛機逗自己開心，玩累了就蜷縮著小小的軀體，躺在廢紙堆上睡覺。

看著堂妹的睡顏，許燕妮發現，堂妹和小時候的自己好像。

廠二代的父母歷經了經濟發展的草莽時代，缺乏扎實的經管知識，全靠直覺把生意做了起來。

來自胡潤研究院和中信銀行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超60%的民營企業“創一代”學歷在大專及以下，并且傾向在臨退休時才考慮“接班”的問題。

他們留給子女的，往往是人員管理、財務虧空、經營轉型等數不盡的難題。許燕妮就是回家里上班，一點點磨平了身上的銳氣。

客戶是工廠的“衣食父母”，為了防止錯過客戶電話，許燕妮的手機再也沒有開過靜音模式。已經數不清多少次，早上六點，天蒙蒙亮，著急催貨的客人就打來電話，急促地手機鈴聲把她從睡夢中嚇醒。

起初，許燕妮被吵醒后，還會咒罵幾句臟話才接電話，幾次下來，她的起床氣徹底被消滅了。她迅速從床上彈起來，拿起手機清清嗓子，游刃有余地應對客戶的催促，一切都熟練得像個“成熟的大人”。

許燕妮在自家工廠的流水線上監工

時間久了，她發現罵人的客戶都算好對付的，最棘手的是那些擅長使用“心理戰術”的。

去年夏天的一個清晨，工廠的鐵柵門剛開，一位客戶快步流星地闖入，催促工人們打開機器趕貨。他走到流水線上，像考場里監考的老師般，來回走動，監督每一個工人干活。

平時上班，大家還會聊天、開開玩笑，但那天沒有一個人敢說話，氣氛十分壓抑，整個工廠只有機器運作的嗡鳴聲，和客戶穿著人字拖來回踱步的聲音。

許燕妮收到消息后，立刻騎著小電驢趕到工廠，強擠出笑臉問候，請他去辦公室喝茶。他瞥了她一眼，也不回應，只留著許燕妮原地尷尬。除了努力保持微笑，她不敢再多說什么。

后來，每次在出貨單上看到這個客戶的名字，許燕妮都緊張得直咽口水。

客戶催貨，至少說明他們還有付款的能力。等廠二代翻開父母留下的賬本，才真正體會什么叫焦頭爛額。

溫州很多工廠的客戶都會壓款，比如“壓三付一”，客戶到第四個月才給工廠支付第一個月的款項。可等到約定交錢的時候，客戶又會以他們也沒收到結款為由，拒絕給工廠付錢。

工廠是上游生產者，客戶是經銷商，經銷商再將工廠的貨物賣給下游散戶。散戶賣不出去，積壓貨物，沒錢支付給經銷商——環環相扣，導致最上游的工廠也收不回款項。

許燕妮家工廠的刀模

許燕妮也沒想到，自己當上了老板還能如此憋屈。每回上門討債，她都如臨大敵，把賬單發給客戶后，還得賠笑臉，哄著、求著他們還錢。

回想起學生時代，遇到同學欠錢不還，她二話不說就找老師和同學的家長，雙管齊下，逼著同學把錢還給自己。

接任工廠后，就不能再用對待同齡人的手段，去面對自己的“衣食父母”了。因為客戶們都有自己的圈子，如果工廠把客戶告上法庭，或是用強硬的手段要債，消息傳開后，會在圈里留下“難搞”的印象。

工廠靠客戶們互相介紹積攢客源，但這種靠人情維系的生意紐帶，也很容易令工廠陷入“外欠銀行債務，內收不回款項”的難堪境地。

許燕妮手上就有一個欠了他們家70萬的“大客戶”，由于每個月成交款項高，她的父母都舍不得放棄，擔心斷了這個客源又會給工廠造成新的損失。

許燕妮清算了一下，最久的客戶連續4年都沒付清過尾款，甚至還有客戶沒還上尾款就破產的。目前，她家的工廠還有約2000萬的尾款尚未收回。

與現代企業偏好引入職業經理人不同，在中國老一輩的創業思維里，血緣的效力要遠遠大于一紙合同。

藍萍父母的用人理念就是“任人唯親”——廠里的工人全是親戚，家族里五六十歲的長輩也在流水線上打工，晚上也都住在工廠宿舍里，每月輪休4天。

在藍萍眼里，這與其說是一家工廠，不如說是一個臨時湊出來的“草臺班子”，但就是這么個草臺班子，歷經疫情沖擊后，依然屹立不倒。

親戚們看著藍萍長大，也看著她回來接廠，“老板女兒”的身份讓她格外扎眼。長輩們每天就聚在同一張餐桌上吃午飯、嚼舌根，盯著藍萍的一舉一動。倘若她工作上有一點失誤，他們就會偷偷跟她的父母告狀，這種被人監視的感覺，讓藍萍苦不堪言。

