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時，加沙的暴力沖突又升級了。

▲ 來自新聞。

恰好書里有個故事：一名以色列士兵公然反抗軍令，向巴勒斯坦難民提供人道援助。他并非普通士兵，而是以色列精銳突擊隊的成員。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的作者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是記者、作家，以調(diào)查型非虛構(gòu)寫作見稱，他通過實地走訪，聚焦個體和歷史細節(jié)，真實還原了四個普通人的反抗故事。

以色列士兵違抗軍令

阿夫納生于1976年，他從小就渴望成為士兵：孔武有力，驍勇無畏，但他身體過于消瘦孱弱，性格過于溫順。

他在14歲迷上跆拳道，幾乎天天訓(xùn)練，三年后拿了全國青少年冠軍，被邀請加入以色列總參偵察營。

他經(jīng)歷地獄式訓(xùn)練，成為以色列總參偵察營的精英分子，效力將近三年半，在1998年3月退伍，回到農(nóng)場工作。

一天，他姐姐帶阿夫納出席一場演講，演講人說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經(jīng)常受到猶太人的侵擾，并展示一張張圖片，阿夫納坐立不安。

后來，阿夫納參加為巴勒斯坦人分發(fā)毛毯的行動，穿過“綠線”，遭到以色列警察阻止。他們強行前進，來到蘇西亞村。阿夫納看到了衣衫襤褸的牧羊人，看到了一片廢墟：被石頭堵死的井、被宰殺的牲畜、被燒焦的田野等等。

阿夫納當兵期間從未在巴勒斯坦人占領(lǐng)的領(lǐng)土上待過，在來蘇西亞村以前，他也從未直接與巴勒斯坦人說過話。他們描述的殘忍行徑使他震驚，可是他仍不愿相信那個部隊——他的部隊——會有意地縱容無辜的人遭受這樣的虐待。

阿夫納開始經(jīng)常穿越綠線，他看到的越多，他的理想就幻滅得越嚴重。

▲圖中綠線是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后，以色列和約旦在耶路撒冷的

所有以色列士兵入伍都宣誓過要效忠國家和長官，阿夫納從小篤定軍隊是凌駕于政治之上，效忠的誓言是絕對的。但是他一次次親眼看到巴勒斯坦占據(jù)地區(qū)的實際情況，觀點開始動搖了。直到2003年，他的看法終于明確了。

他所看見的不是一項錯誤的政策，而是一個“從根本上不道德的體系”，它讓以色列國防軍聲稱要“做世界上最具道德的軍隊”的承諾成了一個笑柄。

他認為如果你不反對占領(lǐng)土地的行動，就等于是支持，因為你縱容它繼續(xù)。

這是他性格里不可改變的邏輯：他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堅決反對在派出去執(zhí)行任務(wù)的時候以祖國的名義做錯誤的事，當年他也是因為這種性格讓自己逐漸進入跆拳道。不論在道德觀還是個人愛好上，阿夫納都沒有模糊的折中選擇。

阿夫納和總參偵察營的其他12名成員在寫給總理的信上簽了名，一個收視率很高的節(jié)目報道了他們的故事，那封信成為各大新聞的頭條。

代價來了：公開那封信后不久，以色列總參偵察營里指責他們玷污了偵察營的名譽，要他們一周之內(nèi)把名字從那封信上撤下，否則就從軍隊除名。他們不肯屈服，被軍隊開除了。

對己方陣營說“不”是一件艱難的事，遵守職責還是踐行人道？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為何要自找苦吃、甘受懲罰呢？盡管惡評如潮，阿夫納認為自己始終是愛國的士兵。

“我相信這是我的義務(wù)，從某種意義而言，這與我18歲時的想法并無太大區(qū)別。從某種意義來說，我拒絕服從軍隊的命令，然后成為‘為和平而戰(zhàn)’里積極的一份子，都是出于我當年參軍的那個原因——出于同一個對社會的義務(wù)，或者說是承諾。”

