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一家世

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俞家三代皆為大師。

曾祖俞樾，淅江德清人，晚號曲園居士。當年他參加會試考試，在試卷中寫有一句詩“花落春仍在”，被曾國藩賞識，成為其門生。后來，俞樾致力于學術研究，被稱為清朝考證學的最后一個大師，也是章太炎、吳昌碩、陳漢章等人的老師。

父親俞陛云，才氣逼人，是名列第三的探花。

俞平伯生于1900年的臘八。出生前，母親夢中曾有和尚登門化緣，想他是高僧轉世，因此取小名為僧寶。先生十歲之前，家人不許他去寺廟，恐怕佛爺把他帶回去。

俞平伯出自名門，家有名師。據夫人回憶，他讀的第一本書是《大學》，到7歲時，所讀過的線裝書，摞起來比他的人還要高。可見，俞平伯的舊學功底非常人所及。

二婚姻——兩次出洋

1917年，俞平伯與表姐許寶馴在北平結婚，賀客中有黃侃教授，還有傅斯年、許德珩等同學。表姐是杭州舅舅家的女兒，大他四歲，溫婉端莊，并通曉詩詞，諳熟《紅樓》。

1920年1月，俞平伯赴英留學，同伴有傅斯年、錢昌照等人。據說俞平伯要留學，家人不放心，直至他說與傅斯年同行，全家這才準允。傅斯年與俞平伯大四歲，為人處世較之俞平伯要老練得多。兩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在家人看來，傅斯年就像俞平伯的老大哥，可以在異鄉處處關照俞平伯。

入學兩周后，俞平伯突然離去，這令傅斯年驚慌失措，四下尋找。直至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平伯，原來他是想家想得受不了。傅斯年苦勸朋友，繼續留在英國學習，但此時的俞平伯去意已決，傅斯年只好黯然作罷。

后來，傅斯年在致胡適（時任北大教授）的信中寫道——

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于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于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為長嘆。但望此后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

外孫長大后，曾就此事問過外婆。只見外婆淡然一笑：“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哪里會是為我呢？“

總之，俞平伯興到即來，興盡即返，性格之灑落不羈可以想見。

三任教清華

季羨林回憶——

俞先生在清華講詩詞，很有吸引力。在課堂上他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候他閉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詩詞的境界之中，遺世而獨立。

只見了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就是好！”學生正眼巴巴地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

昔者晉人見好山水，便連聲說：“奈何！奈何！”仔細想來，這是最好的贊美方式。因為，一落言語，便失本意，反不如說“奈何”。

俞平伯個子不高，頭方而大，鑲金牙，戴深度近視眼鏡，穿一身褪色的藍布長衫。有一天，他忽然剃光了腦袋。眾目睽睽之下，他怡然自得，泰然處之，光著個腦袋，仍然在課堂上高喊：“好！好！就是好！”

俞平伯一向不贊成將詩詞、古文一字一句地釋為白話，認為那種作法無助于對原著的理解。

他曾寫道——

詩詞于空里傳神處，吟誦有時比解釋更為切用。現在還是這個意思。杜甫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可見他的詩句從吟誦得來……

對治學也別無妙法，恐只有多看細讀。只有多讀，讀多了，自然就通了。俗話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想神，就得讀破萬卷書。

這番話，也許就是俞平伯成功的經驗之談。

四北平淪陷

1937年7月28日，北平淪陷，俞平伯因有年邁老人需要照顧，不能遠離。此后，日本人多次表示希望俞平伯與他們合作，均遭拒絕。若不是老師周作人從中周旋，他很有進班房的可能。

在北平文化界，俞平伯與周作人關系最密，在西南聯大的好友朱自清擔心他步周作人后塵，給他寫信，希望他潔身自好。其間，俞平伯一心幫助北平做地下工作的愛國人士，從不考慮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

妻弟回憶——此期間，兄淡泊明志，清操自持。周作人為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后且出任偽教育督辦，與平兄師友至交，而始終未以一言相浼，蓋知之至深。

