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邢方貴 編審/楊正林 授權刊發/@秦楚刊號
檢索人類的發展進程,大都知道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機時代……直到今天的智能機時代。但筆者以為,這個進程表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時代——姑且叫“陶器時代”吧。這個時代發端于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之間,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
淺陋的我并無故作驚人之筆而圖揚名立萬之意,實實在在是通過對一系列考古學術文章的學習,對鄖陽悠遠而輝煌的歷史經年的考量而感悟到這一點,也就是千慮之一得吧。
說“陶器時代”的一個最基本的考古實證,是青銅器時代的主要器型如鼎、罐、鬲、甗等,實際上是源于陶器器型。
更重要的考古實證,是商周時期在鑄造青銅器時,必須先做出陶范。故青銅器時代之前,應當是陶器時代。
原始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最大分野,就在于會制造并使用工具。推想起來,他們在生存斗爭中,應該是首先使用撿拾來的石塊、木棒類去追逐或驅趕野獸,進而打擊、磨制石刀、石斧、石鐮類以分割獸肉,收割植物種子類。但極難把堅硬的石頭加工成容器,以滿足取水,盛裝流體食物的需求,而冶煉金屬制造容器還遙遙無期。也許,森林大火漫燒過的土地上,野獸踩踏過的蹄窩,經大雨淋過,積滿了水而并沒毀壞給了古人以極大的啟示,隨處可取的泥土捏一捏,燒一燒,就制作成了最原始的容器,給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大約六七千年前鄖縣漢江之濱的大堰大寺人、青曲店子河人就是這樣燒造最原始的陶器了。其后的數千年里,漢江之濱的鄖縣人代代相傳陶藝,把陶器燒制得日益多樣而更實用。而且陶器燒制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
這不是推想,而是考古實證。2015年《南方文物》刊載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彭小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長江的論文《長江中游地區史前陶窯及其與陶器生產初探》向我們展示了史前鄖縣人燒制陶器的進程:
“ 迄今為止,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陶窯發現地點有三十多余處,陶窯百座以上。其中
仰韶(距今7000——5000年前)、大溪(距今約五六千年)文化時期的有湖南……,湖北公安王家崗、江陵朱家臺、宜都甘家河,鄖縣大寺、店子河,河南……,陜西……”
屈家嶺(距今約5300年至4600年)文化時期的有湖南……,湖北漢川曬網臺、巴東李家灣、荊州陰湘城、隨州金雞嶺、丹江口觀音坪,鄖縣中臺子、青龍泉、劉灣,河南……。
二里頭(距今約3800-3500年年)文化時期的有湖北武漢盤龍城、丹江口熊家莊、鄖縣遼瓦店子等遺址……
石家河(距今約千年)文化時期的有江西……,湖南……,湖北荊州陰湘城、石首走馬嶺、荊門林叉堰沖、天門肖家屋脊、大冶蝎子地、十堰雙墳店、房縣七里河、鄖縣遼瓦店子,河南……,陜西……。”
上述,就是生活在漢江之濱鄖縣的我們的先祖先民傳續六七千年的制陶工藝的“路線圖”。
這里,不妨從考古專家的學術報告中選錄一二,以見鄖縣陶器燒制的輝煌歷史:
“大寺文化遺址發現的文化遺跡有灰坑27座,發現的文化遺存有墓葬18座。主要文化遺物以陶器為主,其次是石器和骨、角器。陶器是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有夾砂紅陶、灰陶和細泥紅、灰、黑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彩陶缽和盆、紅頂碗、尖底瓶、夾砂罐、圜底罐、雙耳罐、籃紋高領罐、蛋殼彩陶杯、圈足杯、喇叭口高柄蛋殼灰陶杯、圈足盂、罐形鼎和水口籃紋大甕等。”
“青龍泉文化遺址可分為青龍泉仰韶文化、青龍泉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遺存……其文化遺物非常豐富,以陶器最多,半數以上是夾砂灰陶,另有細泥橙黃陶,細泥黑陶、紅灰陶、夾砂紅陶,泥質紅、灰、黑皮陶。最主要且有代表性的器物斂口帶流罐、斂口鉤唇橙黃口灰腹碗、乳釘紋高領罐、弦紋盆形鼎和斂口侈沿罐、敝口尖唇薄胎紅頂碗、圈足盂、劃紋高領罐、彩陶高領盂、斜方唇紅頂碗、蛋殼彩陶杯、罐形鼎和彩陶紡輪、鼓棱口紅頂碗、扁條足斧形鼎、敞口厚胎杯、橄欖形籃紋罐、花瓣形紐器蓋、鏤孔粗圈足淺盤豆和喇叭口澄濾器等。”
