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倫特思想中，有一個核心和動力，無論從哪一時刻、哪一角度去考察，都會在幾乎所有她的著作和言論中，發現她對“極權主義”思考的結果，而這些結果，都有著一個同樣的源頭，即阿倫特本人在二戰期間的經歷，以及為她贏得學術聲譽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這本1951年出版的作品，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觀點——“極權主義”，是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與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或孟德斯鳩所描述的“共和制”、“君主制”、“專制主義”都有著根本意義上的區別，是一種完全建立在恐怖與意識形態虛構之上的，致力于毀滅性的不斷運動的政體。

這種觀點，打破了以往人們將“極權主義”看作是君主制或專制主義的暴政下發展出來的一個新的階段的那種懶惰式的想法，由此也將極權主義當作一種特殊的現象，置于世界范圍內、歷史范疇中去考察。下面我們就從這本書的背景、思路和主要內容幾個方面來進行一個粗淺的解讀。

寫作背景：理解而非解釋歷史

對于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書，阿倫特在初版序中是這樣開頭的：

“一代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系列局部戰爭和革命從未間斷過，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條款，勝利者也未得到休養生息，卻以預料剩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告終。這一等待的時刻就像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靜。我們不再期望最終能回復那種舊世界秩序極其一切舊傳統，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們重新統一團結；他們被扔進由戰爭和革命的暴力產生的混亂之中，而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們看到同一種現象在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和全然相異的環境里發展——精神上的無家可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漂泊無根的心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而在阿倫特的觀察中，戰后的時代里，人們似乎分裂成兩種類型——“一種人相信人無所不能（他們認為，只要懂得如何組織群眾，那么一切都將是可能的），而另一種人則認為，他們生命中的主要經驗是無力感。”

對此，阿倫特講出了她寫作的背景，“本書寫作背景就是針對這兩種魯莽的樂觀和輕率的絕望態度。我認為，進步（progress）和毀滅（doom）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都是迷信的見解，而不是信念的結果。”

有了這種針對性的目標，阿倫特寄希望于一種洞察，“我相信應該有可能發現一種隱形機制——我們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傳統因素根據這種機制都融入一種沉淀，使一切都顯得失去具體價值，而人類卻無法靠理解能力來辨認它，也不能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屈從于唯一的解體過程，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因為它不僅假設了歷史必然性的虛假輝煌，而且也使除它之外的一切都開始顯得無生命、無血色、無意義，而且不真實。”

阿倫特并不幻想去構建一種理論去解釋，她更愿意做的是促成人們的理解（comprehension），“理解并不意味著否定暴亂，援引先例來演繹史無前例的事實，或用類比和概括解釋現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現實的沖擊和經歷的振動。相反，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擔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她的目標就是在對于特殊歷史現象進行理解之后，給人們以足夠的勇氣和力量，來面對未來可能的挑戰。“我們不能再接受過去好的部分，簡單地稱之為我們的傳統遺產，只拋棄過去壞的部分，簡單地認為它是一種已死的負擔，會被時間埋葬在遺忘中。西方歷史的潛流終于浮上了水面，取代傳統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這也就是為什么想逃避嚴酷的現在，懷舊地躲進對仍然原封不動的過去，或者在遺忘中預先奔進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一切努力終將流于徒勞。”

核心思想：“極權主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在深入之前，首先必須要先明確一下“極權主義”到底是什么。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在《韋氏國際英語大詞典》中，有如下解釋：

a：被視作一貫正確的獨裁統治者或統治集團的中央集權控制，尤指：專制政治；

b：作為國家公務員的人的政治概念：集體主義。

而在阿倫特的概念下，“極權主義”的內涵又有了如下的擴展：

1、“極權主義政權”只嚴格地指希特勒執政時期的納粹德國政權和蘇聯的斯大林肅反時期（由于這本書初版于1961年，所以這種嚴格的限定應該只是限制在出版日期之前的所有政體的考察中）；