淪陷八年，俞平伯在私立中國大學任教，薪水微薄，家中生活十分清苦。屋漏偏逢連陰雨，家中又連續兩次失盜，衣物丟失殆盡。

妻弟記得——

余亦咸經濟困難，余婦乃有在家創辦交賣會之舉，取家中及親朋處之無用舊物標價售賣，酌取手續費。姐后亦仿行，古槐書屋曾為貨場，平兄且曾親為記賬。

東城的老君堂寓所，那是俞平伯曾祖俞樾、父親傅陛云住過的老屋。屋宇數楹，極為寬敞。滿庭古槐，綠蔭遍地，幽靜極了。此時，古槐書屋成了熱鬧之地，先生、夫人聯手操辦交賣會，實屬無奈之舉。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其實皆什一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豈曰小補之哉。

外孫韋柰問起外婆往事，外婆說：“那陣子可真難過，終日提心吊膽。給日本人做事，情況當然會好得多，但是，當漢奸則不可，你外公是對的。“

五女兒嫁外族

1943年，家中發生了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

女兒俞成自西南聯大畢業后，留在昆明工作，結識了一個葡萄牙小伙子——英國新聞處記者約瑟夫，不久在昆明結婚。

江南名門俞氏的千金，嫁給一個外國人，這可足夠轟動。

連當年的清華曲友，出任西南聯大教授的浦江清，在寫給妻子張企羅的家書中，也提及——平伯的女兒二人均在此，一人最近與一葡萄牙人結婚了。平伯有一外國女婿，恐怕做夢也想不到的。

的確，俞平伯先生也是大惑不解，所作《大女于歸》，詩曰——

女初入抱憂難堪，今擬于歸西海邊。

豈道神州無俊望，或與殊俗有前緣。

人言此事何須詫，愧我癡愚卻損眠。

蠻語參軍應不惡，只愁冰玉兩茫然。

女兒俞成給古老的中國家庭帶來了些洋氣，在其影響下，每逢圣誕節，家中擺上茶點，并有很好的蛋糕和香濃的咖啡。俞平伯特別喜歡喝咖啡，何時養成這一習慣卻無從考證。外孫常開玩笑說：“外公兩次出洋，都沒學會穿西裝，卻學會了喝咖啡。”

六批判紅樓

1921年春夏之交，俞氏夫婦住在在杭州城頭巷。歷時三個月，俞平伯寫了《紅樓夢辨》一稿。一天，他帶書稿出門去看朋友（也可能是去出版商那兒交稿）。傍晚回家時，只見神情發楞，若有所失。原來他乘黃包車，把書稿放在座上，下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車已遠去，無處可尋了。夫妻二人木然相對，心里別提多別扭了。

事有湊巧，幾天后，顧頡剛（或是朱自清）來信，說一日在馬路上看見一個收買舊貨的鼓兒擔上赫然放著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就是“大作”，驚詫之下，便花了點小錢收買回來。就此，書稿“完璧歸趙“。

憶及此事，俞平伯感慨頗多——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絕沒有勇氣重寫的，也許會就此對紅樓夢的研究擱置。

生活本是一出戲，塞翁失馬，焉知非福。1954年，沒想到這部失而復得的書稿《紅樓夢辨》，加入俞平伯三十年來的其他論述，改名《紅樓夢研究》后，竟成了眾矢之的，遭遇了大批判。這是一次“所有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受到極大震動”的政治運動，俞平伯也因此成為唯心主義的代表。

遠在嶺南的陳寅恪，對著來訪的北國友人，連連詢問俞平伯的情況。甚至連俞氏家族在蘇州的祖居是否還在也問到了。

陳寅恪與俞平伯是世交，陳的爺爺陳寶箴是曾國藩的幕僚，俞的曾祖俞樾是曾的門生。而七七事變前，陳寅恪與俞平伯又同在清華任教。

多年后，夫人偶爾對外孫韋柰提及當年的情況，也是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那時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緊張，不知發生了什么事，連往日的朋友都很少走動。我很為他擔心。但總算還好，過去了。

實際上，夫人經過那次運動，始終心有余悸，多次勸俞平伯免談紅樓，甚至當家人聚談，丈夫興致來了大講紅樓的時候，夫人也總是念叨：“你就少說幾句吧！”

