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Figure的第286支 ▼ 原創視頻

導演｜嚴硯瀅

房滿滿

撰稿｜鮮 于

編輯｜許 靜

出品｜FigureVideo

徐棗棗（化名）希望有一天能有個自己的孩子，和世界上許多女性一樣，但在沒有合適對象之前，她想凍卵，卻被醫院拒絕；

張萌（化名）希望能和其他女性一樣申領到生育保險，卻因為沒有結婚證和計劃生育證明而被社保中心拒絕；

東東（化名）也在為自己的生育保險努力，卻發現了一條關于「未婚媽媽」申領年齡限制的隱形政策：自己的育齡比允許申領的女性年齡小了三歲……

擺在她們這些單身女子面前的，是同一個困擾：什么時候，非婚生育可以和已婚生育一樣，享有完整的權利保障？

我想對自己的人生有決定感

30歲那年，徐棗棗決定去醫院尋求凍卵服務。

「30歲以后，離黃金生育年齡越來越遠，你的生育能力好像就開始斷崖式下跌，卵子質量就開始漸漸得沒有那么好了。但我自己感覺，我的內在探索和自我實現才剛剛開始，遠不是一個我適合去做結婚或者生育選擇的年紀。」徐棗棗說。

各項健康檢查結果顯示她的身體狀況良好，符合凍卵需要，醫生隨即給她做術前常規性登記，年齡、身體指標等。

「問到最后，他自然而然地開口問我，對了，是已婚吧？我說，不是啊」。

醫生的筆停了下來，抬起頭看向徐棗棗，她這時才意識到——這場對話才剛剛開始。

「我越想越覺得不公平。」徐棗棗說，「婚姻只是實現生育的手段，不是前提。」

所謂凍卵，屬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一種，即從健康適齡的女性身體中取出卵子并冷凍。當女性有生育需求的時候可以解凍卵子、復蘇進而受精形成胚胎。

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原衛生部發布施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首次對中國國內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出臺了相關管理辦法。在此基礎上，2003年，原衛生部修訂發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其中的第三條第十三項禁止為單身女性提供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幫助。

2013年1月，美國生殖醫學會宣布凍卵不再是一項實驗性技術，可以應用于生殖醫學臨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凍卵沒有技術難關或健康風險。

自此之后，女性對于凍卵的需求呈現上升的態勢。但在我國，盡管關于放開凍卵的討論、呼吁一直存在，但為單身女性提供凍卵服務，迄今仍然屬于違規行為。

「我選擇的權利一直在被別人控制。」以其單身及非醫療目的為由，醫院拒絕為徐棗棗提供凍卵服務，讓她覺得非常憤懣，「別人都勸我，現在國內就是這樣，沒辦法。但我就是不能接受這種‘我們無能為力，就只能聽之任之’的無力感。也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聽說了影響性訴訟、公益訴訟，我為什么不通過行動來對抗無力感？」

2019年3月，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案由將醫院告上法庭。

「我更想要做的那種人，就是對自己的人生有決定感，有掌控感。」

「我爭一個自己處置自己身體一部分的一個權利，」徐棗棗說，但又不只是關于平權，它源于真實的個人愿望，就像很多對這項技術感興趣的女性一樣，她將凍卵視為未來的保險，「一個未來做決定的可能性」。

2022年7月，這樁 全國首例單身凍卵案 一審宣判，徐棗棗敗訴，被「駁回所有訴求」。她隨即提起上訴。

2023年5月9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徐棗棗和她的卵子已經等待了4年。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第三條第十三項，20年沒有修改過——法律滯后于現實。

那扇時有時無的隱形門

「有的案子立案就是成功，有的案子能夠開庭就是成功，案例有一個就比沒有一個強，而且積累多了，這條法律就有可能改變，還是有希望的。」徐棗棗的代理律師董曉瑩這樣評價道。

從2012年起，董曉瑩就持續關注婦女及性少數人群的權益保護與法律倡導，她碩士學的是應用心理學，想過做心理咨詢師，一對一的去幫助別人。

「但后來發現，這樣很難一下子去撬動很多東西。」董曉瑩說，「我們想生活在一個完美的世界里面，就要為這個完美的世界去多做一些努力」。

單身女性的生育權益，是她的關注重點。2017年上海「國內未婚生育申領生育保險金第一案」，董曉瑩就曾作為當事人的代理律師參與。

北京大學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終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趨勢，其中，出生隊列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為5.9%，未婚生育占比為0.3%；出生隊列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為6.1%，未婚生育占比為1.2%。