▲ 以色列精英部隊很能打。

瑞士警長非法庇護猶太人

書里說的四個故事都很有代表性，還有其他三個我繼續(xù)說。

第一個故事比較久遠，當事人已經(jīng)去世了。

1938年，德國企圖吞并奧地利，猶太人潮水般涌過瑞士邊境。瑞士規(guī)定在8月19日起，沒有有效文件一律禁止入境。

瑞士東北部圣加侖市的警長保羅·格魯寧格偽造文件的日期（改為8月19日新規(guī)定之前），幫助了過百名猶太人入境。

1939年4月，保羅被撤職、調(diào)查、罰款。傳言說保羅協(xié)助猶太人進入瑞士是為了斂財，還說他和猶太難民、蓋世太保有不正當關(guān)系。

很多官員認為，官員必須執(zhí)行命令，否則就是無政府狀態(tài)。其他警長會避免和難民面對面接觸，委派下屬去做事，出事后就把責任轉(zhuǎn)嫁給別人。但保羅沒想過回避，每天都有難民到他的辦公室來懇求，他也知道實行新政策意味著什么，他認為自己“別無選擇”。

制定罪惡政策的高層官員把責任轉(zhuǎn)嫁給下屬，不需要親眼看到殘忍的后果；而執(zhí)行這些決策的下屬有理由告訴自己，他們只是在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因此可以專注完成分攤到的任務(wù)，由此責任就變得無從追究。

保羅曾寫信給瑞士政府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自己是環(huán)境的受害者。就像不少社會心理學家和哲學家說的，最終促成道德行為的不是性格特征、個人信仰或政治態(tài)度，而是環(huán)境因素。

“任何人如果遇到和我一樣的情況，不斷看到難民們令人心碎的處境，聽到媽媽和孩子們的尖叫和哭喊，遇到難民威脅說要自殺，甚至真的這么做了，最終都會再也無法忍受。”

保羅怎么會“別無選擇”呢？他可以任由良心從心頭一閃而過，避免再去邊境附近；他可以進入“代理狀態(tài)”，把責任推給上級；他可以變得鐵石心腸或者殘忍成性；他甚至可以安慰自己，他為國家做出貢獻，防止過多的猶太人“污染”瑞士……

▲ 德軍和瑞士軍在邊境握手致意。

他幫助了那么多猶太人，但一些瑞士籍的猶太人小心翼翼和他保持距離，怕自己“正直守法”的公民形象因他而玷污。

盡管如此，他沒有說過猶太人的壞話，他的信念不曾動搖：他堅信瑞士是文明國家，瑞士人民永遠會向來自災(zāi)難侵擾的外國難民伸出援手，給他們提供庇護。

由于保羅早已去世，作者采訪了他的女兒露絲，那時露絲已經(jīng)87歲了。

他在她17歲那一年，從一個受人尊敬的權(quán)威人物淪為了一個偷偷偽造文件的人。

保羅身敗名裂，變得一貧如洗。他被撤職后申請開當鋪，被拒絕了。他開始打零工，和妻子搬回岳父家同住，生活非常拮據(jù)。

女兒露絲也被連累了，她本來在商學院讀書，由于父親的緣故，她輟學了，之后很難找到工作，其他人也躲著她。

露絲請求了五次為保羅恢復(fù)名譽，都被拒絕了，盡管保羅事件牽涉到的主要人物早就退休或去世。

▲ 1938年“水晶之夜”被洗劫的猶太商鋪。

后來，有個瑞士記者兼歷史學家凱樂寫了一本書，記載了他的調(diào)查：保羅拒絕執(zhí)行現(xiàn)在讓很多瑞士人引以為恥的政策而丟掉工作，他從未得到正式的道歉。這本書在瑞士暢銷，還被拍成電影。

