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明楷，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授。來源：文章為作者在慶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法學研究生教育40周年論壇上的發言節選。上篇載于《法治日報》2022年11月30日，第9版；下篇載于《法治日報》12月7日，第9版。轉自法學學術前沿。

目 次

學術興趣

學術心態

學術創新

學術路徑

學術興趣

　　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一定要對學術抱有濃厚的興趣，要對學術情有獨鐘，將學術作為最重要的愛好乃至唯一愛好。

　　浙江大學教授劉海峰曾在《中國科學報》撰文指出，大學教師從事的是學術職業，過的是一種學術生涯。眾多走學術之道的人，差異還是相當大的，可以分為五種類型：第一種是以學術為樂業，這樣的人真的很喜歡學術，每天都沉浸在學術的快樂之中，這是一種最高境界。第二種是以學術為志業，馬克斯·韋伯發表的一個演講叫《以學術為志業》。以學術為志業意味著學術志向堅定、學術信念堅定，這也是一種很高的境界。第三種是以學術為事業。這樣的人終其一生把學術當成事業來做，也是不錯的境界。第四種是以學術為職業，將學術研究作為一種謀生手段。第五種是以學術為苦業，把學術研究當作苦差事，但又不想放棄，只好熬下去。

　　以學術為樂業，既是最高境界，也最有利于從事學術研究。

　 　以學術為樂業，就會使自己在日常生活本能地從刑法專業角度觀察社會生活事實，從而發現許多問題，發現刑法的真實含義。 因為刑法的真實含義是在社會生活事實中發現的，而不是從法條文字中發現的。

　 　以學術為樂業，就會把問題和爭論議題視為令人興奮的挑戰，而不會視為煩惱、累贅。 遇到任何問題時，自己就會獨立思考，思考的過程就是享受快樂的過程；思考出一種可能的答案后，就會覺得特別快樂，即使沒有發表出來也會十分快樂。

　　 以學術為樂業，就不會覺得做學術研究太勞累。 因為只要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起來就會很開心、很舒適，不知身心疲憊。

問題是怎么做到以學術為樂業？波蘭詩人、社會學家茲納涅茨基說過：“占有真實知識或者公正地追求純粹真理，對人類來說具有超凡的價值，它賦予人類內在的優越性，遠遠超出無知者與知識的蔑視者，無論他們多么有權勢，在實際生活中多么有影響力，也無論他們多么富有。真正的學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節、健忘、逃避政治斗爭，滿足于清貧的經濟狀況，就不足為奇了。”大家都知道，有不少真正的學者終身不娶不嫁。那些真正的學者在一般人看來似乎過得并不舒適，其實，他們內心的愉悅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所以，如果認識到占有真實知識和追求純粹真理具有超凡的價值，從而抑制對權勢與財富的欲望，把欲望集中在占有真實知識和追求純粹真理上，就可能做到以學術為樂業。

學術心態

通俗地說，要以平和的心態研究刑法，從事學術研究不必講對錯、不要爭輸贏。

　　學術共同體實際上都在一個“觀點的自由市場”里活動，每個研究者只是觀點的自由市場里一個主體，不是市場管理者。每個主體都在向自由市場提供一種免費的商品，只是為解決問題提供一種可能的答案，而解決問題可能具有多個答案。在其他領域，大量存在為同一問題提供了不同答案的現象，如生物學中的拉馬克理論與達爾文理論，人類學中的平行獨立的進化論與傳播論。在刑法學領域，為解決同一個問題就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答案。所以，不必講對錯、爭輸贏。

　　只有心態平和才能確保正確思維，心態不平和、情緒不好時智商可能是最低的。我覺得， 實現心態平和的關鍵是要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點，不要以為自己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作為市場主體，不要以為自己的產品完美無缺。 我經常引用的一句話是，“相信只有一個真理并且掌握了這個真理，是這個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最深刻的根源”。事實上，許多被認為是真理的理論已經被推翻或者正在被推翻。比如，由于解剖學、古生物學以及胚胎發育學的質疑，進化論已基本被推翻或者正在被推翻。況且，法學不是真理的發現與判斷，即使就真理而言，也是通過各種意見、觀點之間的自由辯論與競爭獲得的。任何人都不能確保自己的法感情就一定是健全的，自己的結論就必然是正義的。

　　《悲慘世界》里有這樣一段片斷：芳汀進入工廠當上女工后，好管閑事的女工頭很快就打聽到了芳汀有一個孩子。于是，女工頭以芳汀未婚先育，違背了工廠招聘女工的原則為由，私自以馬德蘭（冉·阿讓）的名義，在給了芳汀50個法郎后，直接開除了她。女工頭當然覺得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但馬德蘭知道這個事情后嚴厲地批評她，大意是說，你自以為你掌握了真理，你自以為你知道什么叫公平正義，你將自己置于上帝之上。這是我印象十分深刻的片斷。做學術研究的人千萬不要將自己置于上帝之上。