“遼瓦店子文化遺址……同新石器時代相比,陶窯有較大的改進,個體增大,出現較厚的窯畀,上有多個圓形火孔。本期地層和遺跡中出土器物十分.豐富,陶器中釜最流行,常見的器型有側扁足的盆形或罐形鼎、柱足罐形小鼎、籃紋高領罐、甕、單把或雙把罐、大圈足盤、磨光黑陶高圈足豆、盂等。特別重要的是,在2件盞把的同一部位上發現大小和圖形完全一致的刻畫鳥首人身的圖案。
西周中期開始,遼瓦店子遺址出土一組兼具周、楚風格的器物群,以陶鬲最典型……可以視作楚文化接受周文化在早期階段表現出來的一種典型特征。這也是楚文化研究中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清晰、特征最明顯的周楚文化融合發展的實物例證。該時期還發現陶窯、卜骨等重要的遺跡遺物。
陶窯的結構均為前部設半圓形火膛,后部為長方形窯床、尾部有煙道。出土遺物十分豐富,陶器的種類繁多,尤以鬲為甚,有高足高襠的大口或小口鬲、泥質磨光陶的矮襠尖足鬲和罐形小疙瘩足鬲。其他還有盂、罐、豆、鼎、甗、甕、盆等,年代從春秋早期持續到戰國晚期,文化屬性和臨近的襄宜地區的同時期遺存基本相同,屬典型的楚文化類型。”
遼瓦店子西周中期“典型的楚文化類型”的大量陶器,并非楚人滅麇入住鄖地帶來,而是遼瓦店子屬于楚文化源頭的重要證據。
正因為遼瓦店子有三四千年的燒窯史,且一直延續到近代,所以此地的原地名是“窯瓦店子”。
遼瓦店子瀕臨漢江邊,江岸上多的是適宜制陶的優質黃土,所以制陶燒窯歷史傳承三四千年不衰,且影響到附近與它地貌相同的彭家崗、河口店、三門店、盆窯店。
這些制陶燒窯的村落,后來隨著社會發展的需求,各有重點。例如彭家崗以燒磚為主,明初洪武十六年曾為荊州城燒造數以萬計的城墻磚,至今的荊州古城上還砌筑有刻著“襄陽府均州鄖縣”銘文的文字磚。遼瓦店子則以燒瓦為主。“盆窯店”顧名思義就是以燒制碗、盆、罐、米面缸、缸缸灶、蠟臺為主。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鄖陽府城的百雜店都還賣盆窯店子燒制的各種盆盆罐罐及“黑窯碗”。也有窯上的人挑著大大小小的陶瓦器沿街叫賣。
當時無論城鄉,一般家庭的器皿清一色是陶土燒制的“黑窯碗”、瓦盆類。“黑窯碗”有大中小號,大號裝菜,盛湯,中號吃飯,小號裝豆腐乳,醬豆、腌蘿卜絲、腌白菜類“細發”菜或者給小孩子盛飯;瓦盆有頭號、二號、三號、四號。老百姓口語中也這樣按編號稱說盆子。譬如城北觀音臺下榆樹林有一個劉姓漢子(冷遇春長子的岳父),有次在稻場邊樹蔭下捧著個二號盆喝了一盆子稀飯(大約有八九碗),從此人們就叫他“二號盆”……
城市居民小戶人家神桌子上擺著的香爐是瓦器,兩邊的燭臺則是用模具壓制出來的臥獅狀瓦器,“盆窯店”燒的米面缸,口大肚鼓,上面有直徑一尺的蓋,一尺五高,大約裝一斗米或面,又干凈又不怕老鼠啃。灶也是陶土燒的缸缸灶,下面支個木架子,內膛用磚頭、坯頭、瓦塊糊上泥巴就可用。萬一家里挪騰或搬家,兩人就能抬走,方便極了。
小戶人家有的祖上傳下來三五個瓷碗,或者有在外工作的人帶回四個八個細瓷碗,則備極愛護,給家里輩分最高的人用,或者舅家、姨家、姑家來客或新女婿上門用。
至于大戶人家,那氣象就大不一樣,碗、碟、杯、盤、湯勺、調羹都是帶花的瓷器的。特別是清乾隆年間,江西商人在鄖陽府城建起規模宏大的江西館后,大批江西商人就把景德鎮的瓷器運來銷售,日用器皿外,帽筒、瓷枕、花盆、肥皂盒、頭油盒、撲粉盒、牙缸、痰盂等應有盡有。不過大戶人家廚房用的盆子,還是瓦器;也有幾十個小號的“黑窯碗”,專門用來在籠屜里蒸菜用——這“黑窯碗”受火快,粉蒸肉、條子肉、八寶飯、羊頭蘿卜、雞子山藥一一在“黑窯碗”里按好上籠,不一會就可蒸熟。需要上席時,廚師從籠屜里端出一碗,用磁盤一蓋,翻轉來揭起“黑窯碗”,那熱氣騰騰,香氣撲鼻的蒸菜便以半圓球狀呈現出來,白蔥、青蒜、紅蘿卜、黃姜絲也清清雅雅展現出來,真個是色香味型俱全……
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后,隨著社會進步,瓷器,搪瓷器大為普及,這瓦器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再說,柳陂遼瓦店子、彭家崗、河口店、三門店、盆窯店這些燒窯專業村,燒窯所需的大批柴火過去依賴茅坪、小嶺堂、大嶺堂、大嶺溝茂密的山林,后來大煉鋼鐵、支援丹江口水庫及二汽建設,山林萎縮,也無法燒窯了。
不管怎么說,鄖陽悠遠的陶器制作史,貫穿六千年,養育了我們一代代人走向今天。我們應當了解我們的先祖先民這些輝煌的歷史!
