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語言戰略研究》2016年第2期

我沒有學過語言學。商務印書館新刊《語言戰 略研究》問世，編輯部向我約稿，談對語言和語言生活的想法和見解。我由此按捺不住，試談些想法。

我之所以愿就此發議論，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近四十多年來，一直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天天要處理文稿、推敲文字表述，經常參加會議、論壇、講座發言和演講；茶余飯后興之所至，也寫過些詩詞，自然對于語言和“語言生活”積累了一些自己的感悟與心得。試分幾點來講。

第一，我認為語言是人類智力提升、智慧發揮和文化積淀的重要伴生物與催化劑。廣義地講，語言不獨人類所有，鳥有“鳥語”，馬有“馬語”，海豚據說也有其語言。但人類脫離動物界而成為獨具最高級智能的生命體，復雜的語言和文字，顯然是其不可缺少的特定伴生物。它使人類在分工合作中必不可缺的溝通、配合可以實現高效率，也使人類的社會交往、情感生活可以更加豐富、細膩，以至追求優雅——當然也不排除時或表現其暴戾與決絕。語言和文字可以內含百般風韻、千重感觸、萬種柔情，令人如醉如癡，心馳神往；也可以帶來思想碰撞、靈魂激蕩、意氣軒昂，使人赴湯蹈火、舍生取義。活著的語言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中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路演變至今的當下現實，也還在繼續催化人類的智力提升和文明結晶。僅以 我自己在寫作和演講中的感受而言，思路的清晰、思維的嚴謹、邏輯的內洽、風格的偏好與品位的追求，都必須借助語言文字的表述，都會取益于語言的運用。整理思維，必用一種語言、語境；形成文字，更是要調動自己全部智力與知識來寫作、修改、推敲。我想，在這樣一種人的心智與語言的互聯互動之中，語言對于人類智慧的發揮以及文化與文明的生發、積累、沉淀與凝練，不僅是伴生物，更是催化劑。文字則是其帶有凝固態特征的載體。古今中外名留史冊的人物，莫不運用其語言以表現和發揮其心智的作用，也莫不得益于語言文字而為我們所知，并讓后人學習、借鑒或引以為戒。如何更好地運用語言文字，實為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專家學者畢生求優的學習和訓練功課。

第二，一個人的母語，與其文化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密切相連，潛移默化于生活之中；一個民族、國家的氣質、風范，也在其語言中融會天成。我從小使用漢語，經過教育也是基于愛好，對于從《詩經》、楚辭、漢賦、魏晉文章一路發展下來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之中的美感與萬千氣象，自認為可以心領神會；而作為民族文化的結晶，這些實已滲透于國人的血液中。悠悠歲月里所繼承、延續的，是一代代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愫、族群認同。當然漢語也由此成為世界各民族文化“百 花齊放”之中無可替代的一枝秀美奇葩。外語方 面，我曾聽說“法語是愛情的語言”，但感知上僅是覺得其音韻、聲調，與漢語中的“吳儂軟語”有 相似相通之處；但因為對英語稍熟一些，我還是可以評說一下其某些音像作品、文字篇章的美感，以及“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的氣韻與意境上的差異，而且由于在美國做過訪問學者，形成了自己對美式英語音調的偏好與習慣。這些，也都會滲透于現實生活的各個場合、每道風景。在人類社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語）取向的追求中，各種“母語”與“外語” 的美美與共，應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主旋律，也是“命運共同體”和“包容性發展”這種人類文明前沿概念中所必然具有的內涵之一。

第三，在一種語言的成分及其發展中，需要把握不同因素的高下之分、雅致與粗鄙之別，形成必要的社會辨識與引導。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如同自然科學不具備階級性一樣，其基本屬性在于工具層面。斯大林在關于語言學的這一認知上，倒是明晰而正確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試想，“革命的階級”和“反革命的階級”中的人物，顯然都會“罵娘”，也都可能對心儀者說出“我愛你”之類的甜言蜜語。但是，語言的成分中，確又有高下之分、典雅與俗鄙之別：娓娓動聽的經典情詩是語言，“爆粗口”的“國罵” 也是語言。雖然文學成就之高如《紅樓夢》，描寫到薛蟠等人物角色，也難免捎上一兩句出自特定人物形象之口的粗言穢語，但一個在社會中安身立命、追求品位之人，畢竟要在語言的運用和選擇上 總體而言傾向于高雅、優秀、有教養——不妨礙有時要追求有力度，但總應自覺地摒棄粗野、鄙俗和下流——特別是在公眾場合。一個社會中必然動態發展的語言風格，往往會受到有影響的領袖人物、明星、專家或時尚潮流中的某些變化因素的語言示范與引領，而我認為值得推崇的這類因素發揮能動 作用之方向，應是引導大眾辨識美丑，引領文明與品位上升。雖不排除（甚至應追求）“雅俗共賞”，但一定要警惕“審丑”式的語言污染。愿舉一例：近年在“網上語言”中首先出現，后來居然普遍流行起來的“di?o 絲”（恕我不直接寫出意為男性生殖器的這個字）居然還一時間在漢語世界里成了氣候，大姑娘小媳婦們也毫無顧忌地使用這個“新詞語”，似乎是信手拈來。我真覺得匪夷所思！我都替她們臉紅啊！這個世界是變化快，但我總覺得不應是這樣一個變化法兒。早年我在農村、部隊、工廠都有生活、工作的經歷，在底層的摸爬滾打中是得到了值得珍惜的許多體驗的，我也知道一些“話糙理不糙”的底層語言的生命力；但是，提及“文革語言”“潑婦罵街”“流氓地痞黑話”之類，畢竟是貶義詞，總體講屬于粗鄙低格的語言要素。我認為應將這些充分地邊緣化，讓其速朽。這一點是我的真實想法，特借此文一吐為快，希望認同者共同努力，凈化我們美麗的漢語文字。當然，也歡迎各方“拍磚”討論。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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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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