直到1995年，距離保羅被撤職47年以后，地方法院才撤銷了保羅的欺詐罪。以前被誹謗的警長，如今被歌頌成英雄。

在描寫大屠殺的文學作品里，拒絕袖手旁觀的異見者們通常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出于基本的人道觀念幫助猶太人的拯救者。一類是受意識形態(tài)驅(qū)使的反抗者。前者是積極拯救生命的利他主義者，后者是決心參與反法西斯主義抗爭的政治活動家。

保羅并不屬于上面兩類，他堅稱自己只是盡了“生而為人的義務(wù)”。

他的工作是保護人們免受傷害，指引他的不過是把難民也當人看的寬容，以及他深信且引以為豪的祖國的立國之本，即應(yīng)該仁慈地對待難民，他就是這么想的。盡管他沒有與生俱來的美德，而且并非命中注定要做出英雄事跡的人物，但這絲毫不會減損他的成就，而是會讓他更深地打動人心。

常識說，違抗權(quán)威的前提是具有反叛精神，但是保羅不是反叛者，而是一個真正的信徒。

他思想保守，愛國心切，全心全意地為自己篤定的信仰付出。露絲說他被撤職后繼續(xù)在唱詩班唱歌，一直唱到七十多歲唱不動為止。

他有一次接受電視臺采訪，被問及謠傳的斂財問題，他說從未拿過一分一毫：“他們也是最窮的人，來的這些人。至于人們怎么想，我什么也改變不了，他們說了很多，謊言也很多。”

攝像機繼續(xù)拍攝，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再遇到相同的情況，你還會這樣做嗎？”
“是的，當然會。”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會做一模一樣的事。”

▲ 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qū)紀念碑前下跪。

塞爾維亞人拯救“敵人”

1991年5月，克羅地亞人投票決定脫離南斯拉夫，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人展開激戰(zhàn)。種族清洗、大規(guī)模暴力襲擊、搶劫、掠奪、謀殺和強奸充斥著巴爾干半島。

塞爾維亞人攻下武科瓦爾市，把男性聚集起來，押送到一系列匆忙準備、非常隱蔽的地點，其中最大的一處關(guān)押地點是斯塔切沃的一個廢棄牛棚。

在牛棚里，這些俘虜中混著一些士兵們認識的塞爾維亞的同胞，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幾乎一模一樣，長得也十分相像，因此軍官囑咐士兵要仔細篩選。

耶夫蒂奇被叫去指認他認識的塞爾維亞人。他對一名關(guān)押者示意：“跟我來，科瓦切維奇。”那名關(guān)押者警惕地抬頭，他的名字不是這個，他是克羅地亞人，但是耶夫蒂奇重復(fù)地說。

耶夫蒂奇把另一位克羅地人叫上前，然后又叫了一位，又一位。他用傳統(tǒng)的塞爾維亞名字稱呼他們每一個，俘虜們終于看懂了情況，開始示意他選擇自己。

耶夫蒂奇迅速選人，把這些俘虜塞滿了為“塞爾維亞人”準備的房間。情況十萬火急，耶夫蒂奇的“詭計”隨時可能被拆穿，后果不堪設(shè)想，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歐劇變。

作者去拜訪耶夫蒂奇，他隨和、放松、慵懶，第一次見面他就自稱不工作，每個月收租：他買下一棟樓拆分成幾套公寓出租。

耶夫蒂奇生于1966年，一直“快樂成長”，直到1991年來臨。他當時錯判形勢，以為不會演變成戰(zhàn)爭，因此他和女友溫迪繼續(xù)躲在武科瓦爾市北邊的博羅沃村。等他決定離開為時已晚，所有路都被堵住了。

1991年的六月到九月，他和溫迪幾乎足不出戶，每天的目標只有一個：活下去。

他的家族成員有被克羅地亞人迫害的歷史，但他小時候聽母親說起這些往事，母親一直強調(diào)：大多數(shù)克羅地亞人是好人，所以憎恨他們是不對的。

我媽媽說，那些殺人的人不是克羅地亞人。他們是畜生，不是人。只有畜生才會殺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穆斯林都不會殺人，只有畜生做得出那種事。畜生沒有民族，畜生就是畜生。