每一個非婚生子女背后都有一位未婚媽媽。然而，即便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一線城市，非婚生育依然無法和結婚生育享受同等權益——不同的待遇背后是微妙的人心。

2017年，上海的未婚媽媽張萌因沒有結婚證，無法給出計劃生育證明，在申領生育保險時被拒。她因此提起訴訟，于是有了被社交媒體熱議的「國內未婚生育申領生育保險金第一案」。

「我愿意結婚生娃還是不結婚生娃，有什么問題？這是我的權利啊。」至今依然保持單身的張萌，面對鏡頭坦言，「婚姻是需要兩個非常契合的人才能在一起，絕對不能勉強。」

發覺懷孕時，張萌已經40歲，剛剛跟前男友分手沒幾天，「感覺蠻突然，也蠻震驚的」。她沒有選擇復合，感情斷了就是斷了。但她選擇留下這個孩子，「（墮胎）雖然不是你自己動手，也相當于是你去殺死他，我沒有辦法去傷害這個自己身體里的生命」。

但是作為非婚媽媽在社會中的艱難，超乎她自己的想象。

生育保險官司打了四年，屢戰屢敗，張萌始終未能等來自己期待的判決結果。

但在法庭之外，改變還是發生了。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計劃生育情況審核事項」退出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受理清單，申請生育保險金的線上系統一度不再將結婚證設置為必選項。2021年3月，張萌以「單身未婚」的身份，終于領到了自己的那份生育保險金。

對于張萌來說，這筆錢不止是經濟來源，更是一種身份認同的象征，是公關福利對非婚媽媽的一視同仁。

正當非婚媽媽們認為，社會生育政策會從悄然「破冰」轉為迎來重大變革。但不久之后，這一通道又悄然關上了大門。

直到2022年8月，國家醫保局在接受媒體提問時表示：「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險的繳費責任，生育保險待遇的享受是沒有門檻的，不需要結婚證等材料。」各地政策再次有所松動，但那扇門依然若隱若現，有的地區悄然將生育金和婚姻松綁，沒有出臺明文規定；有的則設定了各種不同于結婚生育的限制。

「2012年的時候，我已經30歲了，和平分手四個月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懷孕了。」東東也是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非婚母親，受張萌的鼓舞，她也申請提取生育保險，但結果出乎她意料。

「他們（辦事工作人員）跟我說，辦不了。然后我就問他為什么辦不了？回答我說，他們得到的口徑是2016年以后生的才可以。」東東說她立即要工作人員出示政策文件，但工作人員說沒有文件。這讓東東無法接受，「13年生的孩子和16年生的只差個3歲，你連個紅頭文件都沒，任意劃線，這怎么行？」

她找到董曉瑩律師幫忙，準備向張萌學習，就此事提起訴訟。「但上海的立案，也是有點……難。」董曉瑩律師說。

夢中的婚禮

事實上，整個社會對未婚生育這一行為，仍然沒有準確的定位。在隨機街采中，Figure攝制組得到了各種說法：

年長者更傾向于傳統家庭，生育和婚姻捆綁在一起。「父母都在一起撫養孩子那種」，「有媽媽沒有爸爸，這個家庭是應該說比較畸形的，而且小孩子如果從小沒有爸爸的話，就是好多東西都缺失掉了」……

年輕一些的受訪者，則考慮得更加現實一些：「你不在乎這些權益，你可以生，但如果說你沒有這個能力……這大環境就是這樣的。」「不能因為（媽媽）她未婚然后就把福利什么都給剝奪掉，那也是不對的，當然肯定是兩個人一起比一個人要好，但是有的時候這不是她能夠選擇的。」

在張萌看來，「觀念是一點點改變的」，這也是她愿意以訴訟方式發聲的原因之一，因為「只有先被更多人看到，才能夠引發嚴肅的討論」。

相比未婚媽媽的處境，非婚生子已經受到法律更大的認可和保護。2021年的新版《民法典》明確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

「未來孩子長大了，被知道是非婚生的，你會不會擔心他，會怎么處理這件事？」 Figure導演問張萌。

她回答：「我不擔心啊，因為他遲早要面對這個問題，這是他所需要自己去思考的事情。」

直到此刻，5個多月過去了，東東還奔波在爭取法院立案的路上。

「放棄我是不會放棄的，我很不甘心，這件事情，我覺得堅持到最后肯定是有意義的，而且會有一個結果」。

徐棗棗的二審也是遲遲沒有開庭宣判。「快開庭了，法院肯定有自己的考量，改變的發生也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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