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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謝爾蓋·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和馬克西姆·德米特里耶夫的攝影記錄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羅斯截然不同的社會面貌。

謝爾蓋·普羅庫丁-戈爾斯基，《一群在格魯吉亞恰克瓦附近采集茶葉的工人》（Group of workers harvesting tea near Chakva in Georgia），1905-1915。

在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1917）前的幾十年里，俄羅斯帝國已經開始搖搖欲墜。20世紀的頭15年間，隨著羅曼諾夫沙皇尼古拉二世（Romanov Tsar Nicholas II，1868-1918，俄羅斯帝國末代皇帝，兼任芬蘭大公和波蘭國王，1894-1917在位，其生涯早期經歷了俄羅斯帝國經濟大崛起時代，可惜其經濟成果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毀于一旦，1918，尼古拉二世本人及家族被蘇聯紅軍士兵滅門）發動了與日本和德國的戰爭，俄國境內生產開始放緩并造成糧食短缺，人民見證了兩次重大工業危機和經濟崩潰。1917年的兩次革命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潮中到來，人們很快便推翻了君主制，導致帝國的解體和蘇維埃聯盟的形成。

在這場劇變來臨之前，兩位俄羅斯攝影師謝爾蓋·普羅庫丁-戈爾斯基（Sergey Prokudin-Gorsky，1863-1944）和馬克西姆·德米特里耶夫（Maxim Dmitriev，1858-1948）就因記錄沙皇統治后期的日常生活而聲名鵲起。盡管他們是同時代的人，但他們的作品對這片土地呈現出的則是非常不同的視角。普羅庫丁-戈爾斯基的圖像無疑是高清晰度且無比華麗的，以及他還拍攝了許多俄羅斯最早一批彩色照片。相比之下，德米特里耶夫描繪的農村景象則揭示了帝國大多數人的悲慘生活條件。這兩個人的檔案以及他們個人歷史上的差異，證明了俄國早期攝影既有被用作帝國主義的宣傳，也有作為紀實新聞的現實題材用途。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出生于穆羅姆（Murom，俄羅斯弗拉基米爾州的一座城市）的一個貴族家庭，曾在圣彼得堡國立理工學院（Saint Petersburg St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習化學，和在帝國藝術大學（Imperial University of Arts）學習藝術。后來，他迎娶了一位實業家的女兒，并成為岳父的執行董事會董事。在那里，他加入了俄羅斯帝國技術協會（Imperial Russian Technology Society，IRTS。1866年成立，匯集了當時俄羅斯帝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由政府教育部和財政部發起，并得到其他公共機構和行業的支持，該協會旨在通過新發明和新技術應用來進一步促進俄羅斯制造業和工業的發展），這是當時俄羅斯最杰出的科學組織，在那里他獲得了尖端的相機技術。幾年后，他成為了IRTS攝影部的主席和俄羅斯著名攝影雜志《攝影愛好者》（Fotograf-Liubitel/Amateur Photographer）的編輯。

這些享有盛譽的職位促使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可以為大公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Grand Duke Michael Alexandrovich，1878-1918）和皇太后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Dowager Empress Maria Feodorovna，1847-1928）以及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展示其攝影作品。沙皇非常欣賞他的作品，并委托這位攝影師記錄俄羅斯龐大的人文和自然景觀。從1909到1915年，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創作了10000多幅彩色照片，記錄了組成帝國的不同民族和地區，當時的沙俄帝國覆蓋了歐洲和亞洲近2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尼古拉斯為普羅庫丁-戈爾斯基提供了一間火車車廂暗房，在那里他可以通過在黑白曝光基礎上添加紅色、綠色、藍色等濾鏡來創建鮮艷的色彩投影。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為了教育學生們了解俄羅斯的各種文化及其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工業。這些圖像的質量，連同他們的原始構圖，創造了一種跨越階級劃分的視覺平衡效果，以自己的方式描繪了每一種社會生活方式的美麗時刻。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從斯維特小鎮俯瞰阿爾特溫》（General view of Artvin from the small town of Svet），1912。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在現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市場，拍攝的一名身穿傳統中亞服裝的瓜販站在他的攤位前，1912。

盡管它們具有獨特的特征，但這些圖像仍然讓人感覺非常舞臺化。在農民的肖像中，顯示了他們在一起擺姿勢并直視鏡頭，似乎通過審美的提升就可以超越他們的經濟地位 —— 這似乎是一種有尊嚴的貧窮。這幅烏茲別克斯坦曼吉特王朝（Manghit）的最后一位埃米爾賽義德·米爾·穆罕默德·阿利姆汗（Sayyid Mir Muhammad Alim Khan，1880-1944，布哈拉酋長國末代埃米爾，1910-1918在位，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中，最后一位對原蒙古帝國部分領土擁有統治權者，雖已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保護國，但他仍可于國內行使專制君主權力）的肖像，使用了與一幅撒馬爾罕（Samarkand，烏茲別克舊都）街頭抽水煙的平民肖像幾乎相同的構圖和顏色紋理。一幅引人注目的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俄國小說家、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和教育改革家）肖像，是在他去世前兩年拍攝的，照片展示了這位《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1867）的作者坐在田園式戶外環境中的情景。這張高分辨率的照片捕捉到了托爾斯泰手和臉上的每一處衰老跡象，這是1908年攝影技術的驚人成就。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俄羅斯農民女孩》（Russian Peasant Girls-retouched），1909。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穆罕默德·阿利姆汗》（Mohammed Alim Khan），1911。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撒馬爾罕街頭抽水煙的平民》（S chilimom. Samarkand），1905-1915。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列夫·托爾斯泰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Leo Tolstoy in Yasnaya Polyana），1908。

