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達）從特定的歷史維度去看，而今的古城依蘭早早就與遣戍發生了必要的勾聯，且被深深地打上了千年流放地的標簽，北宋的徽欽二帝被擄往五國城，在絕域之地“坐井觀天”即是例證。

（金代五國城）

　　位于“小三江口”的三姓（即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被清廷設定為流犯戍所，蓋因康熙一大帝下旨，諭：將發遣齊齊哈爾、黑龍江等地犯人，“此后俱發在三姓地方。”時，在其繼位后的五十二年（1713年）。

年羹堯案犯

　　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三姓地方設協領衙門，這也是三姓城設防的開端。其后，被流放的罪人以及受誅連的家人接踵而至，被發遣三姓的流人當中，以年羹堯四子最為著名。

　　年羹堯是清代康熙和雍正兩朝重臣，文武雙全、戰功卓著，累官至撫遠大將軍、川陜總督、太保、一等公等高爵顯位。在四皇子胤禛未繼位前，年羹堯便是雍正的資深擁躉，唯雍正馬首是瞻，在“九子奪嫡”的皇位斗爭中，他為雍正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好景不常在。雍正繼統穩定局面后，便對政敵進行瘋狂打擊。接連以“悖旨亂政”和“黨奸”之罪，將其兄弟允禵、允禩等制裁，年羹堯也被誅連。

　　雍正二年秋冬之交，年羹堯因犯下大逆、欺罔、僭越、狂悖、專擅、忌劾、殘忍、貪黷、侵蝕等九十二款罪名，雍正帝賜其自裁。

（年羹堯像）

　　年羹堯家產俱抄沒，家族文武官者被革職，年羹堯的子嗣不可能逃過此劫，十五歲以上的男丁皆發遣到極邊煙瘴之地充軍。

　　此后的篇幅，我們要重點挖掘年羹堯四子年興的一些陳年舊事。

　　年興，鑲黃旗漢軍人，其母為宗室女，故有外戚身份。年羹堯位高權重時，年興多次得到皇帝恩賞，官至一等侍衛、世管佐領。

　　雍正三年(1725年)年興與他已滿15歲的兄弟，俱被發遣到廣西、云貴極邊煙瘴之地充軍。時過兩年，雍正皇帝發了善心將年羹堯發配之子全部赦回，從寬發落。

　　年興回京尚立足未穩，當今皇帝便在雍正五年四月初九日，下諭：“年羹堯之子年興不可留京，著發往吉林烏拉安置。欽此。”皇帝不想放過年興的念頭由來已久，年羹堯罪行敗露之后，在當時年子“年富、年興等尚毫無畏懼之形，隨處為伊父探聽音信，且怨憤見于顏色”,雍正對此始終耿耿于懷。

（雍正皇帝）

　　18年過去，時光游走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光陰若在捻指之間。這18年大清朝上下發生了很大變化，與本文相關的有：雍正已故去多年，乾隆也當了十年皇帝，在苦寒的吉林流放地，年興的下一代已經成人。

　　是年，遣犯年興因與吉林當地官員相互交往，“且與現任知州魏士敏結親，大干例禁”，引起乾隆皇帝的不滿，朱批：“著年興發配三姓。”

年興在三姓

　　年興遭發遣云南，再發吉林烏拉，三“流”至三姓。不過，年興沒有“是不過三”的幸運，也沒碰倒唐代李白遇赦的好運，更沒留下“朝辭白帝彩云間，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千古佳句。

　　年興發遣三姓(今哈爾濱市依蘭縣)之后，沒有汲取教訓，仍不肯安分守己、依然告狀滋事、惡意激化矛盾，且與三姓地方官員結怨很深，屢次向上級控告。

　　乾隆十四年(1749年)，寧古塔將軍永興向皇帝奏報年興在三姓期間藐法生事的詳細情形，請求將其永遠枷號示眾。

（帶罪之人）

　　列舉年興的罪行如下：

　　其一，年興派親屬、蘇拉十哥前往吉林烏拉城，向寧古塔將軍衙門控告三姓地方官員湊銀接濟其他遣犯、徇私辦理人命案件。寧古塔將軍再次啟動調查程序后，與三姓副都統衙門得出同樣的結論。因此，寧古塔將軍永興認為：年興善于滋事，不守本分，故意搬弄是非。

　　其二，年興因惡意告狀受到了“杖笞”。因而年興心有怨恨與三姓官員結仇，年興為挽回面子與發遣的重犯者等糾集起來，“使用奸計，散發藥物，沽名于百姓”，施小恩小惠籠絡人心、欺世釣譽。在三姓，這些叵測用心的惡人已形成一股勢力，若不迅速消除則養癰為患，終將成為地方穩定的極大惡疾。

　　其三，寧古塔將軍永興赴三姓巡查之際，年興肆意妄行在街道各處張貼無名字帖，還向將軍寓所拋撒無名字帖，自己也到將軍在三姓的寓所告狀。吃了閉門羹后，年興仍不死心，在次日將軍永興赴教場視察官兵騎射時，年興呈文稱：“承審伊先前所告案件之官員等辦理不實，有瞻徇情弊”，他還痛訴眾人與其結仇，“憎恨伊者頗多”，在三姓副都統衙門受到不公正待遇，請求改換發遣地。

　　寧古塔將軍永興向乾隆皇帝上奏：年興系謀逆犯年羹堯之子，圣主破例施天高地厚之恩免死，“年興理應感戴圣主屢施高厚之鴻恩，痛改前非，安分守法寧謐”。可他在三姓仍然藐視法律，平素不受管束、妄生事端、結伙重犯、極不安分，且年興的行為損害民風，在三姓披甲人當中造成惡劣影響，必須給予打擊。奏請：將年興在三姓永遠枷號囚禁，以示懲儆不安分的流人。

　　數日之后，乾隆帝直接降諭：處死年興。“天作孽猶可恕，人作孽不可活”那句古話，在作死的年興身上應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