而藍萍的父母又格外在乎面子。聽到親戚們數落女兒，他們就覺得很丟臉，認為一定是女兒哪里做的不對，才被人指責。所以藍萍下班回家，免不了再受到父母一通訓斥：“你這樣會讓親戚看不起我們的。”

不管藍萍如何辯解，親戚對她的指責，始終是父母心頭上的一根刺。老一輩人時時刻刻活在別人的評價下，也不斷加重女兒的焦慮和自卑。“討厭這個廠，連帶著討厭家里做的產品，所以根本不可能把它做好吧。”

舉家之力的打壓和貶低，徹底澆滅了藍萍做生意的興趣。畢業后，她只在家里干了三個月，就跑路去了廣州找工作。

月薪4500，房租1500，扣完伙食、通勤、水電費，身上沒有多余的錢，她突然理解為什么那些同為廠二代的高中同學們，每天都在群里發鏈接，讓她幫著“砍一刀”。

藍萍在廣州租的房子

和回家接廠相比，不少廠二代更向往打工。畢竟接廠就意味著要承擔工廠效益，所有工人的生計都壓在自己身上。

市場瞬息萬變，稍有不慎就會破產，這種無法掌控未來的不安定感，全都壓在了一個剛畢業的00后身上，帶來難以承載的精神壓力。這也是廠二代接班后，紛紛想要跑路的原因。

去年年初，大四的許燕妮還沒畢業，就回工廠接班了。工廠工作節奏飛快，作為新人，她不了解廠里的事務，也無人帶她上手工作，遇到難題，許燕妮只能自己摸索。

國慶節的時候，工廠正值旺季，超負荷的工作量，導致她頻頻出錯。從客戶到廠子里的技術工人，所有人都拿著一套專業的術語來問她，如果詢問父親幫助，還會換來一句嘲諷：“這都要我教你？”

工廠月休一天，許燕妮每天早上八點趕到廠，和大學趕早八沒區別，唯一的區別是，上學遲到不用扣錢。

她也不是有意要遲到。每天早上7點，打給她的電話就不停地響，其中一半都是客戶打來的。接廠一年下來，許燕妮手上已經發展了50多個客戶，微信里還有九十個客戶大群，“客戶幾點你幾點”，就是她現在的作息。

許燕妮曾提出居家辦公，父母卻以擔心她在家偷懶為由拒絕，遲到照扣工資。她試圖跟父母表達抗議，收獲的只有“經典臺詞”——“都是幫家里干活，什么不是你的？廠子都是你的，還要工資啊？”

許燕妮叛逆地跑去杭州找工作，她在辦公室里拍下到的日落

于是現在，許燕妮月薪5000元，每個月因為遲到就被扣700元。加上工作強度太大，作息時間紊亂，許燕妮的心態逐漸崩潰，她一氣之下跑去了杭州找實習，月薪也是5000元，每周雙休，同事也都是年輕人，氛圍很好。

然而這份她很喜歡的工作，家里卻很是看不上，罵她“掙個仨瓜倆棗的，你那工作有什么意思”。

這是許燕妮第一次離家出走。在工廠上班這一年，她已經離家出走三次了。第二次是在2024年6月，許燕妮返校拿畢業證，一想到自己連上4個月班，只休息了4天，她就很生氣，索性不理會工廠，和朋友們去西藏畢業旅行。

西藏與天堂無異，她在半個月內去了羊湖、珠峰、卡若拉冰川、布達拉宮、大小昭寺、納木錯。她認識了不少做“拉漂”的朋友，也想就這樣留在那邊，因為如果接手了家里的廠子，她就再也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了。

可父母的電話還是不停給她打來，說廠里忙不過來，快回家幫忙，一想到手上還有很多客戶等著她跟進，維系客戶不易，輕易放棄的話，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會前功盡棄。

最終，許燕妮的責任心打敗了她對自由的向往。

許燕妮去西藏旅游拍攝的照片

關于父母對這個家族工廠的理想與期望，許燕妮還從沒和父母認真聊過，但她能感受到，在她的老家溫州，辦廠創業算得上一種“風氣”。

現如今，溫州有9000多家年收入兩千萬元以上的工廠，算上所有小微企業，各類市場經營主體數量已經突破150萬戶。許燕妮的父母，也是靠著一股拼勁，在改革開放后的這波浪潮里站穩了腳跟。

“他們比較務實，所以很少會談理想這些，只講當下。”父母在該闖的時候辦下了這家工廠，從此一家人至少吃穿不用愁。如今，輪到許燕妮來接棒了，“感覺我們都是被時代推著往前走的流沙，也叫NPC。”

在許燕妮認識的本地接班人圈子里，她是唯一的女孩。無論年齡與性別、無論什么生意，大家似乎都是這樣，無數次離家出走，又無數次與父母和解。

于她而言，回家接廠更像是一道證明題，而非選擇。入廠一年后，她已經徹底適應了壓在肩頭的挑戰，“人生嘛，走一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