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最為詭異讓人不解之處

一、三星堆的真正核心屬于自然科學領域并不是文史，所以實在是難為了人文類專家，建議不必煞費苦心！

震驚中外的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已經接近尾聲，又出土了上萬件看似稀奇古怪的文物，急待文史專家給予解讀。但正如很多人所期待和認為的那樣：其他遺址是越挖掘越清楚，只有三星堆越挖越糊涂！

然而三星堆的真正核心卻屬于自然科學領域，并不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而且必須要等自然科學解謎后，談文史才有意義。

三星堆解謎后將引起自然科學界地動山搖，即便如此，但也在自然科學研究范圍之內并沒有超越，只是其中涉及的是自然科學一些爭議極大，且時期也較為久遠的問題。幸好有三星堆的保存和出土，可以作為有力的實證。

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是：實證、再現（復制），主要是客觀方法。而不會是各執己見、糾纏不休帶有更多主觀色彩的人文研究方法。

二、并不是筆者能夠破解三星堆就能很快發表論文

筆者多次聲稱已經破解三星堆，并且還包括金字塔在內的世界各地的一些上古遺跡。雖然論文還未發表，但千萬不要認為筆者是在自我吹噓、臆想、詐唬！筆者已經多次解釋了論文未發表以及受到重視的原因。

1.筆者第一篇論文投到了世界頂級期刊Nature，國內有極少的同行閱讀過，是高度認同。

筆者的那篇論文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的真正核心，只是探討了三星堆的部分器物。沒有發表并非論文的核心內容的問題，而是其他原因：

第一，論文存在一個不足：文獻回顧方面很少。主要原因是專門研究三星堆的英語權威論文較少，而中文文獻因為很多外國學者無法閱讀加之無法在線查閱，所以筆者撰寫時引用也較少。但編輯及同行評審認為：作為嚴謹的論文卻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從此部分才能看到作者對前人研究成果的了解；

第二，在論文中結尾引出了瑪雅文明可能與三星堆存在關聯，但沒有進行深入探討，也未列出特別是三星堆那件似黿的青銅器（見下圖），作為力證來與瑪雅的特色建筑對比，只是說明是下一篇論文的重點。當時未加上此證據，加之瑪雅問題在西方學者眼中是較為復雜的問題，所以有關主審編輯對此極不認可。

盡管如此，Nature轉移到了其子刊，并且先后派了2個投稿顧問跟蹤（筆者前面的文章中已經列出了投稿證據以及來往信函）。因為后來筆者又有深入得多的新發現，認為需要作較大的修改，所以筆者沒有同意轉移論文。

2.當前除了修改那篇論文，另外還要撰寫新論文，很多非學術界人士并不知道寫論文比寫公眾號的普通文章要難得多！！

筆者已經說清楚了：三星堆的核心涉及的是非常重大的自然科學領域的問題，而且不只是單一的一個遺址的問題，還與世界其他地方留存下來的至今沒有解釋的一些遺址具有共同性，那么論文撰寫起來的難度更大。

從格式方面，自然科學研究性論文一般必須滿足以下幾部分：Introduction（引言），Methods（方法），Results（結果），Discussion（討論），Conclusions（結論）。

另外，因為論文是投到世界頂級期刊Nature，內容上還必須滿足：method（嚴謹系統的方法）、quantitative study（量化研究）、replicable（可重復），又因為是世界權威期刊，論文還必須要具有：universality（普及性），也就是研究的問題能夠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而不只是反映三星堆的單一問題。如果只是反映的單一而缺乏普及性，比如秦始皇陵的兵馬俑，盡管在世界極其有影響，但此現象只有局部的出現，而無法作為普及性的意義，作為世界性的權威學術期刊也不會發表。

而參考文獻方面必須閱讀相關的、大量的、權威的英語原文論文，并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性的總結，這樣的引用才能得到編輯及同行評審的認可。單是此方面的工作就要靜下心來耗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

接著才是撰寫自己的見解，而這一過程因為是原創性，要把自己的認識進行系統整理，并且還要組織語言和邏輯，最后的表達還要接近英語的母語水平，比前面消耗的精力和時間還要多得多！！

