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是一部生產文明衰落，軍事文明次之，貿易文明崛起的時代

1、大航海時代的中國并未落后

歐洲之崛起，正是15-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隨后歐洲并未與中國形成技術代差。中國也始終嵌入了當時全球貿易的體系當中，當時中國也是世界第一大順差國，大量吸收了西班牙從南美運來的白銀，并且不斷向西方供給當時的高附加值商品。在海洋貿易、科學技術等等方面也是互有長短，在中國當時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逐步衍生出了有別與傳統封建勢力的資本主義萌芽——工商業階層。而中國與西方在技術、社會結構上發生大差異，卻是在17世紀清帝國入關控制中原以后。

畢竟當年西班牙的貴族們喜歡的是中國的絲綢、喝的是中國的茶葉，用的是中國的瓷器。東南亞的一眾蘇丹國可以讓西方勢力開拓殖民地，但是面對龐大的華夏帝國，西方的這些初代海洋霸主就不夠看的了。比如葡萄牙、荷蘭都曾與中國發生接觸，其軍事野心基本在地方力量的反擊下就被遏制住了。

鄭成功收復臺灣，不僅僅是中國人跨海建功的壯舉，更是區域性海商組織體的開拓之舉，若非國姓爺英年早逝，恐怕當時東南亞的西方貿易中心馬尼拉都被奪了去，可見當時中國海洋力量的實力并沒有與西方拉開代差。

畢竟中晚明的時候東南大搞土地兼并，發展工商業，為的可不是當地主自保，而是以資本增殖原則進行的擴張。但是滿清的入關徹底打斷了這個趨勢。

2、軍事文明才是中國近代落后的主因

滿清入關以后，中國的發展就開始和西方拉開差距了，一方面歐洲獲取了海量的財富增量，在漸進式的階層置換幾百年后（價格革命—金本位時期的長期溫和通脹削弱了吃地租的封建主），頑固的封建地主階級被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奪取了權力。只不過這種革命不太徹底，因為資本追求的是盈利而非革命，在和國家統治機器妥協后資本家非常樂于看到國家力量為他們鎮壓工人，拓展地盤。所以歐洲大陸皇冠穩固，而且資產階級和原來的統治者結合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德國的容克）。

而東方則逐漸開始被軍事文明所壓制，滿清軍事政權對生產力的發展起的是阻礙作用：聯小宗治大宗（滿、蒙、藏的貴族聯手一起治理漢地）、鉗制思想（大搞文字獄，對思想桎梏達到了頂峰），軍國化管理（兵丁入旗，漢八旗、滿八旗），這些使得軍事專制達到了頂峰。

因為軍事文明的內在邏輯是——要讓別人不如我強，通過毀滅的辦法獲取統治。比如蒙元屠殺后路的居民以防其造反，滿清屠城剃發以消滅反抗精神，羅曼諾夫王朝人滾地留的哥薩克式擴張，日本軍國用三光政策來治理占領區，納粹建立猶太人集中營，都是這一類思路——“只要別人弱了，就等于是我強了”。

這在軍事斗爭中還好辦，肉體消滅了敵人就可以了，但是在國家治理上就麻煩了，如果技術革命從被統治階級萌發，那么就成為了統治階級的威脅，所以中國只有在清朝才有遏制民間技術發展的行徑：

如康熙年間的火器專家戴梓就因為是漢族而且掌握了先進的火器技術，被西洋傳教士構陷，被發配流放。這一方面是滿清統治者對當時主要主體民族也即人民群眾的忌刻猜疑，另一方面是對于先進生產力也即域外技術成果的病態抵制。

所以孫中山說為什么清王朝不能搞君主立憲制，就是因為滿清統治集團不可能有效發動群眾，對于生產力自下而上的技術革命更會天然抵制，所以必須革命。

而新中國更是始終堅持群眾路線，把發展和解放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這種判若云泥的區別，就是“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果。