2、極權主義政府的出現，只是西方文明內部產生的現象；

3、極權主義起源于大眾，潛在地生存于每一個國家，極權主義的政治根源在于一切政治制度；

4、極權主義以統治全世界為目標，它實行“組織上國際化，意識形態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因此最后走向帝國主義；

5、一切意識形態都包含了極權主義成分。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進行思考的一切前提，都是在于將其看作是一種獨特的政治形勢和歷史現象，“我在本書中論述的關鍵問題是，極權主義政府同專政與暴政不一樣，在它們之間劃分區別的能力絕不是可以安心地留給理論家們討論的學術問題，因為全面統治是唯一一種使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們很有理由嚴格地使用極權主義這個詞。”

她將極權主義與顯而易見的那些政治概念分開，“極權主義政治遠非單純的反猶主義或種族主義或帝國主義，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種意識和政治成分，直至實際現實的基礎完全消失為止……”

在這樣的前提下，阿倫特通過考察極權主義政體及其核心制度——“集中營和滅絕營”，得出了一個更驚人的結論，即恐怖不是極權主義政體的一種手段，而是它們的本質。一旦掌權，他們并非屠殺政體本身的敵人（這些人在極權主義取得大權的過程中就已經被清除了），而是屠殺全然無辜的人（猶太人、吉普賽人、知識分子、富農等等）。

極權主義政體不僅僅是殺死人們，并且是首先摧毀他們獨特個性與行動能力。“全面權力只有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才能被實現和維護：這個世界是一個只有條件反射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哪怕是一絲自發性的世界，它只是一個木偶的世界。確切地說，正因為人類的稟賦是如此偉大，除非他成為一個只有動物屬性的人，成為一個標本，否則他不可能被完全支配。”

而這種對于無辜群體精神上的摧毀和身體上的全面清洗根據的是某種假定的自然或歷史法則，那些法則將一切歷史的發展都化約為種族或階級的戰爭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實在”。這些自然或歷史的法則，就潛藏在所有的意識形態當中。

意識形態——以一個觀點為基礎的思想體系，其力量足以吸引和說服大多數人，其范圍能引導他們的各種經驗和現代生活的情境——總是宣稱擁有解說歷史的鑰匙，或者擁有關于一切“宇宙之謎”的答案，或擁有對隱秘的宇宙規律的新知，假定這些規律在統治自然和人。

“在人類信念的艱難競爭中，很少有幾種意識形態能夠贏得足夠的名聲，而且只有兩種能達到頂峰，擊敗其他各種。其一是將歷史解釋為階級之間的經濟斗爭，其二是將歷史解釋為各個種族的自然混戰。”阿倫特將兩種盛行的意識形態概括為種族思想和階級思想，前者有著國家傾向的表現，持有這樣信念的人，認為必須要為民族戰爭做準備，而相信后者的人則有著國際傾向的表現，通過打響國家的階級內戰進而發展為全球化的階級戰爭。

而這兩種意識形態，恰好就對應了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前者強調一種種族戰爭背景下的德意志民族勝利的歷史必然性，而后者利用階級斗爭的理論，描繪出無產階級終將獨占舞臺的人類共同命運。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支配下，那些陷入絕望和虛無的人們得到了“關于過去的全部解釋、關于現在的全部知識和關于未來的可信預見”，而與此相比，那些現實的體驗則變得無關緊要。意識形態的邏輯替代了自由思考，引導人們剝奪了自己的個性，融入到全面支配的非人格化的運動中。

正是由于這種邏輯，也決定了極權主義必然需要一種不間斷的、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運動式的行動，才能保證對大眾的不斷卷入，一旦運動停下來，大眾得以喘息的間隙，反思性的理智就會重新占領人的頭腦。

所以極權主義維持了一個龐大的運轉機器，“人們依據常識認為，既然大眾柔順入羔羊，那么這個恐怖的巨大極其就應該是多于的；如果極權主義統治者能說實話，那么他們會回答說：這個機器在你們看來是多余的，只是因為它用于將人們變成多余的人。”