所以整個過程必須完全靜下心來，甚至要做到如修煉佛那樣的心境：心無旁貸！

人文社科方面的論文相對自然科學，無論形式或內容要簡單和輕松得多。

3.目前筆者由于公司事務及其他事務需要處理，實在還無法完全安靜下來，所以需要處理完后才有精力和時間。

綜合起來：并不是能夠破解三星堆就能很快撰寫出論文，然后就能很快發表！

除了撰寫論文需要復雜、漫長的過程，然后學術期刊審稿到發表也需要幾個月。

筆者目前在公眾平臺發表的文章，只是一些零碎的觀點，也并未觸及核心，而不像論文那樣系統和深入。

三、三星堆最為詭異讓人不解之處還在于此！

三星堆那些看似奇奇怪怪的器物其實一點不神秘，更不詭異。人們有這些看法，只是沒有理解到三星堆的真正企圖是什么？一旦破解后，神秘感瞬間就消失。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行道。三星堆最為詭異之處還在于：三星堆為何沒有四足鼎？

讓人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四足鼎的重要性及真正用途。

筆者去年3月份才進入此領域時，只是從表面理解以為四足鼎是熬制甘蔗糖或蒸煮蠶繭，或者作為甘蔗酒的發酵池。隨著后來的深入研究，結合世界各地遺存的一些遺址：金字塔、瑪雅文明等，才知道這種認識是大錯特錯！

四足鼎最初肯定是作為純粹的祭祀禮器誕生的（究竟做什么用，以后論文會有深入分析），而且也是比較重要的禮器，難怪會上升到國家祭祀的重要級別，到后來演變為象征社稷。

三足的嚴格地稱呼應該是尊，而不是鼎。但后來也被人們稱為“鼎”。三足尊最初是作為盛裝和蒸煮東西所用，到后來也跟隨四足鼎被用作了祭祀禮器，但也要從形式上進行區分。

三足的尊中有種較為特殊形式的器物：人們稱為甗（如下圖）。

這種造型的器物最初肯定是作為禮器而非實用物，它的祭祀核心與“鼎”完全一致，并且在形式上加入了一些內容，甚至加入了人頭骨。

以前對出土的這類器物深感不解，最初以為是人的頭骨偶然被滾入。但后來又接二連三出土裝有頭骨的，這樣就確認了最初的猜測：用于烹食。后來還分析出：其中一個出土的青銅甗中放入的是一顆少的女頭骨。

在商朝早已經進入了人類文明時期遠離了人吃人的蠻野時代，這種行為讓人感到血腥。

筆者現在通過各種分析得出：這種解讀存在嚴重的錯誤！甗其實與四足鼎一樣是一種純粹的祭祀禮器，是從四足鼎的內涵延伸出來，容器里面的頭骨不是活人的，是找的死去的人的頭骨，作為特殊的祭祀（論文會分析這種行為）。

這也糾正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誤解！

四、由“鼎”可以推測三星堆90%概率是商朝首都

1.支撐依據是C14的測年數據

三星堆的測年為公元前的商代晚期，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這個時期正好處于商朝。

2.假如三星堆是古代蜀國

第一，從出土的器物所需要的財力、人力、材料及來自的眾多區域，古代蜀國有此實力？

第二，C14的測年結論：三星堆遺址已經在商代晚期，距今已經不遠，為何沒有留存詳細的史料記載存在有如此實力的蜀國？

3.為何古代蜀國沒有如此重要的“四足鼎”？

從祭祀器物可以得出：三星堆是相當開放，并且交往、交流的區域也很大，器物的特征顯示包含了全國很多區域。特別是無論祭祀核心的本質或表面顯露出的特征都與中原緊密相連，為何中原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四足鼎”，三星堆卻沒有？

