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Figure 的第 224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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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曠別三年的假期，史航也一直掛在熱搜上。

作為圍觀者，對事件真相尚未可知，難給定論。于是，不乏站隊史航者，表示如果性騷擾屬實，為什么受害者當時不反抗，而且事后也拿不出證據，分明就是「你可以騷我不能擾」。可多數情況下，男女之間，性并不是性本身，性是權力。受害者在性騷擾行為進行時，表面上很可能處于沉默狀態……造成的后果是，維權取證困難。

更甚者，受害者以公開講述等方式來保護自己權益時，還要承擔其它壓力。

但是，Figure幾年前拍攝視頻的女主角伊藤詩織，這位生長在與中國有相近文化源流、男女地位要不平等得多的日本，她站出來成為全日本首位以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的故事，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性傷害面前，沉默無法換來安穩。對性騷擾說不，也不是一句「靠法律」那么簡單。

日本首位以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紀錄片《日本之恥》女主角。

東京近郊的某處老年公寓，一位獨居老人的尸體在猝死的一個月后，因鄰居以不明氣味報案被警方發現。

換好隔離服的伊藤詩織雙手托著攝影機，躡腳步入死亡現場。這一天，消毒劑的用量比以往多了好幾倍，清潔隊員在完成噴灑后下意識別過頭，閉起雙眼等待揮發，詩織則始終緊盯顯示屏。為了確保拍攝素材的每一幀都對焦準確，她每隔幾秒就得用力將眼睛瞪到最大，再使勁一眨，擠掉不斷涌上眼眶的淚水，三層隔離口罩下面，是她憋紅了的臉。

紀錄片《Lonely Death》劇照

「這些蒼蠅都是蛆吃了他的尸體長成的。」清潔隊員轉身走向窗前，指著地板上百余只蒼蠅尸體，「它們想飛出去，卻撞死在玻璃上，窗戶上的那些小點，其實是死者的脂肪。」攝影機的鏡頭拉近特寫，那是詩織有關「窗」的記憶中，最難忘的畫面之一。

另一扇讓伊藤詩織忘不了的窗，是2015年4月4日清晨五點，東京喜來登酒店房間里掛著薄窗簾的那一扇，那是她在一陣劇痛中醒來后看到的第一個畫面，赤裸著的身體讓她意識到自己被性侵了。

「恭喜你，合格了！」一臉滿足撲過來的男性，是伊藤詩織尊敬的記者前輩、時任TBS新聞臺華盛頓分臺臺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好友山口敬之。前一晚，即將畢業的詩織為了詳細了解對方提供的工作機會，與山口在一家壽司店碰面，可是，她對當晚的記憶卻只停留在壽司店的洗手槽，之后便斷了片……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伊藤詩織掙扎著爬下床，穿回散落在房間各處的衣褲。

逃出酒店的那一刻，她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條軌道。

紀錄片《日本之恥》劇照

「噩夢」不是夢

伊藤詩織恨不得把自己的身體脫下來丟掉。

回到家后，她將淋浴噴頭的水量開到最大，狠狠地沖了個澡，并要求自己如約和妹妹一起去喝咖啡，假裝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地過周末，因為只有這樣，前一晚發生的事情才有可能只是一場噩夢。

膝蓋的疼痛卻日益加重，連下樓梯都成了問題，這讓詩織不得不接受了現實。在事發后的第五天，她走進了警察局。

之后發生的事情，讓她一步步成為公眾面前那位「日本第一位以公開姓名和長相控訴性侵的女性」。酒量不錯的詩織堅信自己被下了藥，卻無法提供充足證據；她給山口發郵件，幾番交涉，對方卻對性侵只字不提；她嘗試向強奸危機處理中心求助，卻因處理中心人手不夠，無法給予遠程支援；她報案時，沒有女性警察能負責受理此案；審訊過程中，三名男性警察要求她躺在墊子上，并拿人偶放在她身上，重現被性侵的過程；幾輪審理后，警察局終于下發的逮捕令，卻在逮捕執行當天被撤銷……

紀錄片《日本之恥》劇照

如此頻繁地經歷「無解」，令詩織沮喪至極，在她此前的人生中，幾乎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16歲時詩織想出國讀高中，即便自己聽不懂英文，還是通過寄宿家庭福利制度申請到美國高中的留學機會；高中畢業后，家里經濟條件不允許詩織到紐約的大學學習新聞，她就結合美國大學按學分收費的制度，決定先到不需要學費的德國和西班牙的大學，攢齊了畢業所需要的學分，又將學分提前轉到紐約的大學，并順利辦理了入學手續。