七文革到來——下放干校

1966年文革爆發。一個夏季的夜晚，淅淅瀝瀝的雨下個不停。紅衛兵的敲門聲、吼叫聲，響徹在老君堂寓所的門里門外。“俞平伯出來！”“打倒牛鬼蛇神！”抄家開始，所有的房間都被掀個底兒朝天，沒找到金銀珠寶，只是幾代人的藏書，像地毯一樣厚厚地鋪在地上，任“千百只腳”在上面踩踏。

俞氏夫婦被圍在院子中間，被推搡著，并要求交行罪行。此時，夫人的頭發已被剪得亂七八糟。

更難過的，俞平伯的母親已年近八十，被逼迫著穿上壽衣，并讓俞平伯夫婦跪在她面前，做出號哭的樣子。毀掉八旬老人的一口壽材，帶走家中的所有藏書及值錢的物品，紅衛兵這才揚長而去。

老母、俞氏夫婦被勒令搬到跨院的三間北房里，女兒俞成被攆至隔壁一個大雜院內不足11平米的小房里。

至此，俞平伯每天去單位接受批判、寫檢查；夫人在家，提心吊膽。街上的孩子又常來搗亂，往屋里扔石塊。

1969年11月，夫婦二人下放河南信陽羅山五七干校。

楊絳在《干校六記》中，提到當時的場景——

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我看著不忍，抽身先退……

妻弟趕來送行，六目相對，四顧凄然，不知今生是否還有重逢之日。

住在包信集，俞平伯經常要走20多里路到大本營所在地東岳開會。那段路，坑坑洼洼，無一寸平地，逢雨雪則是一片泥濘。俞平伯每去開一次會，往返路上就需近五個小時。

夫人回憶那段生活時，經常提到他夜走雨路的往事。她說：“走過東岳的泥路，方才知道什么是泥，粘得慢說拔不出腳，甚至棍子都拔不出。他那件大棉襖被雨水澆透，冰涼潮濕不說，且十分沉重。真是苦了他。”

楊絳曾描寫過息縣的雨——灰蒙蒙的雨，籠罩人間；滿地泥漿，連屋里的地也潮濕得想變漿，盡管泥路上經太陽曬干的車轍像刀刃一樣堅硬，害得我們走得腳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爛泥，滑得站不住腳，走路拄著拐杖也難免滑倒。

要知道，俞平伯比楊絳大上十歲，已是七旬的老人了。

幾經搬遷，俞氏夫婦來到東岳集，住在農民家一所簡陋的茅草房里。外孫韋柰去看二老，簡直被驚呆了。他描述：那間屋，長僅二公尺余，寬不足一點五公尺，有門無窗，四壁透風，門以蘆席為之，且關不上。

整整一年，俞氏夫婦生活在這里，用一個洋鐵皮鑄的小茶爐燒開水，拿著臉盆去水塘打水；賣柴、賣雞蛋的小販破門而入，不買不肯離去；房東散養著的豬，在他們屋里跑來又跑去……

即使這樣，俞平伯依然談笑風生，作《外孫韋柰來訪》一詩——

祖孫兩地學農田，北國中州路幾千。

知汝遠來應有意，欲陳英力起衰年。

1971年1月，俞氏夫婦回到了北京。俞平伯說，我們離開北京，就沒作再回來的打算，有老死他鄉的準備。顯然，能平安返京，實屬意外。

八結緣昆曲

俞平伯是個作學問的人，但并不是個書呆子。他喜愛昆曲，愛打橋牌，是個很有情趣的人。

俞平伯喜愛昆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著妻子。妻子許寶馴有一副好嗓子，演唱起來字正腔圓，很有功底。她不但能唱，還能譜曲。其弟許寶駒的昆劇《文成公主》中，“遠行”、“親迎”兩折的譜曲，就是她的作品。