4.一種假設及推演

假如二里頭是夏都。

夏朝被推翻后，三星堆是商朝首都（首建或搬遷），目前被認為是商都的殷墟應該是周都（首建或搬遷）。

再來分析為何二里頭、殷墟有“四足鼎”，三星堆卻沒有？

理由：周朝是對夏朝的恢復，周朝開國皇帝周文王“姓姬名昌”。重點在于此，姓“姬”。很多傳說還有支離破碎的信史記載：夏朝由大禹建立。而大禹是黃帝的后代無疑，很多傳說或信史都記載：黃帝是姬姓。

商朝是由外姓的人推翻夏朝后所建立，自然不愿意傳承象征“夏”的祭祀核心的“四足鼎”！

而到了周文王推翻了“商朝”再次延續“夏”！因為周文王姓“姬”，應該是“夏”朝黃帝的后代，所以恢復了象征“夏”的祭祀核心的“四足鼎”。

這樣河南安陽作為“周都”，自然又出土了“四足鼎”。

5.還有一個重要的依據

很多信史都記載卜卦是周文王系統建立，而沒有記載哪位商王是歷史上卜卦能人！只是安陽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后，當今的歷史學家們認為是商王占卜的資料，這樣被先入為主設定了安陽是“商都”。

既然確認了出土的甲骨文是大量占卜的資料，那么最大可能是建立系統卜卦理論的周文王及傳承人所為，而不是沒有記載的商王們所為。

綜合得出：河南安陽是周都（首建或由西安搬遷），三星堆應該是商都！

五、《山海經》究竟能否用于作為解讀三星堆的依據？一些人對筆者對《山海經》的解讀存在誤解！

筆者在前面多篇文章中質疑了：用《山海經》作為解讀三星堆的依據有悖于學術的嚴謹性。

主要是質疑目前流行于市場的《山海經》：作者不詳、歷經多次增補、篡改、版本來源混亂，但并未質疑《山海經》本身的價值。

此方面筆者舉一個完全真實的事件，大家自然明白。

筆者的表哥今年80多歲，上世紀50年代讀過高小學，并且受父親過去是私塾先生的影響，認識繁體字，作為那個時代的農民也算是有點文化的人。

他從小好學，然后做了木匠，上世紀80年代開始去承包建筑做包工頭，然后賺了一些錢。他熱心家族事業，自己搜集資料，并且花了近5萬元印了幾百本家譜，裝幀也較精美，并免費發給家族成員。

他畢竟文化程度有限，以及老家譜失傳。他整理新家譜時就從網絡上下載了一些根本無法核實能與本家族存在關系的資料，這樣下來一本家譜的內容實際上亂七八糟。

本來家族中還存在老祖墳并保存有墓碑，上面記載了清晰的字輩，也簡介了家族的來源。但為了美化老祖宗，他從網絡下載添加了很多毫無根據的內容。比如說老祖宗是朱元璋部下的女婿。

還有由于過去搬遷形成了居住在兩個縣的家族，其中一族在80年代不知道了后面的字輩，有幾個老人趁農活休息期間聚到一起，自己隨意添加了幾個，而因為文化水平低，就仿照別姓的字輩接著添加了“正大光明遠，榮華富貴長”。

而他在新編族譜時，這一族竟然不認可另一族現存的老祖墳的墓碑上后面的字輩，要依照他們添加的，但他編撰時也隨便記錄進入了譜中。

像這種家譜，再過幾十年后，就正式成了家族中傳承的家譜。但實質卻是亂七八糟、錯誤連篇。

后代用盡心思依照這本書去考證，有何意義？

筆者并不否認族譜的意義，而是要想方設法去找到遺失的、過去用心撰寫錯誤極少的那本家譜。如果沒有找到前，與其亂編留世，不如不編。

《山海經》傳世過程可能與上述家譜有相似之處，目前急需要找到《山海經》更早的善本。如果沒有找到，研究《山海經》，作為普通資料可以，但不可能作為重要文獻更不可能作為信史文獻！

作者簡介：吳粲（代蔚）。畢業于四川大學，世界范圍策劃學（策劃經濟學）奠基人，主要代表作《策劃學（第七版）》。世界范圍從自然科學角度對時間理論的深入研究者，代表作《時間的終極問題》。某大學（文章僅代表自己觀點與學校無關，故隱去）策劃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廣安滿屋飄香酒業的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