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五千年是所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說法，但在1921年仰韶文化被考古發現之前，這種說法多少有點“誤打誤撞”的成分。

我國古代的史書雖然記載了不同朝代的史跡，但涉及上古時期的歷史卻絕少記載年數，這就導致了我們只能模糊地知道國家文明起源于三皇五帝時期，但至于三皇五帝究竟何年何月，不得而知。

到春秋戰國之時，隨著儒、墨兩家學說傳播的影響，黃帝從五帝傳說中脫穎而出，被諸子百家共同奉為最古的“人王”，這便是人文初祖的由來。

司馬遷著《史記》時，也把黃帝列為五帝之首，視作國家的開端，但同時也解釋說“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這說明，關于黃帝年數的說法，各家差異實在太大，沒有辦法確信。

此后歷朝歷代，都有人試圖推算出黃帝的生存年代，進而得出華夏究竟起源于何時。比如西漢元鳳三年（公元前78），一個叫單安國的人推算“自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將黃帝生存年代設定在了公元前3706年。

西晉的皇甫謐認為堯以上共有五帝，歷時341年。北宋的數學家邵雍算出堯元年為甲辰年（公元前2357年），加上五帝延續的341年，推算黃帝元年應為公元前2698年。

皇甫謐并不是專業的史學家，他的主業是研究針灸。同樣，邵雍的主業是研究哲學，他們對于黃帝生存年代的考證，并沒有實錘的依據能夠佐證，僅能算作是一家之言。

但進入20世紀以后，劉師培、宋教仁等革命先驅出于排滿反清的政治需要，號召民眾棄用清帝年號，轉而改用黃帝紀年，并采信皇甫謐和邵雍先后對黃帝生存年的考證，把1905年定為中國開國4603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將1912年1月1日這天定為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從此，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說法就廣泛傳播開來。

沒想到的是，這個政治性遠大于科學性的“五千年”說法，居然和后來的考古發現不謀而合。

1921年，仰韶文化遺址在河南澠池縣被發現，初步判定為新石器時代一處大型聚落，開啟了以地下文物來印證和補充中國史書記載的新篇章，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

仰韶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其主要特征是影響范圍遍及黃河中下游地區，呈現出農耕和定居特色，出現了發達的手工業，這也就意味著先民們已經脫離了原始社會的茹毛飲血狀態，開始步入有社會組織的文明階段。

其中，到仰韶文化中晚期，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時，陜西關中和河南三門峽一帶，先后出現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原本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的同異各半的地方文化變種，開始趨于統一。

尤其是廟底溝類型的分布范圍，同史書記載的黃帝版圖“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極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高度契合。

這也就意味著，在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華夏大地的確已經出現了以部落聯合為組織形式的文化共同體，雖然還不能準確地判定為國家文明，但也步入了文明的范疇。

那么古人對黃帝生存年代的判定，也就得到了考古的佐證。當然，這里所說的黃帝，并不是具體的某個人，而是一個時代的共同稱謂。

春秋時期就曾流傳有“黃帝三百年的說法”，有人曾問孔子：黃帝究竟什么人，怎么會有三百年壽命？對此，孔子的解釋可謂精辟：“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在孔子的眼中，所謂的黃帝三百年，其實是黃帝及其所在部族對華夏的影響力持續了三百年，期間可能經歷了數代人，他們的共同代號都叫黃帝。

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朝的始年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如果我們加上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的“黃帝至禹，為世三十”（每一世30年），那么黃帝的生出年代同樣指向了公元前3000年這個節點。

所以，從宏觀角度來講，黃帝距今5000年，開創了華夏文明治世之先河的說法，并沒有什么問題。

當然，這里需要補充一點的是，距今5000年指的是文明史，而文化史則還要上溯到近10000年左右。比如仰韶文化的源頭賈湖文化距今超過了8000年，發現了原始文字；湖南澧縣城頭山發現的古城距今超過6000年；距今6000年的紅山文化，有高度發達的制玉工藝。

文明和文化的區別在于，后者以血緣為紐帶，只零星出現文明要素（城市、文字、復雜宗教禮儀、社會分化）的其中之一，而前者卻突破了血緣壁壘，綜合了諸多文明要素，呈現廣泛的影響力和內部統一性。