普羅庫丁-戈爾斯基的成長經歷讓他很快獲得了國家的認可，而德米特里耶夫更為卑微的出身讓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后者出生在坦波夫（Tambov，俄羅斯坦波夫州首府）的一個平民家庭，他從小依靠編籃子和為死者誦讀圣歌為生。盡管時間有限，他在學業上還是取得了優異的成績，15歲時，他成為了當時著名的俄羅斯攝影師納斯季科夫（M.P. Nastyukov）和安德烈·卡列林（Andrei Karelin，1837-1906）的學徒。在他們的工作室工作，他擴展了在開發攝影技術方面的知識，如：浸泡底板、暗房處理和修圖技術。

德米特里耶夫，《在盧科亞諾夫區普拉列夫卡村用餐的人們》（People dining in the village of Pralevka, Lukoyanov district），1891-1892。

1879年，德米特里耶夫搬到了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俄羅斯伏爾加聯邦管區和下諾夫哥羅德州的行政中心），開始拍攝日常生活的場景 —— 大海和風景、東正教和穆斯林的儀式、朝圣的僧侶和伏爾加河沿岸的工人。在完成這些作品之后，他前往巴黎并參加了一些群展。他拍攝的監獄建筑工人的照片在觀眾中引起轟動；一些人對照片內容持批評態度，另一些人則被他們的誠實所感動。回到俄羅斯后，他繼續拍攝非常規的苦難場景。他的專著《荒年》（A Lean Year，1891）記載了一個遭受歉收的小村莊。饑餓的農民衣衫襤褸，醫生和社會工作者在破舊的房子里正定量配給面包和照顧病人。

德米特里耶夫，《伏爾加地區杰亞諾沃村的勺子生產》（Spoon production in the village of Deyanovo, Volga region），1897。

布爾什維克革命影響了這兩位攝影師的職業生涯，因為蘇聯孕育了關于階級等級和政治藝術的新范式。德米特里耶夫在19世紀90年代的作品仍然是俄羅斯最早的新聞攝影案例，其中對階級不平等的視覺曝光改變了公眾輿論的看法，他一直留在下諾夫哥羅德，直到去世。與此同時，普羅庫丁-戈爾斯基在羅曼諾夫家族被處決后而失去了贊助資金，并在巴黎重新定居。

德米特里耶夫，《在下諾夫哥羅德的N.A.布格羅娃宿舍樓前打架》（Fistfight in front of the rooming house N.A. Bugrova, Nizhny Novgorod）。

德米特里耶夫的照片早于西方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 in the West，1896-1932），當時攝影幫助推動了工業化所必需的強大的社會改革。普羅庫丁-戈爾斯基避免了農民生活中那些更為陰暗的景象，轉而推廣更多沙皇的帝國主義宣傳，這解釋了他的圖像為何如此完美。這感覺就像是當今企業媒體運作方式的一個深刻寫照，其中漂亮的形象可以取代對階層不公更有意義的批評。它也代表了攝影如何繼續在藝術市場中發揮作用，將一種痛苦的形象用適當的風格賺取一大筆錢。

今天，普羅庫丁-戈爾斯基仍然是一位彩色攝影的幻想家，符合西方偶像的所有標準，而德米特里耶夫則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順便說一句，美國國會圖書館（US Library of Congress）在1948年獲得了普羅庫丁-戈爾斯基的完整圖像檔案，而德米特里耶夫的作品在網上幾乎找不到了。德米特里耶夫作為20世紀社會改革者的先驅卻沒有更出名，這似乎很奇怪，但蘇聯先鋒派（Soviet avant-garde，在俄羅斯帝國時期和蘇維埃時期繁榮興起的現代藝術浪潮，大致時間段為1890-1930。這個時期包含了很多獨立但又有千絲萬縷聯系、蓬勃發展的藝術運動。主要有至上主義、俄國未來主義、構成主義、立體未來主義、新原始主義等）很快就會在風格和內容上超越這兩位攝影師，將藝術媒體的聚光燈一頭扎進一個新的時代。

德米特里耶夫，《謝爾加奇區卡多姆卡村韃靼人索洛瓦托夫的房子》（House of Tatar Solovatov in the village of Kadomka, Sergach district），1891-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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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ABAGo”藝術主理人快樂大胖原創，不可轉載或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