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五年（1866），太平軍殘部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率軍轉戰于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戰火燒到了今福建漳州、永定、長汀、連城、上杭、武平，以及廣東梅州、江西龍南等閩粵贛各市縣。

天平天國戰役圖

對付這支太平軍余部，福建方面的清軍是主力，因為彼時的閩浙總督是左宗棠。一方面，左宗棠是清政府公認的打擊太平軍的牛人；另一方面，李世賢、汪海洋等太平軍活動的閩粵贛山區，涉及福建的地區最廣、地理位置最關鍵。閩浙總督左宗棠不得不擔起“剿匪”重任。

而左宗棠最為倚重的率軍人物，當屬時任福建巡撫徐宗干。沒辦法，這是由徐宗干的身份角色決定的，貴為福建巡撫，至少要在福建界內充當阻截太平軍的主力軍。

如下圖，這塊歷經磨損、木紋顯露的【進士】匾，就是徐宗干在任福建巡撫時題寫的，題匾時間為清同治乙丑（1865）年，上款文字為：“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徐宗干 為”。

落款文字中“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字眼，說明了徐宗干領導軍務的能力水平。事實證明，他確實是個靠得住的領軍人物。

期間，長期駐扎于梅州界內的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多次率太平軍想從福建武平方向沖開突破口，以便貫通閩粵贛征戰路線（武平位于閩粵贛三省交界處），但均被徐宗干率領的清軍趕出了福建界。

困守梅州的太平軍殘部，最終于同治五年（1866）一月，被左宗棠部與湘軍名將劉典部會師合圍并殲滅于梅州城。過程不表，詳情不贅述。本文要關注的，是當年的福建巡撫徐宗干。

徐宗干

徐宗干在巡撫任期內，除了配合左宗棠剿滅竄入福建境內的太平軍，他的主要工作還有對臺管理。因為在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以前，全臺灣都隸屬于福建省管轄。巡撫徐宗干為臺灣事務可謂操碎了心。

早在同治元年（1862），徐宗干剛上任福建巡撫時，第一時間就去了臺灣巡視。他這么著急去臺灣做什么呢？有關歷史記載道明了原委：“閩中好亂之風，臺灣為甚。先生之巡臺也，方赴任，值漳、泉民斗，閉城已三日，即馳往擒治之。”原來，清代臺灣民眾以福建漳州籍、泉州籍移民居多，他們到了臺灣后，還是以原籍劃分社區，經常發生械斗，徐宗干這是去臺灣治理打群架事件去了。

清代福建（含臺灣）全圖

實際上，作為江蘇通州人氏的徐宗干，跟閩臺兩岸（歷史上均屬福建）的淵源遠不止于此。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宗干就從四川直調福建任汀漳龍道，管轄漳州、汀州、龍巖三地。難怪如前述徐宗干常駐閩西阻截太平軍，他根本就對這片土地知根知底嘛。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宗干又被調任福建臺灣兵備道，掌管全臺軍務。他在臺灣總共待了近六年時間。由此可見，徐宗干對臺灣有多么熟悉。

清代臺灣府全圖

領兵打仗、緝拿匪患，當然是臺灣道臺的第一要務，譬如，咸豐三年（1853），臺灣有叛亂勢力洪恭等人，起兵攻陷臺灣縣（今臺南市南部）、鳳山縣，徐宗干領兵平定了叛軍。

但徐宗干絕不是一個只知領兵打仗的武夫，相反，他作為嘉慶二十五年的進士，是個真材實料的大文化人，他對金石之學、孔門儒學的保護和傳承貢獻極大。

徐宗干的官場生涯早期一直在山東為官，且一待就是二十年左右，歷任泰安、曲阜知縣、濟寧知州等。當地的摩崖石刻文化、孔廟文化在清末發揚光大，徐宗干功不可沒。

泰山摩崖石刻

眾所周知，從古至今，五岳之尊泰山遺留下了諸多摩崖石刻圖文，它們都是歷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結晶，也是中華儒家文化的寶貴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在清代以前，世人常有抄錄泰山摩崖石刻的習慣，但拓本不多。而徐宗干就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樂衷于制作泰山摩崖題刻原跡拓本，為后世留下了數不清的泰山珍貴文化遺產。

不但如此，徐宗干還極力保護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孔子文化遺產。譬如在他任職曲阜知縣期間，見過一幅孔子圣像真本，即米芾版的“孔子贊像”，如獲至寶，遂制作了墨拓卷軸保存；又請人鉤摹刻制了這一版的孔子壁像，置于孔廟之中。

泰山孔廟

泰山孔廟有一副意味深長的對聯：“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這就是徐宗干題寫的。可見，徐宗干本人確實也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文化名家。

尤其難得的是，徐宗干把孔子文化帶到了臺灣。前文不是說了嗎？徐宗干手上有一幅孔子圣像的墨軸拓本，他一直將它隨身攜帶。上任臺灣道臺時，徐宗干更是將孔子像漂洋過海帶到了臺灣。并請人照著拓本雕刻了孔子像，供奉于臺灣府學圣祠（今臺南孔子廟）。至此，臺灣社會尊孔重教的氛圍越發濃厚。

臺南孔廟孔子像

從歷史的視角看，徐宗干確實對促進兩岸文化融合，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以至于有不少學人專門研究過徐宗干在閩臺兩岸傳揚孔子精神的事跡和文化效應。本文不贅述。

身為臺灣兵備長官，徐宗干還善于巧用民俗文化，促進社會治理。我心目中的良師益友、現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先生，不久前曾撰文講述過徐宗干在臺灣用神靈故事感召信眾、制止械斗的往事。

1852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按照舊例，臺灣民眾巡游神像。結果有兩路迎送隊伍因為爭搶巡游路線，大動干戈，相約械斗。關鍵時候，天降大雨、驚雷滾滾，化解了這場大規模紛爭。這兩路人，如果照約械斗，必然死傷多人。如是推之，可謂媽祖顯靈，挽救了信眾。

徐宗干將此事記述于《壬癸后記》，又曰“神之靈也，民之福、官之幸也”，意在用民俗文化感召臺灣民眾、治理臺灣社會。今汪毅夫先生發掘轉述并妙筆神評曰：“用神靈感召以防止和制止社會問題，是官方追求的幸事。今之臺灣當局頻繁地介入宗教(包括民間宗教)活動，但它以撕裂社會、制造社會問題為能事，是神譴、民怨的麻煩制造者。”相較之下，徐宗干作為清代駐臺官吏，其政治智慧還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實際上，徐宗干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地方官吏，他對古代官場政治的洞察力，遠遠超過常人。徐宗干曾寫過一首借物言志的詩曰《詠炭》：“一味黑時猶有骨，十分紅處便成灰。百條黃錠心不動,萬葆青春永耀玫。”

很多人初入社會或官場時，棱角分明、內有骨氣，但走著走著，有的人就被名利沖昏了頭腦，雖然一時風光無限、大紅大紫，但一旦丟失了人格和原則，他離毀滅也就不遠了，甚而挫骨揚灰、煙消云散，這就是徐宗干詩中所謂的“十分紅處便成灰”。

有此清醒，徐宗干難怪能成為一代良吏。同治五年（1866年），徐宗干在福建巡撫任上抱病辭世，他的上司、閩浙總督左宗棠，在上奏朝廷時高度評價徐宗干：“循良著聞，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