這里就不得不提到浙江良渚文明。

環錢塘江分布的浙江良渚文明，距今5300年，相比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良渚呈現出的面貌不僅有中國同時代規模最大的城址、水利設施，而且有著統一的精神信仰、分等級的墓地、原始刻畫符號（早期文字）。

故而，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將良渚定義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江下游，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

由此，良渚成為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

但是，既然黃帝被視作華夏人文初祖，他的事跡和生存年代又和距今5000年黃河流域的諸多考古學文化類型相契合，那么又該如何解釋比黃帝還要早300年的良渚文明呢？

這里就產生矛盾點：或者黃帝只能算作黃河流域人文初祖，而不包含廣袤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或者黃帝本身就出自良渚，隨著良渚文化的北進，繼而被黃河流域諸多文化族群所接收和吸收，成為華夏共祖；又或者黃帝原本就不存在，是春秋時人杜撰出來的。

依據現有的證據，我們的確無法直接證明黃帝的存在，但同樣也沒有證據能否定黃帝的存在。

不過，古人對黃帝以及早于黃帝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的事跡描述，完全符合人類社會從筑巢、用火再到定居農業的文明演進脈絡，包括黃帝的諸多歷史貢獻，也與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面貌契合。

這說明，古人對包括黃帝在內的始祖的文化記憶，有著真實的素地，而不可能是憑空杜撰出來的。

那么，良渚對于黃帝，又該作何解釋呢？

上海材料研究所一位長期從事工科研究的學者金宇飛提出了腦洞大開的猜想，他認為：對比黃帝時期的九州圖，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分布于冀、豫、梁、雍四州）、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青、徐、兗三州）、屈家嶺文化（分布于荊州）、良渚文化（分布于揚州），這些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剛好位于各州。

據此，他推測：冀州（小河沿文化）、豫州（廟底溝二期文化）、荊州（屈家嶺文化）、揚州（良渚文化）、青州和徐州（大汶口文化）等州之主或氏族首領皆曾為黃帝，所以這些州的氏族后裔當然就是黃帝子孫了。

那么這種腦洞大開的推測，有沒有道理呢？

首先從文獻記載來看，這一推測的確很靠譜。比如史書中記載的黃帝名號分別有：公孫氏、有熊氏、縉云氏、歸藏氏、帝鴻氏、帝軒氏，他的子孫又分別衍生出金天氏、帝魁氏、青陽氏。

而黃帝的居所，也分別有河北涿鹿、河南新鄭、山東曲阜、甘肅天水、浙江麗水，葬地又有陜北橋山、湖南黃陵等，可以說，黃帝的足跡的確遍及九州。

其次從考古發現來看，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共同形成了獨特的玉文化共同精神信仰。

自距今6000年的遼河紅山文化起，經安徽凌家灘、浙江良渚再到龍山文化時代的甘肅齊家、陜西石峁、山西陶寺、湖北石家河，遍及華夏大地的廣袤地區，無論是生產工具、兵器還是宗教信仰用具，都呈現于濃郁的尙玉風格，形成了中國獨有的玉文化，并影響至今。

這種上層信仰的偏好，絕非是簡單的文化交流或者貿易所能實現的，而是有著深層次的精神和文化認同，其中必然有某支核心族群通過遷徙或戰爭施加了影響，暗合了“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的傳說。

結合“神農之時，以石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的說法，就會發現，這恰恰是人類社會從石器到玉石器再到青銅器運用的文明發展脈絡。而黃帝剛好處于從石器（包括玉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的關鍵階段。

如果把“黃帝”當作是一個文化族群的標志，那么這個族群起自紅山文化，南下影響了良渚，之后又驅動良渚文化北上，經大汶口文化區域進入中原，最終締造了華夏共同體。

在這一過程中，黃帝的形象也逐漸被豐富，從最早的標志物，逐漸具象化到了部落族群，繼而衍生為某個具體的人，將數百年當中發生的歷史事件，都歸總到了一個人身上。

所以，如果從黃帝實現“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來看，他的生存年代反而晚于良渚，如果從中華文明起源角度來看，起源于紅山文化的黃帝要早于良渚，而受紅山文化南下影響的良渚是黃帝文化圈形成的關鍵一環，最早形成國家文明的良渚在北上后，又反向將黃帝拓展為華夏共同祖先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