　　這樣講似乎與我一直主張的“解釋者要心中永遠充滿正義”有些矛盾，其實不矛盾。我們在學習、研究刑法時當然要有正義感，但不要以為自己的正義感一定是健全的，不能以為自己的觀點一定是正確的。我們制造了產品就要拿到市場，聽市場的反應，聽消費者的意見；所以，不要擔心別人批判自己的觀點，不要害怕別人反對自己的觀點。不要見到別人批判自己的觀點就惱羞成怒，以為這是對自己學術的損害或威脅。如果有這樣的心態，就做不好學問了，因為只維持自己既有的觀點是不可能有進步的。

　　 第二點，要善待他人的觀點，要以善意閱讀他人的論著，要善于發現相反觀點的可取之處，從中學習別人的優點。 我并不是說學術研究不能批判別人的觀點，相反，批判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為了維持自己既有的觀點只顧批判對方，在批判完了別人的觀點后，自己的學術也就走到了盡頭。因為批判比立論容易得多、簡單得多，現在的一些批判也越來越抽象，比如論證不充分、觀點不明確、邏輯不自恰、結論不可取、不能令人信服、不符合中國國情等，這樣的批判太容易。

　 　不仔細領會別人作品的意思，不從對立面的研究中吸取長處，是不可能有進步的。 所以，不要見到與自己不同的觀點就反感、就憤慨；不要一看到不同立場的論著，就只是喜歡從中挑幾個自己可以批判的段落；更不要在找不到可以批判的段落時，就歪曲別人的觀點進而展開批判；也不能帶著偏見去閱讀，將別人的意思曲解為就是自己所要批判的內容；更不能以憤怒代替理由與判斷，因為源于憤怒的論證都是不可靠的。

　　以平和的心態從事學術研究，并不是說不要有責任感與使命感；反過來說，不能因為自己有責任感與使命感，就以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

學術創新

　　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很重要。 要關注弱勢理論，待弱勢理論強勢后再扶持另一種弱勢理論，學術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現在有一種傾向，只講問題的解決。但解決問題需要理論的指導，而且一個理論在什么樣的場合會發生作用，是不可能事先確定的。換言之，理論在什么時候會派上用場，誰也說不清楚、誰也限定不了；現在看似無用的理論，將來也許會產生積極影響。而且，一個學科的理論完全可能對其他學科產生作用。事實上，法學領域的一些理論也并不是法學家提出來的。

　　 怎么做到學術創新 ，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以下幾點比較重要。

　 　第一，即使是部分共識的形成也要求所有的學者遵守學術規則，不能認為折中就是共識。 折中是最容易被人采取的一種立場，國外有學者指出，“折中主義者常常扮演的是在學術觀點上不偏不倚的裁判者角色”。事實上有許多學說是不可能折中的。比如共犯的從屬性與獨立性，如果是現實的從屬性與獨立性，二者就不可能折中；如果是觀念的從屬性，那么它與現實的獨立性原本不是對立關系，當然是并存的，不需要折中，只是應當采取觀念的從屬性還是現實的從屬性的問題。

　 　第二，任何創新都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的創新，創新是一點一滴的。 所以，不能認為只有推翻了某種學說、建立了新的學說才叫創新。社會的任何進步都是以兩種方式表現出來的：一是替代，二是積累。工科與醫學的進步可能主要是替代，但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進步主要是靠積累。所以，要善于在他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創新，而不是推翻別人的研究成果后自己站在原地。

　　中國當下的刑法研究現狀是，什么樣的研究結論都會受到質疑，顯示不出刑法學整體上一步一個臺階向前發展的局面。 之所以如此，就是不善于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創新。 經常看到有人在批判別人的觀點時說論證不充分，如果這樣說的話，是不是就表明批判者知道還可以從哪些方面論證呢？是不是也可以補充論證一下呢？如果說論證不充分是指別人的論證不能令自己信服，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什么樣的論證才能使自己信服呢？

　　第三，創新要區分真創新與偽創新，不是說只要自己提出的觀點與別人不同就是創新 ，許多與別人不同的觀點可能是偽創新，像在操場反向跑步一樣的情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所提出的不同于別人的觀點，能解決什么真問題、解決起來有什么優點、自己的觀點可能有什么缺陷、這個缺陷能否克服等等。要預判自己的創新在實踐中有無可能帶來不良的后果。不能只顧提出新觀點，而不顧及觀點產生的是什么影響；也不能為了讓人批判，提高自己論文的引用率，而提出千奇百怪的觀點。