「只要身體健康、行動自如，沒有什么做不到。」這條被伊藤詩織信奉了25年的座右銘，在自己被性侵的事件上失了效。在日本，只有4%的性侵受害者會去報警，警察卻常以「這種事情太常見」敷衍了事，另外96%的受害者，甚至根本不會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而像詩織這種既報了案又不接受警察敷衍的人，少到會直接被忽略不計。「如果這件事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都不知道原來這么難，不知道我生活的社會原來是這個樣子，更不知道人們對性侵事件竟然如此無視。」

紀錄片《日本之恥》劇照

沉默無法換來安穩

當所有眼前的路都走不通時，她為自己鑿出一條新路。

沉默無法換來安穩，詩織萌生了對全日本公開自己被性侵經歷的想法，卻遭到家里的全員反對。她對自己做的事情有信心，但她的家人卻沒有，父親希望詩織能假裝一切不曾發生，期待她未來能夠穩穩當當地結婚，建立幸福的家庭；母親卻只留下一句「詩織不是來和我們商量的，只是來告訴我們一聲自己要去做了對吧？你總是這個脾氣。」

詩織從小就不按牌理出牌。三歲時，曾因為討厭一位欺凌弱小的男生，一記狠拳把對方打得鼻血直流，最后以媽媽拎著點心到男生家賠罪收場；家里也曾因找不到她而報警。那一次，詩織化身探險隊長，帶著一群小朋友徒步十幾公里，直到天色完全黑透才回到家，連朋友的襪子都磨破了洞。在她的印象里，親戚們總是不理解她的舉動，最常說一句話就是「這孩子到底是哪來的？該不會是個外星人吧？」

圖片來自竇霄

現在看來，親戚們關于外星人的調侃，卻像是伊藤詩織改寫日本歷史的預言。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召開了一場記者見面會，成為日本史上第一位以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她期待以此換來整個社會公開討論性侵的可能，盡管付出的代價是失去在日本工作的機會。郵箱中的恐嚇郵件雪片般地涌來，腦海中不堪的回憶也一次次被喚醒，詩織連門都不敢出。為了避免恐怖的人肉搜索，她不得不和自己的家人保持距離，那之后的一年多，詩織都沒和妹妹說上過一句話。

在公開被性侵經歷之前，詩織已經預想到自己之后的處境會非常艱難，而當這些代價被真實地具像化后，她才承認自己無法很好地消化它們，但如果能再重新選擇一次，她依然還會站出來，詩織給出的理由是「因為我是一名記者」。

紀錄片《日本之恥》劇照

「發聲」是受害者伊藤詩織對公正的訴求手段，也是記者伊藤詩織受到性侵害后的反擊武器。她根據自身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被翻譯成法語、漢語、韓語在各國出版，并獲得日本第7屆自由報道協會大獎；她還想通過自己擅長的紀錄片形式向外界傳遞這件事情的發生，便找到BBC合作拍攝了《日本之恥》，親自擔任紀錄片的策劃、完成在日本的采訪和拍攝，出于要保持客觀的原因，把定剪權交給了BBC。紀錄片上線后，不出所料地引起了新一波的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輿論壓力，讓日本的司法部門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對待這起性侵案件。

作為一名記者

「記者」是伊藤詩織高中時的夢想，大學畢業后的職業，更是她被性侵后最重要的身份認同。她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化作更多在傷痛中沉默的人的聲音，能夠指向更遙遠的時空，因此，無論是在采訪中，還是在講座上，被問到一些更具社會意義的問題時，她總會以「作為一名記者」作為回答的前綴。

圖片來自竇霄

事件發生后，同為日本知名記者的山口敬之，曾利用自己在日本媒體界的權力和人脈，讓詩織失去了在日本任何一家媒體工作的機會。「就像是有人突然在我開車的時候，把方向盤給奪走了，我都不知道接下來要怎么操作才能往前走。」好友May邀請詩織以攝影師的身份加入了自己獨立制作的項目，拉詩織跑到距東京1100公里之外的北海道夕張市拍攝，成為詩織傷后重建過程中的關鍵節點。

「她不斷地鼓勵我去工作，因為她知道我的夢想是什么。」北京的一場講座活動上，當詩織看到現居北京的May就坐在最前排時，激動得哽咽：「May，謝謝你！」這個傳遞著勇氣和力量的女生，第一次在中國讀者面前落淚，鼻頭一紅，又為了忍住淚水，目光急轉向后排觀眾，「她真的幫了我很多！有這樣的摯友，我真的，真的非常開心！」

May卻對詩織的反應感到驚訝，「我完全沒想到她會哭，因為關于我們的回憶，我能想起的更多是爭吵。」在北海道夕張市拍攝的項目是May的畢業作品，主題是日本第一個宣告破產的城市。兩人在專業上彼此欣賞，卻在拍攝節奏上各持己見，May想在最短的時間里拍出一個片子回學校交差，而詩織卻覺得這個選題的意義在于漫長時間里的變化。吵得最激烈的一次，她們從市政人員辦公室拍攝的關機一刻開始，一路吵到市政府廣場上，都忘了和拍攝對象道別。

