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繼前兩期推出《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和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所載企業史文章后，本期“企業史研究”網易號選取《中國經濟史評論》在2022年度所刊發的企業史文章，以供備覽。

本期企業史文章選擇標準，圍繞“企業組織、企業家和企業生長環境”三方面。以企業組織為核心，涵蓋了對企業組織制度、發展演變、經營管理、產權結構和會計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企業家為核心，對企業家、企業家群體和一般企業職員的群體研究，如企業家精神、職工運動、同業團體和商人經營活動等都屬于企業史研究；以企業生長環境為核心，企業與外部環境（外部經濟形勢、國家經濟政策、社會發展狀況）的互動也屬于企業史研究。

——曹寧

論文基本信息

1.《試論1904年<公司律>產生的背景和原因》

作者：胡勃，四川大學專職博士后，四川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兼任研究人員

摘要：1904年清政府制定的《公司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公司法規,也是我國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法律本文以國人對公司法規認識的發展為線索進行分析論證,認為中國公司發展的內在需要以及涉外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制定《公司律》的重要原因。

（伍廷芳）

2.《商業賬簿與晉商研究——以民國歸綏裕盛厚錢莊為中心》

作者：張曉玲，南京審計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

摘要：裕盛厚是晚清至民國時期歸綏實力較強的一家晉商錢莊。裕盛厚賬簿內容豐富,內含錢莊與其他錢莊的業務往來函件、私人業務信件等。賬簿真實記錄了中國解放戰爭時期晉商錢莊的經營實態、日常運作情況,折射出這一時期整個私營金融北的慘狀與亂象。這反映出經營環境變遷與晉商衰亡之間的某種密切關系,從而為理解民國時期晉商衰亡提供了一個翔實的案例。

3.《金城銀行公債經營與風險管理（1917～1937）》

作者：孫建國，河南大學特聘教授，河南大學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海艷，河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王亞杰，河南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金城銀行是近代中國金融市場結構中商業銀行和民族資本金融業的一個典型代表,在其成立之初,受制于政治需求與超額利潤,金城銀行將相當比例的資金運用于購買政府內債與借款,雖然銀行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和優厚股息,但其經營者們深知這種過分“與政府結緣”的資金運用方式潛藏著巨大風險,并與現代商業銀行的持續性、穩定性經營理念相悖。但囿于政治與社會因素,作為“北四行”之首的金城銀行仍持有相當比例的政府內債,因此對于政府內債買賣始終持謹慎態度。金城銀行通過設立豐大號實行“一級多頭”式內債制度管理,并另設“證券科”作為代理內債經營的中間業務機構,以實現對公債經營風險的有效規避。同時,金城銀行利用自身分支行覆蓋廣的優勢,收集多地市場中有關于政局、軍事、金融市場等消息,以便對購入內債進行實時、嚴格的風險監控及管理。雖然操作中不乏投機色彩,但金城銀行在政局變動頻繁時期能夠穩定經營并實現收益增加,這對目前資管新規過渡期內的理財子公司的設立與經營、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與規避和銀行穩定性經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金城銀行）

4. 《風向北吹：“二次進口替代”視域下民國時期長江流域面粉企業在華北市場的角逐》

作者：劉巖巖，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摘要：民國時期長江流域的面粉企業多集中在長江下游的上海和周邊地區以及中游的武漢地區。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快速發展，國內面粉企業步入20世紀30年代后，受國內外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歷了長達數年的停滯期。為擺脫危機，長江下游上海地區的“進口替代”型面粉企業憑借經濟中心的地緣優勢，加大對華北地區市場的銷售力度，進一步壓縮了“二次進口替代”型的天津面粉企業的生存空間。長江中游的武漢面粉企業亦屬于“二次進口替代”類型，其在華北市場開拓方面一向乏善可陳，但在重壓之下，也嘗試著挺進天津市場。三者的博弈，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亦反映出南京國民政府在統籌各地區協調發展中的無力，經濟調控上的滯后和孱弱，使得其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方式實現長足發展的愿望難以實現。

