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要在鄂西北的江漢北岸建一個宏藩居鎮的緣由， 可以追溯到正統二年(1437年)的全國性大饑荒，而把藩鎮的首府建在鄖陽則是歷史的必然。也再一次證明了，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在當時，鄖陽還只是湖廣省下荊南道襄陽府均州管轄之下的一個縣。 “下荊南道襄陽府"在當時被人們簡稱為“荊襄”，鄖縣就屬荊襄土地之中的一塊。明代土地兼并嚴重，由于全國各地失去土地而又遇上大饑荒，農民的第選擇就是背井離鄉去當流民，而當時的流民大多都涌人到了荊襄之鄖陽一帶，到天順年間已聚集150萬人之多，這對當時只有幾千萬人口的中國來說，已經是一件驚天之大事了。一方面，大量農民脫離原籍，使得主要靠人頭稅收支撐的國體發生了根本的動搖，讓本來就人不敷出的朝廷和各級官府都感到了揪心之痛;另一方面，大批脫離了政府控制的流民，集中涌到國之心臟地帶的鄖陽及其周邊，使朝廷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懼，何況漢江是國家的命脈，而鄖陽又是漢江上的鑰匙，可謂鄖陽開則漢江開，鄖陽閉則漢江閉，因此鄖陽流民問題就成了長在朝廷心臟上的一塊毒瘤，必欲除之而后快。
為此，官府每年都在不斷地、常年地派大批量軍隊驅趕和鎮壓流民，然而流民依然不斷地涌人，導致雙方矛盾的日益激化，終于在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爆發了劉通、石龍、李原、小王洪等人領導的荊襄流民大暴動，震驚了朝野。面對這種干柴烈火之勢的流民反叛，朝廷先后派工部尚書白圭、河南巡撫王恕、右都御史項忠等人提督軍務撫治荊襄，調集南京、山東、湖廣、河南等地的軍隊，在湖廣總兵李震的協助下前往鎮壓，先俘劉通、石龍，再擒李原，后捉小王洪。雖然白圭、王恕、項忠、李震在鄖陽一帶屢建奇功，但當時還沒有鄖陽這個行政建制，所以他們只是提督軍務而沒有地方治權;只是成功地鎮壓了流民的造反，而沒能徹底解決流民問題。因此，他們只能作為鄖陽藩鎮成立之前的奠基者，而無法在鄖陽藩鎮成立后的正史里現身。
鄖陽藩鎮始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這一年里， 人們忽然發現這個漢江北岸的小縣城，在一夜之間不僅成了府城， 更成了雄踞一方的“省城” 。
鄖陽藩鎮存在了204年，雖然在歷史長河里只是一瞬，而相對于個體人或者歷史上的一個王朝來說，卻都是一個不可 忽視的時間概念。 如果把這204年里鄖陽藩鎮所發生的大事按年鑒順序展列出來，不僅對研究鄖陽藩鎮有利，也許還能夠得到一些歷史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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