憑借著意識形態、恐怖的政府機器以及不間斷的運動，極權主義剿滅了人的個性、打掉了現狀的合法性，導演了一場永無休止的、殘酷而試圖毀滅一切的斗爭。他們的任務非常簡單直接，就是加速自然或歷史的鐵律的推進。

但也正是如此，極權主義這種席卷一切、毀滅一切的特征本身也蘊含著消滅自身的力量，極權主義自己就是一種悖論——一旦沒有什么可以消滅的時候，它就只能消滅自身了。這也就是極權主義無法長久持續的核心原因，但并不能因此而小覷，畢竟它帶來的巨大的毀滅性，足以彌補存在時間的短暫。

這就是阿倫特所描繪出來的極權主義的特點，但在此之上，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即這種極權主義的政權為什么會上臺，以及西方文化為什么會孕育出這種病態。這就要深入《極權主義起源》的細節當中。

論述思路：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

雖然說阿倫特強調極權主義就是特指歷史上的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但由于其個人經驗以及相關史料問題，《極權主義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考察納粹德國。而要理解納粹德國，就必然繞不開“大屠殺”。

所以阿倫特對于唯二的極權主義樣本的分析，就是從“大屠殺”開始，她首先問的是，為什么是猶太人？所以《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第一部分寫的是“反猶主義”；在考察了被害者之后，她又將目光轉向了施暴者，也同樣問了一個問題，極權主義在成為極權主義之前是什么？或者簡單的說，極權主義是如何被孕育并誕生的，這一部分阿倫特命名為“帝國主義”；最后一部分的內容顯而易見，就是對“極權主義”本身進行考察。

阿倫特認為，“反猶主義是一種世俗的19世紀的意識形態”，猶太人同異教徒之間的差異是種族根源。反猶主義興起于19世紀中葉，基督教同猶太教之間的敵對因素造成了暴力沖突，而猶太人被動地在基督教迫害下受難，反過來造成了猶太教的殉道觀念和加深了他們關于上帝選民的觀念。猶太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其生存就取決于自愿的隔離狀態。

正是由于猶太人無家可歸和失去根基，才使現代反猶主義在傳統的民族主義衰朽時生長起來，成為德國納粹意識形態的根源，而其政治基礎，是由于歐洲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民族國家制度及其權力失衡引起的。明顯的反猶主義頂峰發生在猶太人在公共事務中喪失了作用、只剩下金錢和財產的時候。他們掌握著財富，但是喪失了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

猶太人可以說是在歐洲沒有民族國家支撐的最大的民族群體，他們獨特的宗教觀念以及在銀行領域的壟斷地位，比如希特勒執政時，德國銀行金融業全部被控制在猶太人手里已經100多年，再加上歐洲一直以來的反猶傳統，就會讓猶太人成為一種“完美受害者”。

當然，阿倫特并沒有得出猶太人作為受害者只是種種歷史偶然疊加的結果。她轉向對猶太人群體，認為他們也需要承擔政治責任。同時，猶太人因為種族以及秘密參與全球權力運作而成為了一種無根的共同體（猶太人的財產，在歐洲一直是不同政權的背后力量之一，仿佛他們總是在密謀做些什么，另外流傳在各個國家關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傳說也印證了一些問題）。

早期反猶主義者因此而畏懼猶太人，但納粹將這個種族視為一個競爭對手，一個可供效仿的模板和一個必須超越的對象。對他們來說，“猶太人在沒有國土、沒有國家的同時保持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他們是唯一看起來已經以種族形式組成的政治體。現代反猶主義不僅想將猶太人從世界上抹去，而且想模仿他們賴以組織在一起的那種力量。”

而反猶主義除了給猶太人帶來大屠殺之外，還帶來了一種反抗，或者說對于無根性擺脫的愿望——猶太復國主義，這也就成為戰后以色列建國必要性的源泉。

如果說反猶主義為納粹提供了種族競爭的意識形態內核的話，那么帝國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則實質性的為希特勒準備了實現其瘋狂夢想的現實環境。