（福新面粉公司）

5.《實物、“工資分”與貨幣——新中國調整工人工資計算單位的歷史實踐（1949～1956）》

作者：徐鵬，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摘要：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已在解放區進行工人工資制度的探索與實踐,并逐漸形成實物工資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破除國民黨所遺留下的舊的、不合理的工資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主義工資制度,黨政部門分別在1952年前后及1956年進行了兩次全國范圍的工資改革。兩次工資改革中,工人工資計算單位經歷了實物工資、“工資分”、貨幣工資三個階段的變化。這個過程既是在保障工人收入與生活水平的背景下,工資與物價從掛鉤到脫鉤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從戰爭到建設這一重大轉型中,對工資制度“破舊立新”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初年工資計算單位制度的轉型,對于保證工人生活水平與調動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對于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社會主義工資制度的形成,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工人）

6.《范旭東與“永久黃”企業團體研究回顧與思考》

作者：苗潤雨，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企業史

摘要：工業先導范旭東與其創辦的“永久黃”企業團體,是中國近代化學工業的重要代表,也是學界不斷深耕拓植的研究領域。以往的研究主要圍繞范旭東事功、思想與精神,“永久黃”企業團體的發展歷程,進行綜合考察及具體問題的實證探究。但與此同時,學界關于范旭東與“永久黃”企業團體整體研究深度和廣度仍有不足,未來推進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國內外檔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利用,加強企業史的研究深度與理論建構。從內部取向著眼,以“企業社會史”為抓手,由關注企業發展中的重大節點轉向對企業內部結構、日常生活等展開探討,拓寬企業史研究領域,為中國企業史研究帶來新的學術增長點。

（范旭東）

7.《晚明徽州本土木商的一個實例——<羅時升買山地冊>考釋》

作者：康健，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社會經濟史和徽學

摘要:徽州本土木商是徽州木商群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羅時升買山地冊》為晚明時期歙縣城東羅氏族人羅時升歷時50多年在徽州本土經營山林的山場統計冊。羅時升通過購買周遭外姓民眾山場的途徑積累起500多畝的廣袤山場，成為一位頗具經濟實力的徽州本土木商。其山場采取租佃、合伙和對換等多種方式進行經營管理。加強徽州本土木商的研究，既有利于深入認識徽州山區的經濟結構、民眾生計模式，也有利于重新審視徽商本土經營與外地經營之間的互動關系。

（徽州木商交易憑證）

8. 《商幫·金融·洋糖：鎮海方家糖行史》

作者：趙婧，安徽大學歷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上海金融史、寧波商幫史

摘要：鎮海方家以糖業起家，19世紀10年代起在上海小東門外一帶從事砂糖零售業務（南貨店），1843年上海開埠后從事砂糖小型批發業務（拆貨店），19世紀70年代起從事砂糖大型批發業務（糖行）。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亞糖業格局巨變，它從國產糖批發為主轉向洋糖批發為主，并陸續增設多家糖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它在既有糖行的基礎上設立了相當于洋行的進口糖行直接從南洋進口爪哇糖。這些糖行以聯號方式組成家族糖行群，其中幾家經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鎮海方家從東亞砂糖貿易圈的邊緣走到中心，從銷售渠道的下游走到上游，見證了近代中國糖業興衰沉浮，見證了近代東亞糖業格局巨變。這段家族糖業史歷時140多年、歷經5代人，得益于寧波商幫的鼎力支持、家族錢莊的金融運作，以及近代中國洋糖消費的興起。

（鎮海方家位于上海的錢莊）

9.《民國時期華資銀行業經營政府公債的風險管理研究（1912~1937）》

作者：劉杰，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摘要:晚清民國時期政府因財源緊張面向金融市場發行了大量公債，在政府公債發行與交易中逐漸興起的華資銀行業起到了重要作用。華資銀行業無論是在金融市場買賣公債，還是受于政治約束承押政府公債均面臨一定的風險。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與變遷，華資銀行業經營公債的風險規避手段也更加多樣化和制度化。基于風險控制考量對于額度較大的公債買賣，采取銀行團聯合承銷、調整投資方向等以求分散經營公債的風險。為了應對不斷出現的經營公債風險，華資銀行業內部逐漸完善自身防范風險機制，銀行業逐漸協同經營政府公債并形成了應對經營風險的公債擔保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設計與安排。