正因為陶瓦器惠民幾千年,所以鄖陽老百姓膜拜、祭祀陶瓦“神靈”。據鄖縣史志辦陳治鄖先生記載,鄖縣漢水之濱古遺址重地安陽鎮,老百姓把農歷二月十五定為傳統的廟會日。它不同于各地傳統的“三月三”廟會,這個廟會是專門祭祀、紀念“瓦缸爺”的,因為這天是 “瓦缸爺”的生日。至于今,陶瓦器雖已退出歷史舞臺,但這廟會依舊。安陽鎮崌峪前灣村仍供奉有“瓦缸爺”的勞作神像。
推想一下,遠古時代的青銅器應當是統治階級享用的:始制禮器祭祀鬼神,次制酒器、食器、樂器自己享用,繼制兵器擴疆拓土,或制獎品頒賜功臣,終制冥器帶入墳墓。由于青銅器受到材料、溫度與復雜工藝的限制,不可能走入尋常百姓家;倒是取材方便,制作簡便的陶瓦器方便人們的生活,具有普世價值。
但陶瓦器絕不因為材料簡單、容易制作而文化含量低。從考古實證看,鄖縣幾千年前的古遺址出土的那些斂口鉤唇灰腹碗、乳釘紋高領罐、弦紋盆形鼎、斂口侈沿罐、敝口尖唇薄胎紅頂碗、圈足盂、劃紋高領罐、彩陶高領盂、斜方唇紅頂碗、蛋殼彩陶杯、罐形鼎、鼓棱口紅頂碗、扁條足斧形鼎、敞口厚胎杯、橄欖形籃紋罐、花瓣形紐器蓋、鏤孔粗圈足淺盤豆、喇叭口澄濾器、側扁足的盆形或罐形鼎、柱足罐形小鼎、籃紋高領罐、甕、單把或雙把罐、大圈足盤、磨光高圈足豆、盂、把上刻劃鳥首人身的盞等,正顯現了鄖地古人高度的智慧和審美情趣,又是后起的種種精美青銅器的式樣、紋飾的濫觴。
鄖陽傳承數千年的陶瓦器,豐富、精美、偉大!
當然,我們不能因鄖陽陶器制作的悠遠輝煌而把鄖陽界定為中國歷史上的制陶中心,就如鄖縣某些輕浮的“學者”,動輒拿自己“發現”或捏造的玩意,把鄖縣描繪成中國某種文化的中心,糊弄縣官以鬻名圖利。
應該說,中華文化的重要發源地、黃河流域黃土高原的陜西、山西、河南、甘肅等地,歷史上的制陶業也十分發達。《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王、秦王“澠池會”,秦王為羞辱趙王,強令趙王為他“奏瑟”且讓隨行史官記錄;藺相如則以血濺秦王相威脅,逼“秦王為趙王擊缶”,也讓隨行史官記錄在卷,最大程度地羞辱了秦王——我們趙王“奏瑟”是燕趙大地的“陽春白雪”,是“雅樂”;而你秦王“擊缶”,是窯匠的“下里巴人”的俗樂!
“擊缶”,拍打敲擊瓦盆瓦罐也。筆者少年時代曾親見柳陂盆窯店子在出窯時,窯匠一件件拍打從窯里拿出的盆、罐、碗類。如果發出甕聲,則是完好器皿;如果發出“嘶拉”聲,則是有裂紋的廢品,隨手就扔在地上……
更強有力的例證,是陜西西安臨潼轟動世界的兵馬俑,全是陶土燒制的。足見陶器制作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由于陶瓦器取材之方便,制作流程之簡易,應當說,凡有早期人類活動的地域,都有陶瓦器制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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