西塞爾·羅德斯說：“擴張就是一切。”帝國主義的中心政治觀念就是將擴張當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標，為了本民族的利益起見，特別野蠻地剝削海外屬地。從1984年到一戰前，歐洲過剩的資本造成本國范圍內無法再找到有效的投資場所，這也就催生了資本向海外的擴張和帝國主義的誕生。

資本擴張是帝國主義的外部表象，殘忍的剝奪是其手段，而不斷進步的概念則是其思想的內核。而這里的進步并不是所謂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而是資本的不斷增值、社會物質的不斷積累，是一種“異化”的物的進步觀念。進步，也同時隱含了一種歷史的或自然的必然性，即為前文提到的階級思想或種族思想做好了鋪墊準備。

與此同時，不斷膨脹的帝國主義，用資本替代了一切人的權利，也進一步的催生了大批流離失所的人，他們在資本的擺布下失去了對生命意義探尋的渴望和對未來幸福的追求，仿佛是秋天里的枯草，被生活壓的毫無思考空閑，只等待著某一種解救。

當然帝國之間的斗爭，一戰的打響以及德國的落敗，一方面催生了更多的民眾陷入無力的人生，另一方面也鼓勵了迎合這些民眾，從更極端的方式給予他們生命希望的觀念的流行。

“帝國主義”就像是“極權主義”的助產士，在意識形態、物質基礎、無望的大眾都準備好的時候，就正式迎接“極權主義”的到來。

極權主義起源于大眾，惡與罪在這些參與到極權主義運動的暴民當中早已存在，他們在運動當中展現出的對信念的絕對奉獻以及對道德標準的藐視，是極權主義的核心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種反民主的、專制主義的半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運動橫掃歐洲。在那些群眾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組織的地方，極權主義運動就有可能產生。群眾并非由于一種共同利益才聚集，他們缺乏一種具體的、明確表現的和有限的實際目標。他們潛在地生存于每一個國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無動于衷的、從不參加政黨的人構成。

這些群眾也正好符合極權主義運動對于成員的要求——原子化的、孤立的個人構成的群眾組織，個體的成員完全地、無限制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對組織保持忠誠。極權主義消除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達到一種新的狀態。

極權主義公開以恐怖主義的行為作為其行動綱領，這一點同時吸引了精英和暴民，前者寄希望于在極權主義中獲得在此前的政治體制中沒有得到的利益，而后者則本著一無所有的態度，期待著砸爛原有的制度。

通過各種群眾組織、秘密警察、集中營和滅絕營以及持續不斷的內部的各種運動，極權主義創造出一種無所不能的內在心理和外在表現，同時切斷了人與人的政治接觸，讓個體的行動能力和力量無處應用，即便是個體的經驗、思考、創造能力的可能性都還健在，但在極權主義的體制之下，也都毫無作用。

由此，阿倫特得出了她最關鍵的結論——孤獨，才是讓極權主義得以橫行的最終基礎。

“孤獨令人無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實現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類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這種情形下，人失去了對自身的信任（自身本應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個為提供經驗而必須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與世界，思維能力與經驗都同時失去了。”

在對極權主義進行了全面的思考之后，阿倫特也明智的強調，她所得出的極權主義理論，并沒有什么對未來的預言作用。那么這些內容有什么用呢？

“但是仍然存在著一種真理，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著一個新的開端；這種開端就是一種希望，是終結所能產生的唯一‘神示’。開端在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奧古斯丁說：‘創造了人，一個開端形成。’這個開端由每一次新生來保證；這個開端確實就是每一個人。”

雖然阿倫特對人類就此可以避免極權主義抱有悲觀的態度，但從另一面，她也肯定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自由，即成為開端的能力。在此基礎上，只要人們能夠虛心的吸取歷史的教訓，能夠更多的彼此聯結避免孤獨的個體的堆積，極權主義的幽靈，就不至于一次次的在人類社會中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