（上海早期的華資銀行大樓）

10.《股權激勵、委托代理與風險管控：近代錢莊業運行機制探究——以福源錢莊為例（1919~1949）》

作者：柴毅，云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史學

摘要：錢莊是我國土生土長的金融組織，有著極強的盈利性、適應性和創新性，其運行機制對當前的企業經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從企業內部視角闡述錢莊的運行機理，對厘清處于動蕩環境中的傳統行業發展狀況具有窺一斑而知全豹的意義。福源錢莊的股權激勵制度保證了管理層的穩定、刺激了經營積極性，創始人實行“舉家托業”的中國式委托代理制度保證了經營穩定性，錢莊經理秦潤卿長期奉行“混業經營”“不依外資”“高存貸比”的風險管控機制，保證了錢莊的長期運行。本研究凸顯了傳統管理體制在近代企業生產經營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可以為當代企業生產經營提供借鑒視角。

（福源錢莊支票）

11.《民國銀行業暗賬體系與運作：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中心》

作者：嚴躍平，淮陰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國金融史

摘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暗賬經歷了由孤立賬戶到體系記賬的轉變，反映了銀行所處內外環境以及行內管理層決策的變化。早期暗賬缺乏賬戶間的聯系，賬內業務相對簡單，多以行內日常支出為主。暗賬記賬形式逐漸向復雜化和體系化發展，表現為各賬戶資金往來日益頻繁，不僅國內聯系更趨緊密，而且呈現國際化特點，暗賬體系網絡已經形成。在運行管理方面，該行高管極為謹慎，始終堅持風險管理原則，保證暗賬運作順暢。同時，兼顧收益最大化，暗賬運營以投資為主，不僅規避了政府的嚴厲監管，而且能夠積極應對各種外部沖擊。

12.《理念追求與現實考量：1956年新公私合營企業工資改革方針及其爭議》

作者：鄭京輝，河北師范大學博士后，廊坊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摘要：1956年新公私合營企業工資改革，其根本原因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工資制度合理化構建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后，歷經數次工資制度改革與調整，至1956年以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工資制度體系初步確立，其理念亦已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因現實的復雜性與制度構建本身的長期性，新公私合營企業工資改革又不得不兼顧現實的需求而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由此也造成各方對改革方針諸多不滿與爭議，這些爭議體現了這一時期合理化工資制度理念追求與現實間的沖突。

（慶祝批準公私合營企業）

13.《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商業網絡展開（1915～1937）》

作者：易星星，現任（日本）兵庫縣立大學國際商經學部副教授

摘要：本文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為研究對象，試對其商業網絡展開的過程做實證性的考察。學界對于國民政府時期的上海銀行關注度較高，而對于北洋政府時期，即政府對金融的統制相對較弱、自由金融時代下上海銀行的創設經過和發展狀況卻缺乏深入研究。1915年至1926年的11年間，上海銀行通過自身的經營努力和銀行同業的互助合作，奠定了堅實的經營基礎。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對蔣介石押寶成功，上海銀行快速地在全國建立商業網絡，甚至跨越國界將其延伸到了東亞和東南亞。本文分三個時期 （1915～1921年，1922～1926年，1927～1937年）進行階段探討，重點關注上海銀行的主要業務內容的變化以及追蹤其商業網絡建設的動態過程，探明上海銀行在自由金融市場和金融統制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下的因應之策。在構建商業網絡的過程中，陳光甫的社會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網如何發揮重大作用也是本文的關注點。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樓）

14.《改革開放初期安徽小三線企業調整研究（1978～1985）》

作者：張勝，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經濟史

摘要:改革開放初期，安徽小三線企業在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軍品任務銳減的背景下開啟了初步調整。通過不同程度的開發民品，這些企業形成了適應自身發展的軍民結合生產體制，同時，多措并舉，推動自身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以走出困境。盡管改革開放初期安徽小三線企業調整并未徹底扭轉其發展困局，但取得了積極成效，保證了軍品生產、科研任務的完成、發展了民用產品生產，初步形成了軍民結合的生產格局，推進了小三線調整戰略的實施。

《中國經濟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