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經濟學中，貨幣為金銀實物，它來自挖掘，屬于內生，不需要還本付息，沒有給系統帶來債務，貨幣保持中性，經濟循環只有實物循環，生產的目的為實物利潤，薩伊定律、均衡論成立，決定產出的是供給側的生產函數，它包含了全要素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之爭，形成斯密微觀私有與馬克思宏觀公有的持久對立。

要素貢獻與勞動貢獻都屬于成本投入，如無需求，則只能倒河炸掉，于是經濟學轉向需求側的效用價值論，但這次轉向并不成功，因為消費者效用是主觀的，無法統一量度。

馬歇爾將客觀的企業利潤與主觀的消費者效用調和起來，形成現行的微觀經濟學主干，但它是不倫不類的。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從貨幣入手，指出流動性陷阱的客觀存在，認為薩伊定律不再成立，反對均衡論，主張投資乘數救市，形成宏觀經濟學的主體框架，然而其消費函數需要糾正，投資乘數忽視了債務累積，這導致了該學派的不徹底性。

弗里德曼主張貨幣最重要，但其長期無效的觀點又否定前者，而將M2視為貨幣供應量則是微觀錯覺，世界大多國家已拋棄M2。

薩繆爾森企圖彌合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的裂痕，結果還是兩張皮。

其后的預期主義、真實周期論、DSGE、后凱恩斯主義則因背離了主題而只能披上高等數學做稻草人。

中國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說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與大一統的計劃經濟，不爭論且果斷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市場經濟的內在不穩定痼疾也岀現了，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這表明，傳統經濟學對經濟的重大風險缺乏正確認識，尤其是債務導致的金融周期，典型如大蕭條與次貸危機、歐債危機。傳統經濟學流派紛呈，缺乏統一邏輯，忽視貨幣，有的完全沒有貨幣循環，有的即使有，但也只是片斷，整體停留于央行前的實物經濟時代。外部性、競爭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無法解釋不穩定性，外部沖擊說又歸于虛無論。現實需要對爭論岀真知，時代呼喚經濟學的根本性變革。

新宏觀指出，央行出現后，貨幣由內生轉變為外生，貨幣循環出現，且主導實物循環，央行通過基礎貨幣控制商行，商行通過現金流量表、利潤表、資產負債表控制企業、居民、政府，從而建立央行的統治，生產的目的轉變為貨幣利潤。技術進步改變的是產品形態，可以增進消費者滿意感，但它在創造新的需求的同時，也消滅了舊的新的需求，因此，技術進步在宏觀上不會創造貨幣利潤，但可以實物利潤增加，之所以企業競相新技術，在于它可以提高收入占比使對手虧損。

新宏觀創建產業樹模型，追蹤貨幣循環，得出頂級企業投資必然虧損，修正凱恩斯的消費函數，重定弗里德曼的貨幣流量與流速，區分消費存款與儲蓄存款，推岀月度GDP公式，即貨幣流量是遞減的，而其累積的債權與債務卻是遞增的，當其趨于零時出現流動性短周期，當其小于累積債務的利息時，也即龐氏融資，出現債務性長周期，這就實現了金融周期的過程量化，找到債務周期的根源在于貨幣發行帶來的基礎債務與貨幣運行中因儲蓄借貸導致的債務累積。2019年1月15日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的數據警示，2018年全球債務升至244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的318%，它嚴重阻礙了貨幣循環，而貨幣循環又阻斷了實物循環，導致生產要素相對過剩，故債務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阻力。

市場經濟內在不穩定的根源在于債務拉動，它需要周期性地清算以降低債務成本，美日歐老牌市場國家的增速逐步遞減，債務累積與周期性清算迫使企業向外轉移，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微觀活力全面迸發，具備了產業承接的深厚基礎，且經濟規模尚小，順差拉動可以補償貨幣利潤的不足，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美國的逆差加劇，債務拉動不堪重負，次貸危機爆發，中國轉而依賴內需，也即債務拉動，結果經濟增速逐步放緩。

實物循環與貨幣循環的區別：實物循環投入一百斤糧食，可以生產岀一百二十斤糧食，貨幣循環投入一百元，收入還是一百元。其間創造的M2為債權，并非為貨幣，如同創造的消費一樣，都是歷史記錄。

在地主時代，勞動剩余物一一土地、糧食、布匹、木材等直接為財富，不需要賣出。

但在當代，勞動剩余物必須賣出換成錢，以還本付息，否則將被銀行催債。

地主生產是先投入人力與物力，但現代生產是先投入貨幣，而貨幣又是借來的。問題是，貨幣的生產只有央行一家，這就是通縮與負利率的原因。

實物循環事關實際GDP與實物利潤，貨幣循環事關名義GDP與貨幣利潤，消費者關心前者，喜歡通縮，經營者關心后者，歡迎通脹。因為前者決定消費者效用，包括商品種類與品質，后者決定會計核算，包括現金流、債務清算、資產估值、稅收繳納、利潤分配等。消費需求依賴于居民收入，居民收入依賴于企業，企業命運取決于財務報表，尤其是現金流，現金流歸屬于貨幣循環，即貨幣循環主導實物循環。

傳統經濟學存在的普遍錯誤傾向：輕視貨幣循環，高估實物循環，認為實物產出等價于經濟增長，該觀點停留于實物經濟時代。在央行后的貨幣經濟時代，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充要條件是實物利潤與貨幣利潤同步，它需要消除兩大債務根源，且補償貨幣利潤，而目前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并沒有達成該要求。