夫人的喜好，自然也是俞平伯的喜好。其實，他并不擅長演唱，更多的時間是欣賞。當然，高興起來，他也會唱上一曲，蒼老、沙啞的聲音雖有點兒“五音不全”，但味道卻很濃。

1935年，俞平伯與清華大學愛好昆曲的同人結集“谷音社”。從此，他“曲不離口”，且潛心研究。學生吳組緗還記得，他請了一位年老的笛師，常常在星期日全家人都到圓明園廢墟去呆一整天。

1956年，在俞平伯的倡議下，成立了北京昆曲研習社，他出任社長。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它集結了眾多曲友，張允和就是研習社的聯絡組長。

允和回憶——

平伯先生和瑩環大姐（許寶馴，字瑩環），他們無論是為人，還是做學問，研究昆曲，都讓人欽佩得五體投地。平伯先生不但是我們曲社社長，也是我的最后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是我最尊重的恩師。我們每一次演出的說明書，他都要我查這折戲是哪一個朝代，哪一個作家，萬一查不到姓名，不可不查清朝代，姓名要寫上無名氏。

周有光是張允和的丈夫，他總是陪著妻子參加曲會。他說，俞平伯跟我們家交情好得很。俞平伯很有學問，家學淵博，三代都很有學問。他的風度真是沒有話說，這是中國傳統的仁人君子，高尚學者的風度，待人好極了。俞平伯在曲會里常常講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學里上課一樣，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外孫韋柰總結，在外公、外婆的影響下，我們一家人，也諳熟昆曲。妹妹韋梅十幾歲便登臺表演，有《游園》、《驚夢》、《思凡》、《下山》等拿手好戲。她曾在康有為之女康同璧舉辦的賞太平花會上表演，外公由此寫下“人宜擊壤太平歌，雛娃舒絳袖，霜鬢興婆娑 ”的詩句。

每年的夏秋轉折時節，康同璧所住的東四十條庭院散發出馥郁的草木氣息，幾棵枝干舒展的老樹，綻放出潔白的花朵。這些開著白色花朵的樹木，是御賜太平花，是當年皇上（光緒）賞賜給康有為的。所以，每年的花開時節，康同璧都會準備茶點，請來張之洞、張勛、林則徐以及愛新覺羅等家族的后代，共賞院中秋色。

俞平伯出自江南名門，曾祖俞樾曾任咸豐年間河南學政，作為后人，家在北京，自然也在邀請之列。

1964年，昆曲研習社宣布解散。十五年后，當研習社再度成立時，俞平伯堅辭社長職務，張允和被選為社長。此后，夫人生病，俞平伯的昆曲興趣也隨之低落了。

1982年，夫人逝世，家中再也聽不到唱昆曲的聲音了。

1985年，紀念湯顯祖誕辰四百三十五周年的大型昆曲演出在北京舉行。張允和遠在美國的大姐元和和四妹充和都回來了。《游園驚夢》中，元和演柳夢梅，充和演杜麗娘。俞平伯看到兩人的一張劇照，稱這張照片是“最蘊藉的一張”。

允和想，除了大姐、四妹的表情身段外，可能還有更多的含義。

的確，允和是敏感的，或許俞平伯想起了如潮的往事……

1987年4月清明，俞平伯寫給張允和的信——

允和姊：久未晤，極念。自82年初百事俱廢，不僅心身二者。86年兩度開會、出游，只敷衍耳，知我者必能諒察也。

九攜手橋牌

早在30年代，夫人的七弟從一本外文書中學會橋牌，從此便在家中推廣開來。夫人甚好之，至老不衰。家在清華園時，常在一起打牌的還有朱自清。

外孫韋柰記得——

以后搬入老君堂寓所，只要許氏兄妹們來，一定要打上幾局。就這樣，橋牌在我家打了幾十年，沿襲四代。

牌戲是二老極好的消遣。外公和外婆有時作為伙伴，親自參戰，有時則各據一方，為我們的場外指導，那場面既和諧，又親切，至今難忘。

打牌本是一種游戲，而外公卻很認真。他所記的“Bridge賬”，每人有一欄，勝、負分均有詳細記錄，每個月要結一次“賬”，拿給大家看，說從中可知哪個人失誤最少，牌藝最精。