耶夫蒂奇大大咧咧，絲毫沒有明顯的理想主義，難道僅僅受了家庭教育就有勇氣在非常時期冒著生命危險救那些“非我族類”？

他回憶那時執(zhí)行軍官的命令很簡單：把塞爾維亞人挑出來，他幾乎是本能反應(yīng)就這樣做了。

按理說，不考慮自身，只考慮他人利益，這不是感性驅(qū)動的，而是理性驅(qū)動的，但耶夫蒂奇救人之舉好像是條件反射，聽從內(nèi)心的感受去做了。

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的種族屠殺，和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有相似之處，種族滅絕讓屠殺者視為“公共職責”，產(chǎn)生凝聚力并讓人享受這么做，“就像一個節(jié)日”。

文明世界常常這樣告訴自己，只有欠發(fā)達國家的落后人民才會一同參與這樣可怕的行動，然而，關(guān)于歸屬感的渴望是全球普遍的，而且在物質(zhì)先進的國家也時常會轉(zhuǎn)化為殺戮行為。“人類害怕孤獨，害怕所有孤獨，其中道德上的孤獨是最令人恐懼的。”

很明顯，耶夫蒂奇不在渴望歸屬感的“他們”之中，他也不費勁去取悅所有人。

克羅地亞人因為他是塞爾維亞人而不喜歡他，塞維利亞人因為知道他幫助過克羅地亞人也不喜歡他。他似乎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他擁有“自我支配型”人格。

他從牛棚里挑出來的人里只有不到十個對他說過“謝謝”，他怎么想呢？“我不圖別人感謝我，我不會因此心煩，沒覺得心里不舒服。”這不是因為他缺乏自豪之心，而是因為他的自豪感是由內(nèi)而發(fā)的。他告訴我：“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我今天感覺非常棒，每天早晨當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我就會開懷一笑，我是個快樂的人。”

耶夫蒂奇沒有參與過和平游行，每當作者和他談起現(xiàn)在的形勢，他都沒有耐性，避而不談。他也沒去過紀念遺址，他說：“我不喜歡去有死人的地方。”但是，他在牛棚里不服從命令的舉動顯得非常特殊，需要巨大的勇氣。

他對阻止戰(zhàn)爭爆發(fā)根本沒出一點力氣，他只想靜靜地等事情過去，后來在情感沖動之下，他救了別人的命之后，他又回歸原狀享受生活。

作者后來才了解到，耶夫蒂奇的女友溫迪（后來成為妻子）是克羅地亞人，他們相識幾個月戰(zhàn)爭就爆發(fā)了，他們躲藏的公寓是溫迪母親的，也是克羅地亞人的社區(qū)，溫迪、她母親、鄰居都保護著他。

當他處于危難時，有人保護了他，后來別人遇到危險時，他挺身而出幫助了別人。

▲ 前南斯拉夫內(nèi)戰(zhàn)。

員工揭發(fā)公司金融騙局

上面三個故事都與戰(zhàn)爭有關(guān)，是極端情境，但以下故事和現(xiàn)實世界密切相關(guān)。

2003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收到一封匿名郵件，揭發(fā)一家金融服務(wù)公司造假，落款是“內(nèi)部人士”。寫匿名郵件的人是萊拉，三年前她得到斯坦福公司的財務(wù)顧問工作。

萊拉入職不久就碰上2000年互聯(lián)網(wǎng)泡沫，整體金融行業(yè)氣氛低迷，但斯坦福國際銀行的存款證似乎不受影響，他們告訴客戶，這些存款證不但令客戶獲益豐厚，而且很安全。