中國在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三百年，是游牧軍事文明凌駕于華夏生產文明的“中華黑暗期”，其與歐洲在蠻族軍事文明壓迫下的“黑暗中世紀”頗為類似，是野蠻戰勝了文明乾坤顛倒的非常態。軍事文明對于人格的奴化與思想的禁錮，使得華夏漢唐之雄風不再，正如龔自珍所說“萬馬齊喑究可哀”。在有清一朝：統治階級內部都以自稱“奴才”為榮；知識分子社會精英以鉆研八股為榮；民眾以服從于封建禮教為榮，這種僵化的社會形態當然會讓華夏文明在近現代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大潮中落后。

但這種落后，不是華夏文明的落后，而是軍事文明的落后，因為華夏文明的本位是生產文明，其為滿清軍事文明所乘的黑暗期落后于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不能說明華夏文明的落后。因為后來的新中國恢復了華夏文明原本的漢唐模式，在短短幾十年間即追趕并超越了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成果，使得華夏文明成為唯一一個從石器時代進化到信息時代的活文明，甚至可能會在將來率先跨入智能時代。

清王朝作為一個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軍事帝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軍事文明時期，其是華夏生產文明與軍事文明結合后的特殊形態。在當時的世界上：

沙皇帝國吸收了蒙元的游牧文明，成為歐亞混血的東斯拉夫軍事帝國；

奧斯曼帝國吸收了阿拉伯帝國的伊斯蘭文明，成為異化的伊斯蘭軍事帝國；

應該說在那一時期，整個歐亞大陸上都是強大的軍事文明，這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非常相關：滿清帝國（清帝國制服準噶爾就是靠的火器）、沙皇帝國（伊凡雷帝的直轄軍配備火槍）、奧斯曼帝國（蘇丹親兵主力為火槍兵）都是擅長使用火器和騎兵的軍事組織，這一方面需要專業的軍事技能，另一方面需要多兵種配合的指揮技巧，故而側重軍事專業化及強調服從性，所以軍事貴族的專制政體就在當時的亞歐大陸上獲得了優勢。而這也是迫使西歐國家遠洋出海的主要動力，因為歐亞的陸上貿易路線已經被三大軍事文明鎖死，東西方兩大文明中心的溝通成本過高，所以需要開拓海路。

然而在工業革命之后，以英美為首的貿易帝國迅速借助先進的生產力而崛起，這使得曾經虎踞亞歐的三大軍事帝國迅速衰落。奧斯曼帝國成為“西亞病夫”，并最終從一個領土遍布中東北非，橫跨三大洲的霸權帝國退化為僅剩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沙皇帝國從“第三羅馬”退化為“帝國主義最薄弱的一環”，曾經雄極一時的“世界憲兵”變成了“灰色牲口”，成為了第一個輸給黃種人的白人國家，是列強之恥。而清帝國也是割地賠款主權不保，僵化封閉茍延殘喘，幸賴華夏文明之強大的生命力，才召喚出仁人志士起而拯之，最終新中國拔地而起，成為了時代的選擇。

為什么軍事文明一時俱起，又同期而滅呢？這個背后的原因在于，世界斗爭的方式隨著生產力的水平發展而不斷變化，只有最適應生產力的政權組織形式，才能在生存的競爭中獲取優勢。軍事文明的長處是培養及組織專業化的軍事組織，其社會形態是啞鈴形的，比如清帝國，就是八旗這個軍事貴族體系獲得了極大的物質資源分配比重，同時也承擔了主要的軍事任務。而且其與人民大眾是分化的，因為其專業的軍事技能培養需要脫離生產，這樣兵與民相隔絕，以兵而鎮民，自然就是戰爭的專業性上升而規模下降，同時民眾承受重壓故而社會內部矛盾大。所以清朝在歷次動兵的人數規模都不大，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中都沒有發動人民戰爭，僅在少量的軍事力量被殲滅后就選擇了妥協，而庚子事變中當清廷試圖利用義和團時，也是拙于組織最終失敗。

當工業革命開始以后，世界的斗爭形式就從比拼人的軍事經驗變成了比拼武器的技術優勢，這使得以建立貿易體系而富集了世界資源的海洋貿易帝國形成了優勢。因為無論如何鞍馬嫻熟，如何悍不畏死，也比不過經過短暫訓練機槍兵，這在八里橋大戰中就尤為明顯。所以軍事貴族比不過掌握先進技術的資本集團，這就是大英帝國占盡世界膏腴之地，海洋稱雄的原因，也是軍事文明衰落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