貨幣政策的本質。當企業沒有意識到宏觀投資必然虧損時，在利潤表誤導下，積極借貸投資，根據月度GDP＝M*（1一S*D）^（N一1），（其中，M為基礎貨幣、S為儲蓄率、D為法定準備金率、N為月度序數），GDP流量遞減，貨幣流量趨零，為避免死寂，貨幣主義通過量寬M、降息以降低S，降低D，避免流動性危機，結果即為流動性短周期，其形狀為鋸齒形。

財政政策的本質。當企業集體意識到宏觀投資必然虧損時，紛紛拒絕借貸，結果儲蓄囤積銀行，相當于法定準備金率D為1，月度GDP公式退化為投資乘數，GDP衰減顯著，貨幣主義失效，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問世，它使政府出頭借貸，修復了儲蓄=投資的借貸鏈條，GDP不再嚴重衰減，但政府累積了債務。平衡財政下的減稅必減支，企業收入隨之減少，影響中性，故對降成本效果有限。

明斯基時刻。當累積債務*利息>GDP*增量時，債務人借新還舊不可持續，龐氏融資暴露，銀行停貸，企業倒閉不絕于耳，債權人集體恐慌，要求債務清算，銀行被擠兌，債務危機爆發，明斯基時刻來臨。

債務貨幣化造成新平庸。央行被迫無限量寬救助，企業減產保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由于投資減少，就業機會同步減少，導致消費減少，企業收入減少，于是企業不得不再次減產；過剩資本炒作大宗原材料與房地產，消費不足頑固存在，于是陷入長期滯脹（參見《新宏觀 | 市場經濟的共同宿命：滯脹》）與蕭條交替的新平庸。

新平庸讓傳統的宏觀調控失效：緊縮則加劇債務危機，加劇蕭條；寬松又鼓吹資產泡沫，加劇滯脹。于是企業外移，本國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速長期低迷，國家逐漸衰落，創新的解決方案成為現實要求。

私有與公有的爭論持久而激烈，它在國家層面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在思想觀念中，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沖突一刻也沒有停止。然而極端的私有與公有都是不成立的，取長補短，中庸為上策。

極端私有，尤其是央行私有，社會沒有公共品，債務累積無法根除，債務周期肆虐，逼迫生產力倒退，造成社會財富巨大浪費，社會成員極端利己原子化，社會缺乏凝聚力而分裂。

極端公有，個人創新求富動力不足，缺乏自立能力，社會供養負擔重，社會僵化不前。

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與社會財富的累積程度決定了混和所有制存在的長期性。

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既有社會主義成分，也有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性，即經濟周期導致的內在不穩定性，需要直面應對。

順差拉動的優勢是彌補了最終需求不足，但它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需要進行優化。新宏觀的儲備需求方案替代順差拉動，即央行購買公益品，帶動儲蓄購買公益資產，典型例子為養老金購買京滬高速資產，央行支付通行費，社會全部車輛免費通行。

中國央行屬于社會公有，其產品——貨幣為社會公共品，央行增發貨幣為社會的負債，它的償還不是回收貨幣，而是將購買的公益品讓社會免費使用。隨著免費公共品比例的擴大，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馬克思的宏觀公有得到體現。

儲備需求解決方案補償了貨幣利潤，消除債務長周期，保障社會財富可持續增長，走向共同富裕，實現人類經濟自由。

根據月度GDP公式=M*（1一S*D）^（N一1），

當S=1時，月度GDP=M*（1一D）^（N一1），則周期GDP=M/D，也即貨幣乘數；

當D=1時，月度GDP=M*（1一S）^（N一1），則周期GDP=M/S，也即投資乘數；

當S=0或D=0時，月度GDP=M，則周期GDP=M*N，也即費雪公式；

因此，月度GDP公式將三者統一起來了。

但是，S=0、1，D=1都是不符合現實的假設，故月度GDP公式使經濟學接近了現實。

凱恩斯主義的本質為投資乘數，并非IS-LM模型。因為投資乘數的內涵為正反饋，即投資越多，收入越多，而IS-LM模型的內涵為負反饋，即利率越高，投資率越小，收入越少，利率變低，利率均衡。希克斯本人在提出IS-LM模型數十年后對自己的模型提出質疑：“IS基于流量，而LM則為存量”，“這兩條曲線不應該被放在一起……把它們畫在同一個圖表里沒有任何實際的經濟意義”。但在希克斯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模型已經深入人心了。由于希克斯本人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背書，這個模型已被奉為圭臬。

貨幣乘數與費雪公式可歸于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因此，月度GDP公式在經濟分析工具上統一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

儲備需求解決方案在經濟思想上統一了斯密微觀私有與馬克思宏觀公有。

斯密、馬克思、凱恩斯、弗里德曼是經濟學的四座高峰，新宏觀將其統一起來，站在了巨人之肩。

作者簡介：張二寅，山東寧陽人，現居天津。中國社會科學院MBA，國際財務管理師（IFM），第一經濟首席宏觀經濟學家。當代宏觀經濟學者，主要從事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控制論等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新宏觀創建者，儲備需求倡導者，指出儲備需求為第四大需求，它實現了對消費不足的價值補償，是擺脫經濟危機的根本路徑。專著《新宏觀主義》，中國經濟出版社，2014年7月。合著《草野集--中國經濟再出發》，新華出版社，2016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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