萊拉獲悉，這家銀行的經(jīng)營方式類似對沖基金，如果確實如此，她納悶存款證到底憑什么能打出安全保本的廣告（畢竟對沖基金并不能完全規(guī)避風險），而且，他們到底是怎樣產(chǎn)生那么高的持續(xù)回報的呢？萊拉要求查看該銀行所持股份的資產(chǎn)組合評估，但公司告訴她這是公司的專有資料，不能共享。

兩年后，萊拉發(fā)現(xiàn)，提出太多問題的回報是被公司炒魷魚了。

在給客戶提供投資金融產(chǎn)品的建議前，需要先得到滿意的答案，這當然是證券經(jīng)紀行業(yè)的標準操作程序，進行基本的背景調(diào)查是行內(nèi)行業(yè)人士應(yīng)盡的職責。就這方面而言，萊拉的故事似乎體現(xiàn)出在非戰(zhàn)爭或極端情境下與不正當行為抗爭的人，未必需要展現(xiàn)英雄般的過人勇氣，才能抵抗險惡、行事正直。在她的事例中，所需要的只是好奇、謹慎，本分地做她的工作——盡管這樣做可能會導(dǎo)致她失去工作，甚至其他很多東西。

作為財務(wù)顧問，拒絕從眾意味著拒絕利益，“如果你不銷售，就會開始覺得自己是丑小鴨。”

“當你看到這家公司那么有錢，而且在全世界都有辦公室，你就會想我又算誰，怎么輪得到我這個小人物去質(zhì)疑它？”

▲ 美國華爾街銅牛，寓意股市牛市沖天。

萊拉出身于中美洲的薩爾瓦多，一個傳統(tǒng)的天主教大家庭，是五個孩子的老幺，父親是家里的權(quán)威。

她19歲結(jié)婚，搬去休斯頓，生了兩個孩子。當她發(fā)現(xiàn)婚姻無法繼續(xù)，雖然老家風氣認為好女孩不該離婚，她還是勇敢離了。搬出去幾個月后，她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乳腺癌。離婚、失業(yè)、抑郁夾雜在一起，那是一段黑暗歲月。

遭遇使她堅強，她考取了證券經(jīng)紀人的執(zhí)照，后來跳槽到斯坦福公司。

她把財務(wù)顧問這份工作視為一份職業(yè)，她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非常理想，金融行業(yè)監(jiān)管完善，不可能出現(xiàn)欺詐。她的想法很天真，當她看到安然以及其他大公司的丑聞，當她看到了美國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她震驚了。

可以想象，她通過正直、專業(yè)以及自身努力成為新美國人，她的自豪在現(xiàn)實面前碎了一地。

▲ 安然公司曾是美國著名的能源交易公司，2001年12月，安然申請破產(chǎn)保護，成為當時“美國史上最大的破產(chǎn)案”；2006年，前CEO斯基林因欺詐罪等罪名被判處入獄24年零4個月。

萊拉被炒時，女兒正在讀大二，兒子也快高中畢業(yè)了，她還在還房貸。咨詢律師后，她決定向全美證券交易商協(xié)會針對不公正解雇提出反索賠，與此同時，她發(fā)出匿名信提醒媒體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斯坦福公司造假。

全美證券交易商協(xié)會駁回萊拉的反索賠請求，她要向斯坦福公司賠償十萬多美元，必須三十天付清，否則吊銷從業(yè)資格。

萊拉的故事不是好萊塢電影，沒有“奮力曝光真相，正義贏得勝利”的橋段，她的反對的聲音沒有被強迫靜音，只是被無視。

幾個月過去，斯坦福公司愿意和她庭外和解，賠償價格降到五萬元。她沒辦法了，申請貸款支付了賠償金，從而保留她的從業(yè)資格。

作者和萊拉的兒子阿曼多聊過天，阿曼多理解母親，但有時也希望母親不要那么堅持原則。母親剛得到斯坦福的工作，似乎他們的問題全解決了：付得起學費，還清了債務(wù)，還能按揭買房；當母親失去斯坦福的工作，生活突然陷入混亂……