我們打完牌，很快便丟在腦后；他卻不然，經常是在第二天早晨，有時甚至在夜晚，把我叫去，評述某一手牌，誰叫得好，誰又出錯了哪一張牌，大談更好的打法該是如何如何。他的驚人的記憶力，令人驚訝。

“有總結，才會有提高”，我永遠牢記著他的話。我知道他的這句話絕不僅指牌戲而言，相信正是有了這樣一種孜孜不倦的精神，才造就了他這樣一位學者。

但自夫人走后，俞平伯從此罷手。打橋牌，要有好搭檔，而他失去了最好的搭檔——一生相依為命的伴侶……

十夫人離去

妻弟回憶，吾姐生平為人，練得一種耐性，無論逆境順境，從不急躁使性。晚年自號耐圃。在北平淪陷八年期間，兄生計困難自不待言。而兄既樂道，姐亦安貧……

夫人晚年取號耐圃，俞平伯也有所解釋——

圃，古稱從事園藝工作的人，她喜愛園藝，盡管后因年齡和生活環境所限，她并沒有做什么，但她是熱愛勞動的。僅講圃字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耐，她身體不好，也沒有什么能力，但她卻有毅力，有韌性。沒有她的那種耐力和她的支持，我很難說能經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其實在那時，我受的罪比她多，但正因為有了她，我才能堅持住。

1976年3月，夫人入院治療。這是在俞平伯中風之后，因行動不便，不能常去醫院探望，只能鴻雁傳書。他的信，從詢問病情，到家中吃飯、來客等瑣事，無所不談，便更多的是“悄悄話“——

本不擬作長書，不知不覺又寫長了。昨日半夜里夢醒之間得詩二句，另紙寫奉。我生平送你的詩不少，卻總說不出你我二人感情之實況，因這我總不愜意，詩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這兩句用你的口吻來描寫我，把我寫像了（我想是非常像，你道如何？）就把這“雙感情“也表現出來了。近雖常和圣陶通信，卻不敢寫給他看，怕他笑。只可寫給您看看，原箋請為保存。上面的款識，似青年時所寫，然已八旬矣……

——潤民談你近況已悉。早辦手續，早些出院，就是我的希望。此外別無所囑。你前信說“度日如年“，我現今當說，一日三秋盼君如歲矣！

兩個月后，夫人出院回家，俞平伯終于長出了一口氣，終日服侍，不離左右，端茶遞飯，以至倒便盆，也由他包攬。看他拖著行動不便的腿走來走去，兒女們真想上前去幫一把，卻根本插不上手。

1982年2月7日，當夫人平靜地離去時，俞平伯就在她身邊。他在日記中寫道——

高齡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變出意外。余驚慌失措，欲哭無淚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夢。

幾十年，夫婦二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已成了習慣。即便是在夜深人靜時，也常從他們的臥室傳出談話聲。俞平伯夜談的興致很高，往往是夫人熬不過，先他而睡著，方肯罷談。

夫人的離去，令俞平伯落落寡歡，也只能呆對著安放在臥室里的骨灰，默默無語……

1986年11月，俞平伯赴香港講學，刮起一陣“旋風”。有人建議平老寫回憶錄，老人不允。“歷歷前塵吾倦說，方知四紀阻華年。”他曾加注說：“十二年為一紀。”

從1954年對《紅樓夢研究》批判算起，俞平伯正是華年受阻，到“文化大革命”，則更是不堪回首。他留存的有關紅樓夢的全部資料、筆記，半生心血毀于一旦。

待一切平復之后，他已經老了、倦了，相信他不是無話可說，只是倦說罷了。

俞平伯曾說——老實講，我還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紅樓夢一百問，還有過去所談的也有許多不妥之處，應予糾正。但手頭沒有資料了，還搞什么！

在他心中，華年受阻，再多的不平與不甘心，現已年近九旬，還能做什么，說什么呢？

學生張中行曾撰文——

我總是覺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學可及，其才難及。

1990年10月15日，平老走了。

如今，俞氏夫婦二人合葬在北京西山腳下，滿園桃樹的福田公墓，上面是俞平伯生前親筆擬好的碑文——“德清俞平伯杭州許寶馴合葬之墓“。

大師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