May | 圖片來自竇霄

「扎身進工作中的時刻也是在幫她逃離出被性侵的傷害吧！」那些爭吵并未引起May的不悅，反而讓她敬佩起伊藤詩織，「她是天生的記者，拿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絕不會放棄。」

May畢業快五年了，詩織卻還堅持著每年去夕張拍攝好幾次的頻率，這座日本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人口數量從一萬銳減至七千多，并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從日本的行政區劃上消失，她打算用鏡頭為未來寫備忘。由于沒有和任何機構合作，制作經費為零，她甚至不確定積攢的素材能否以紀錄片的方式呈現出來，卻也并不悲觀：「實在不行，我就把它寫成文字報道。」

余生

「我已經做好和被性侵的傷痛度過余生的準備。」

四年過去了，伊藤詩織內心的痛苦并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減輕，但她的狀態，已經從「與傷口和平共處」進化到「負傷前行」，一部部職員表上寫著伊藤詩織名字的紀錄片作品，見證了一個「受害者」蛻變。

性侵事件發生前就在調研的「孤獨死」選題，被伊藤詩織拍成了紀錄片處女作《Lonely Death》（中譯：《老年公寓清潔隊》），她舉著攝影機和清潔隊員一起進入死亡現場，推測那些與他人切斷了聯系的人生前如何生活、透過無人認領的遺物尋找那些失聯已久的親人……

紀錄片《Lonely Death》劇照

「那些老人孤獨而死，并不是因為窮，而是因為他們在家里沒有自己的位置。」這部表面看起來探討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紀錄片，反思的卻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裂縫。詩織作為導演跟蹤拍攝了近三年，一路拍到社區管理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挨家挨戶地去敲門，了解每位獨居老人的情況并定期進行心理疏導工作，這支紀錄片才終于成立。2018年，這部作品在紐約國際電視電影節上獲得了紀錄片單元社會類銀獎。

被性侵經歷讓伊藤詩織的選題視角更多地聚焦在了女性身上，她正在拍攝的最新作品關注的是非洲塞拉利昂的女性「割禮」（注：割除女孩的一部分性器官以免除其性快感。當地人認為這樣能夠確保女孩在結婚前仍是處女，婚后也會對丈夫忠貞）。在這個位列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報告中倒數第六位的國家，「割禮」是被視為神圣且禁止討論的傳統習俗，也從未有過外國媒體深入報道。

詩織從不介意做那個冒險的人。她只身一人邊采訪邊拍攝，一路被警告這件事情的危險性。但開拍一年半以來，一切都意外地順利，從沒遭到過拍攝對象的反感或拒絕。「我在那里和他們同吃同住，把彼此的關系拉得非常近，我是認真地和當地女性一起思考如何面對這件事情，怎么解決問題。」

在塞拉利昂時，詩織聽到過無數次「這就是我們的傳統，你作為一個外國人又能怎么樣呢？」但她用自己的經歷鼓勵自己做下去：「外來視角是必要的，我被性侵后，一直都沒有機會在日本談論這些事，最后是海外的BBC幫我發了聲。所以我想，雖然我拍的紀錄片沒辦法被塞拉利昂人看到，因為那里連電視都沒有，但它可以讓其他國家的人了解當地情況，給予各方面的幫助。」她還和當地女性一起制作了電臺節目，討論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以傳統之名傷害身體、傷害生命的事情。

持續地報道這些選題，是她救贖自己的方式，因為她總會在那些無聲者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曾經的影子，「我沒有經歷過這種‘割禮’，但我和許多女生都經歷過‘心靈上的割禮’。我們被迫接受社會強加給我們的要求，成為他們眼中女性應該有的樣子。」

某種程度上，東亞和非洲在感受著同一種痛苦，她希望通過這部紀錄片探討的，是「女性究竟何以在這個社會中存在」，我們不能因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而回避它。

在采訪的尾聲，我們問伊藤詩織「想象一下十年后，你希望人們在提起‘伊藤詩織’這個名字時，會如何介紹你？」她沉默許久，腦海中的時間線不停回溯，最初人們叫她「受害者」，然后慢慢知道了她的名字，后來很多人說她是「幸存者」，再到「打破沉默的人」……

「那些標簽都只是我采取的一系列行動，而不是我的專業！」她抬起頭，開始憧憬一個未來的畫面，「我真的很喜歡自己的記者工作，也對自己的專業有自信！只要我堅持做有價值的報道，貼在我身上的‘受害者’標簽，總有一天會被‘記者’或‘紀錄片制作人’所取代，而我也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被大家所認識。」

特別鳴謝｜攝影師竇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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