“我是否希望我媽媽留在斯坦福繼續(xù)賺錢？”阿曼多突然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樣問我，“有點希望，你懂的。”

萊拉繼續(xù)從事財務(wù)顧問工作。2009年7月，萊拉接受《福克斯》新聞記者的采訪，第一次公開講述她在斯坦福公司的經(jīng)歷。

采訪播出不久，公司經(jīng)理說要解雇她，因為“你抹黑了監(jiān)管人員” 。萊拉非常糾結(jié)，感到自己好像在背叛這個行業(yè)。

告發(fā)者都會遭受騷擾和誹謗，直到被證明正確，才會成為人民英雄。

熱愛這個行業(yè)，卻面臨被踢出行業(yè)的威脅，當作者問萊拉再遇到多一點障礙，是否會做同樣的事。她說“可能會”，然后肯定說“我還會這么做。”

“這是正義的，”她接著說，一邊搜索著合適的詞語，“我不知道，這是一種需求，這么做是對的，而且我希望我此生的行動和目的必須有某種意義。”

良心是什么？

四個故事說完了，你有什么感覺？

記者們喜歡想象他們通過講述有勇氣堅守道德的人的故事能夠激勵人心；希望具有原則的反抗者令人振奮的故事能夠促使反抗精神傳播開來。但如果那些故事以真面目告訴世人，會不會造成相反的結(jié)果，即愿意以職業(yè)生涯犯險并堅守原則的人群沒有增多，反而變少了？

戰(zhàn)爭中反抗軍令可能救人一命，但像萊拉這些“告發(fā)者”行業(yè)風險很大，因為人們很難統(tǒng)一在義務(wù)和良心的界線。

良心這個詞指的是“對善惡的普世理解”，這套準則并非脫胎于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而是脫胎于與他人的互動和在組織、部門、政黨、工會、職業(yè)機構(gòu)、部隊中的參與。

在某種意義上，故事中的四個“反抗者”都是單純的人。他們不夠世故，他們堅守自己的原則，同時為這些原則被妥協(xié)、被無視而感到失望，甚至感到被欺騙了。他們不是拒絕體制、集體、公司的信念，反而是對那些信念信得太深，他們不想背叛自己。

彼此皆凡人，服從命令很容易，鼓起勇氣反抗難多了。異己者容易受到排擠，某些發(fā)自良心的行為在一些人眼里是英雄事跡，在一些人眼里則是背叛、謀反或不負責任。

我們都曾身處自身堅守的原則與懷有的忠心及應(yīng)盡的職責相沖突的分叉路口，為了保持清白的良心而與行事尺度角力。腦中有個聲音告訴我們，一定要忠于自己，但是我們也會聽到其他聲音，它們警告說不要反對集體，不要讓上級為難，不要置我們的事業(yè)、名聲，甚至我們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于險境。

大眾熟知“平庸之惡”，會把惡行歸咎于體制、上司而非個人，在同樣的處境下，有些人“我只是奉命行事”，有些人拒絕作惡。

書里的四個主角都是力量微薄的普通人：一心愛國的士兵、思想保守的警長、懶散的小市民、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他們都是體制內(nèi)、集體中的“異類”，都為了“說不”付出沉痛代價，但問及如果重來，他們都表示還會做同樣的事。

明哲保身很易，“說不”很難，特別是在極端情況下。說到底，服從或反抗都是一種選擇，故事中的四個當事人實實在在承受著發(fā)聲的代價，他們在午夜夢回無愧自己良知的叩問。

并非只有杰出者才有非凡之舉，平凡人的善良靈魂可以抵制“平庸之惡”，也許這就是人類社會存續(xù)的希望吧。

▲《舒特拉的名單》（又譯《辛德勒的名單》）電影劇照（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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