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西游記》的都知道，這部魔幻現實小說描寫的便是唐玄奘受唐朝皇帝委托到西方取經的故事，其中唐玄奘不僅是一名僧人，還是唐朝皇帝的義弟，可見此時唐朝皇室與佛教的關系還甜得跟初戀一樣，那么為何到了唐武宗時，卻一點不念及這往日恩情，對其痛下狠手呢？

知識精英分子排外意識的助推

唐朝素來留給大家的都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朝代，殊不知只有當你足夠強大的時候，才會有足夠的姿態去“開放”和“包容”其他文化，縱觀整個唐朝，其最為開放的時期正是集中于唐朝最為鼎盛的貞觀之治、武周之治和開元之治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文學詩歌所體現出的大氣磅礴和探險精神都反映了這一點。

但安史之亂之后，唐朝國力急轉直下，朝廷將主要的焦點放在了對國內的治理上，無暇他顧域外事務，在這種環境下，唐朝知識精英分子的思想日趨保守，甚至開始出現排外意識，但實際上此時的唐朝皇室對于佛教依舊持開放態度。

例如在公元818年時，上萬人在帝都聚集起來奉迎佛骨舍利，這枚舍利會被奉迎在帝都中的寺廟進行展示，當時的唐朝統治者唐憲宗在塔樓之上親眼目睹了這一盛大的場景，為之震撼之后，便下令宦官將佛骨舍利拿到宮中以便親自驗看。唐憲宗的這一舉動充分展現出了唐朝皇室在安史之亂后對于佛教的態度依舊較為開放。

但此時朝堂之上的知識精英們卻不這么認為！唐朝大文豪韓愈便在得知唐憲宗的這一舉動后，在一封名為《論佛骨表》的奏折中這樣對佛陀進行描述：“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將其比喻成了周邊蠻夷之人，并在文中質疑皇室參與佛教事務的行為，稱這有可能會縮短皇帝的壽命。

韓愈的這封奏折充分表露出了作為唐朝精英知識分子的排外意識，這封奏折雖然在當時并沒有改變唐憲宗對于佛教的態度，但是卻成為了唐朝儒教知識分子與外來佛教關系的里程碑事件，佛教的地位第一次在朝堂之上受到了公開質疑。

與朝廷爭利是根源

到了公元840年的時候，即唐憲宗之后20多年的時間，唐帝國對于佛教的態度突然轉向，變得日趨嚴厲，最終痛下狠手轉向打壓。

這期間以韓愈等為首的精英知識分子雖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卻不是根本原因所在，與朝廷爭利，才是佛教招來sha身之禍的根源。

按照唐初所建立的賦稅制度，貴族、大地主和佛教寺廟享受有賦稅優待政策，在這一優待政策的框架下，唐朝各地的佛教寺廟經過上百年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寺產，這些寺產全部不在稅務計征范圍。不僅是寺廟的寺產占據了唐朝很高比例的免征稅額，寺廟不斷壯大的僧侶數量也減少了唐朝的人丁稅。

當然上述問題在貴族和大地主之間同樣存在，但柿子挑軟的捏，在解決朝廷的銀根問題上，此時風光不再的唐帝國依舊只能采用此種手法。

在唐憲宗時期，唐朝的知識精英分子試圖對舊有的賦稅制度進行改革，其中便有建議對貴族、大地主、寺廟的優待政策進行調整和取消，但是這些改革建議遭到了貴族、大地主等既得利益者的堅決反對，改革最終流產。

到了唐武宗時期，唐帝國的中央財政狀況每況愈下，難以直視，賦稅改革的議題再次提上了朝堂。

這次唐武宗要的是“快、準、狠”的解決自己的財政危機，于是在憲宗時期設計的原本用來針對“貴族、大地主、寺廟”三家的財稅改革政策，變成了單獨針對“寺廟”一家。

實際上，在唐憲宗之后，唐武宗之前，單獨針對“寺廟”賦稅手段已經啟動，只不過顯得隱晦、不直接而已，措施上也不那么激烈。

到了武宗時期，針對寺廟的整套賦稅政策開始出臺，處于對改變財政危機的亟需，這些政策的落實也變得更為迅速。

武宗一朝，通過取消寺廟和僧侶的免稅特權，共計沒收了近5000座寺廟的財產，這些財產包括地產、金銀銅佛像等，同時迫使40多萬僧侶和寺廟奴仆還俗，成為唐帝國的普通納稅人，帝國的人丁稅得到提升。

武宗對待佛教的態度雖然在歷史上受到了部分質疑，在佛教看來這更是一場災難，但在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看來，這是朝廷改變財務危機的唯一可行的有效手段。

5年后，唐宣宗對這一政策按下了暫停鍵，從目前所存的資料已經很難看出這項政策對于改善唐帝國的財政狀況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這絲毫不影響唐朝之后的數個王朝，在面臨財政危機的同樣情況時，周而復始的重新啟用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