　　總之，學術研究要創新，不能人云亦云，發表一篇論文至少要讓讀者感慨道：這個問題還可以這樣思考嗎？如果能讓讀者自問“我怎么沒有想到呢”，那就更好了。

學術路徑

　　在這一部分，我想就學術路徑談三小點。

　　 第一，全面性與專門性的側重。 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沒有從事專門性的研究，這是時代決定的。現在的年輕學者在掌握理論體系、理論基礎的前提下，可以集中精力從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既可以畢生從事刑法學的某一領域的研究，也可以畢生研究某一外國的刑法學。大家知道，日本的關哲夫教授就侵入住宅罪出版了三本著作；城下裕二教授專門研究量刑；末道康之教授主要研究法國刑法。我覺得我國的多數年輕學者可以側重于專門性的研究。

　　 第二，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結合。 雖然是老生常談，但還是要談。凡是老生常談的問題，都是我們沒有處理好的問題。

　　刑法學的研究要善于借鑒國外的學說，完全的本土化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們是通過認識別人認識自己的。其實，這些年但凡有明顯進步的領域，都是因為借鑒了國外的學說。當然，借鑒不等于全盤照搬，需要防止兩個極端：一是見到國外的某個學說就照搬；二是完全不借鑒國外的學說。有的特別年輕的研究生見到國外學說就反感，這讓人很驚訝。

　　當然我們也需要挖掘歷史傳統中的精華，在這方面我自己做得很不夠。日本關西大學的佐立治人教授，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刑法，他對自己研究主題的介紹是，“我要證明，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就不受刑罰處罰這一罪刑法定主義的思想，產生于中國、發達于中國”。他對自己開設的研究生討論課是這樣介紹的：“帝政時代的中國（從秦朝到清朝）法律的特色是，所有的法律違反都歸結到刑罰，規定刑罰體系的法律就是‘律’，因此，可以說，正是這個‘律’是中國法中最重要的法律。在以完整的形式流傳下來的‘律’中，最古老的是‘唐律’。本科目要講讀唐律本身，檢討適用唐律的判例，拓展對帝政中國的法律的理解。”想到日本學者這樣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古代刑法，我是特別慚愧的。

　　再舉一個具體例子。日本的舊刑法（1882年）對數罪采取的是吸收原則，這個舊刑法是明治政府從巴黎大學招聘的Boissonade起草的。Boissonade的老師Ortolan認為，吸收原則源于法國拿破侖刑事訴訟法典（1808年）第365條第2款，但沒有說明拿破侖刑事訴訟法典為什么采取吸收原則。可是，佐立治人教授說：“Ortolan完全不知道的是，中國比拿破侖刑事訴訟法典早一千多年就對數罪采取了吸收原則。”《唐律·名例律》就規定，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明律、清律都是如此。不僅如此，唐律的吸收原則可以追溯到漢律。春秋公羊傳的莊公十年二月條附了何休的注，注曰：“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何休是后漢人，所以，這個猶律就是指漢律，而漢律的這個規定在前漢初期就已存在。1983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縣出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中，就有“一人有數罪，以其重罪罪之”的記載。據此，中國古代的吸收原則比拿破侖刑事訴訟法典早兩千年。

　　在我國法定刑與量刑都比較重的當下，我們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為什么中國古代刑法采取吸收原則，我們現在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吸收原則呢？

　　 第三，自己刑法學與他者刑法學的選擇。 國外的犯罪學中有自己犯罪學與他者犯罪學的概念。自己犯罪學將犯罪人視為普通人，犯罪人就是我們之中的一人，只是由于處于某種狀態下才實施了犯罪行為，所以，要重視犯罪原因的研究。任何一個人都可能犯罪，于是，如何消除引起犯罪的狀態或者原因，就成為研究的重點。

　　他者犯罪學將犯罪人視為與守法市民具有本質區別的怪物，移民、毒品罪犯等特定的危險集團對社會造成了嚴重威脅，是社會所排斥的對象。他者犯罪學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如何改善對各種危險集團的統制方法，如何減少危險集團的危險，使他們的危險降低到平均市民的危險。

　　刑法學也可以分為自己刑法學與他者刑法學。自己刑法學，將社會的一般人、犯罪人看成和自己一樣的人，自己也可能成為犯罪人。他者刑法學，將社會的一般人、犯罪人看成規制對象。在我看來，許多人很羨慕的那個國家的刑法學是典型的他者刑法學，教授們將自己視為教養階層的一員，喜歡向普羅大眾提出各種規則，而不管刑法是否有明文規定。那么，各位研究者自己會如何選擇，就需要慎重考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