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杰是鄖陽首任巡撫。

原杰到荊襄之后，馬上會同湖廣、 河南、陜西三省的巡按御史深入到鄖陽山區，一面向流民宣傳朝廷的德政，一面調查研究屢撫屢亂的原因，意識到了此前的“撫”和“治”無疑都是夏穌治水，越堵越洶涌，所以要想根除禍患，就必須采取大禹治水的辦法，加以疏導。
原杰還了解到，鄖陽一帶的確有 大批林地可供開荒， 如果讓這些流民就地附籍，給他們上當地戶口，他們就會有安定感和安全感，再也不會與朝廷作對。他認為:如果鄖陽一帶有了戶籍丁男，對他們薄共福役，將能夠壯大為一支保衛漢江通道的強大力量:有了流民新開縣的土地，即使輕其賦稅也處例廷的一筆不小額外收入。
于是原杰向朝廷上《處置流民疏》:“奈何荊襄價在網相離本布政間，水路動經月余。所塘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縣、谷城縣、南源縣、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盜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日，近不下五六日，一旦有事， 若待走報湖廣三司議調官軍， 鮮克濟事。 ”他建議:“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管衛、縣，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系，較之所、縣百倍有益。’并請求:“竹山縣尹店、鄖縣南門鋪、洵陽縣白石河、商縣豐陽鎮、南陽南召保、唐縣桐柏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穆冊趙保村、汝陽縣楊埠，俱系長山大谷，密傍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檢司等。”
可謂是荊襄病重，原杰方良。朝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疾批準了原杰的方案，同意在漢江岸邊的鄖縣小縣城內設立司、道、府、縣四級官府建制:劃湖廣、河南、陜西三省各邊之府縣設鄖陽藩鎮，新立鄖陽都察院、按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和行都司;把下荊南分守道從均州移往鄖陽;設鄖陽府和鄖陽衛;把鄖藩所屬的一些大縣分為二， 增加新縣，以便管理新附籍的流民。朝廷遂任命原杰為首任鄖陽巡撫，吳道宏為首任鄖陽監察御史。可嘆鄖陽小城，一下子就連升三級，由一座不起眼的縣城頓時成為雄踞漢江的“省城”，整個江漢從此進入了鄖陽撫治時代。
鄖陽除設巡撫名、 監察御史一名外， 朝廷再加授太和山(武當山)提督太監為下荊南分守道兼鄖陽藩鎮的副使，實際上是朝廷派來的監政。太岳太和山本是大明王朝的家廟神山，自永樂年間起就設有提督太監管理山務，治所在均州，現在遷往了鄖城，參與藩鎮的管理。明代是一個宦官當權的朝代，閹黨干政是一種普遍現象。
設在鄖陽城里的行都司稱湖廣行都司，這是因為它是從湖廣都司分離而來的。這里的“行”是分家出走的意思，行都司與都司的級別相同，歸各自的巡撫管轄，不存在隸屬關系。又因為湖廣行都司設在鄖陽，所以也被人們稱為鄖陽行都司，官員設置為:都指揮使一名掌印; 提督太和山太監兼任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三名;都指揮金事兩名:一名分管屯田主辦后勤，一名分管巡捕中軍管理作戰;經歷一名;斷事-一名。行都司之下分設守備道、衛、千戶所、百戶所等軍事單位。
據(鄖臺志.軍衛》記載，鄖陽行都司除管轄鄖襄守備道和荊瞿守備道外，還領有七衛十千戶所，分別為:鄖陽衛、襄陽衛、荊州衛、荊州右衛、瞿塘衛、安陸衛、德安衛;夷陵守御千戶所，德安守御千戶所，隨州守御千戶所，竹山守御千戶所，均州守御千戶所，長寧守御千戶所，遠安守御千戶所，枝江守御千戶所，忠州守御千戶所，房縣守御千戶所。
據(明史)記載，鄖陽行都司除上述所轄衛、所外，還轄有三個王府儀衛司，即遼府儀衛司在荊州、襄府儀衛司(在襄陽)、興府儀衛司(在鐘祥)。后來在嘉靖十八年(539年)間，劃出安陸、德安二衛和德安，隨州二守御千戶所，以及遼府、興府二儀衛司，單獨設立了”興都留守司”。
自此，鄖陽行都司所管轄的單位縮為五衛八所一儀衛司。嘉靖三十三年(1568年)，施州衛劃歸鄖陽行都司管轄，至萬歷九年(1581年)回歸劃歸湖廣都司。隆慶二年( 1568年)，德安衛和德安、隨州二守御千戶所再次劃歸鄖陽行都司，隆慶四年又劃歸湖廣都司，此后就再沒有發生過變化。
不難看出，鄖陽行都司所防守的區城可以分為兩大塊，一塊 是鄖陽藩鎮從湖廣省測讓而來的地盤，另-塊是四川省所屬的夔州府和忠州(屬重慶府)。請注意，當時的夔州和忠州并不是鄖陽藩鎮的屬地，但卻是鄖陽行都司的防區。這種局面并不是設立鄖陽湍鎮時造成的，而是在明初就已經形成。當時，朱元璋為了防止地方武官萬- 手握重兵發生叛亂，朝廷要想控制，就得把每一個都司的防區與相應的行政轄區錯開管理，于是就在省與省交界之處交錯防御。四川忠州、夔州的防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明初時就已經歸屬了湖廣都司，只是在成化十二年( 1476年)劃轉，歸鄖陽行都司所屬而已。雖然，鄖陽行都司的防地和鄖陽藩鎮的轄地不- 致，但都受到鄖陽巡撫的控制。這是因為鄖陽巡撫不僅具有行政權，而且頭上頂有“提督"的職銜，具有軍事指揮權。因此，南陽、漢中、商州的防務雖然不歸鄖陽行都司管轄，但因為是鄖陽藩鎮的轄地，所以受鄖陽巡撫的節制。相反，四川忠州、夔州雖然不是鄖陽藩鎮的轄地，卻因為是鄖陽行都司的防區，其防務同樣受鄖陽巡撫的節制。
明代都司，均設在明初所設立的13個省的省城和兩京，行都司則設在藩鎮的鎮城。行都司的設置并不是鄖陽獨創，同樣是為了防止某個軍事將領的勢力坐大后朝廷難以控制，明廷于洪武八年( 1375年)就在西安設陜西行都司，在大同設山西行都司，在建寧設福建行都司，以后又陸續在北平設北平行都司，在建昌設四川行都司。
始設鄖陽行都司并非起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據《明史》記載:“建文帝嗣位，置河北都司、湖廣行都司，文皇(朱桃)人立， 皆罷之。”洪武帝《實錄)記載:“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 年)秋七月甲午，革建文中所設河北都司、湖廣行都司。”因此，此次是鄖陽行都司梅開二度。
無論是都指揮使司，還是行都指揮使司，均歸朝廷的五軍都督府統一-管轄，而調兵權卻在兵部，它與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合稱為“省三司”，分別掌管地方軍防、民政和刑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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