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考古遺存究竟是怎么找到的呢？

這事兒說起來頗費了一番周折。早在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就踏上了尋找“夏墟”的調查之路，并成功在河南洛陽偃師一帶發現了一處在地層關系上早于二里崗商文化，而又晚于河南龍山文化的考古學遺存，稱之為二里頭遺址。

不過，原本想找到夏都的徐旭生，卻認為二里頭“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不小”，另一位考古學泰斗夏鼐也主張“二里頭可能為商滅夏后第一個帝王成湯的都城西亳”。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判定，主要是基于兩點：一是《漢書·地理志》“偃師”條下班固自注有“尸鄉，殷湯所都”（尸鄉，今河南洛陽偃師西），《尚書·胤征》孔疏引鄭玄說：“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二是二里頭文化是前后連續的，晚期已經與二里崗商文化銜接，既然晚期過渡到了二里崗文化，那么作為連續發展的二里頭文化早期，自然也應該歸到商文化序列。

史書記載和考古發掘的巧合碰撞，讓二里頭商都說成為了主流。

然而，在1977年河南登封召開的夏文化研討會上，考古學家鄒衡卻拋出重磅觀點：鄭州商城才是湯亳，而二里頭是夏朝遺存。鄒衡的觀點剛一提出，立刻就遭到了一眾學者的反駁。

有意思的是，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二里頭僅僅6公里的地方，又發現了一處早商文化的都邑，并且在存續時間上晚于二里頭文化，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偃師商城。

偃師商城的發現，不僅修正了“尸鄉，殷湯所都”對應的并非二里頭而是偃師商城，而且印證了6年前鄒衡的驚人言論：二里頭姓夏而不姓商。

自此，“二里頭夏都說”登上舞臺并逐步占據主流地位。

1996年，國家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在“二里頭夏都說”基礎上開展聯合攻關的。最終，經過170位各領域專家長達5年的努力，2000年正式對外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

主要結論如下：1.夏朝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其中二里頭遺址為夏朝中晚期遺存，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間；2.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至前1560年之間，夏商分界在前1600年左右。

這就導致二里頭夏文化到二里崗商文化的考古學編年出現了時間上的重疊，即二里頭文化的尾在前1521年，而二里崗文化的頭卻在前1600年，中間有80年重疊期。

于是，有專家試圖用“考古文化的變遷滯后于王朝興替”來解釋，即夏朝滅亡后，夏文化并不會立刻在公元前1600年消亡，而是夏遺民依然會在故地生活并延續舊的文化一段時期。

然而，二里頭的考古Bug卻將上述解釋再次推翻。

首先是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問題。二里頭文化被劃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時二里頭遺址規模為100萬平方米，出現了青銅工具、象牙器、綠松石器，但并未發現代表王權政治的宮殿區。到第二期時，二里頭開始全面興盛，3號、5號基址所代表的大型多進院落宮室建筑群開始營建，貴族墓葬也開始大量出現，遺址總面積迅速擴張到300萬平方米。

到第三期時，二里頭進一步興盛，不僅新建了1萬平方米的1號基址，而且還建起了宮城城墻，貴族墓葬中出現了奢華的大型玉禮器，直到四期時二里頭遺址依然有建筑在新建。換言之，二里頭如果是夏朝都邑，那么它的形成時間應該是二期，而鼎盛則是在三期。

但上文已述，偃師商城的始建年已經到了公元前1600年，而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公布的二里頭三期測年數據也在這一時間段內。

如果二里頭是夏都，而偃師商城是湯亳，那也就意味著商朝建立時，夏朝正處于王權政治建立之后的早期興盛狀態，而非所謂的夏亡后夏遺民繼續生活在故地所留下的文化遺存，兩個王朝居然同時存在了80年，并且都城只相隔6公里，這不得不讓人感到困惑。

其次是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的矛盾。《墨子》記載商湯滅夏之戰異常慘烈，不但發生了“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而且還有“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顯然，夏桀都城遭到了嚴重破壞。

而《尚書·湯誓》《呂氏春秋》以及出土的《清華簡·尹至》則記載了商湯滅夏路線的曲折，“湯升道從陑”、“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自西翦西邑”，這說明夏桀之都應該在距湯都較遠的地形復雜之地，正面無法突破，迫使商湯的大軍需要沿山地北上并渡過黃河然后出其不意地從西邊攻入。

但二里頭遺址并沒有發現任何暴力沖突的跡象，甚至二里頭遺址根本就沒有修筑過外城墻。有意思的是，所有記載商湯滅夏的史書，都將決戰地指向了鳴條，但鳴條的地望卻并不在伊洛平原，反而在安邑（今山西運城夏縣）西。

先秦史專家陳民鎮認為，夏桀都邑在晉南，而輔佐商湯的伊尹出自有莘氏（今陜西合陽縣東南），商湯聯合有莘氏，正好可以從東向西進軍（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在潼關一帶沿山地北上后從有莘氏領地渡過黃河（湯升道從陑，“陑”指黃河拐彎處），奇襲河對岸的安邑（自西翦西邑）。

沒有戰爭痕跡、絕對年代上又與二里崗商文化存在重疊，正是二里頭自身的諸多Bug，讓原本已經在2000年9月結題的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遲遲沒有公布完整研究成果，甚至連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去世時都未能有定論，而這一拖，就是20多年。

直到2022年6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才正式出版，此時距斷代工程啟動過去了27年，距李學勤先生去世也已有3年時間。

可以說，二里頭的諸多Bug，差點就讓這項國家工程夭折。

那么上文中提到的諸多疑問，最終又是怎么解決的呢？

在斷代工程結題多年后，碳14測年專家用新的技術對包括二里頭在內的多處遺址進行了更高精度的測年，并得出：二里頭文化一期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下限則為公元前1520年。在存續時間上，比原本斷代工程的結論向下壓縮了130年。

具體情況是，二里頭一期在前1750—前1680年，二期在元前1680—前1610年，三期在為前1610—前1560年，四期在前1560—前1520年。

而二里岡商文化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40年，偃師商城修建時間與二里頭四期的起點大致相當，偃師商城早于鄭州商城。

隨著二里頭和二里崗絕對年代的整體后壓，夏商的重疊期也就被縮小到了20—40年這個范圍內。考慮到測年可能存在的誤差，這個重疊期似在情理之中。

鄒衡教授當年語出驚人的“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鄭州商城為湯亳”的觀點，一半被證實，另一半則被推翻。即：年代上晚于偃師商城的鄭州商城，不可能是湯都，而大概率是仲丁所遷隞（囂）都。

但還有一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果二里頭遺址是夏都，為什么在夏、商更替的過程中未遭明顯破壞呢，究竟是文獻記載的商湯滅夏是錯的，還是我們考古找錯了地方呢？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文獻記載的桀都安邑（夏縣）還是夏商大決戰的鳴條（夏縣鳴條崗），的確發現了與二里頭文化存在密切關系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但卻沒有發現象征王權政治的宮室建筑以及貴族禮器，反倒是具備二里頭所沒有的軍事環壕—外城防御體系。

二里頭的深腹罐、圓腹罐等出現時間早于東下馮，而東下馮的鬲、罪、斂口甕出現時間則早于二里頭，這讓不少考古工作者陷入了二里頭和東下馮究竟誰先誰后的爭論。

其實，二里頭和東下馮典型器物的相互傳播，恰恰說明，東下馮和二里頭是夏王朝的兩塊直轄地，夏朝君主大概率是在兩地之間播遷，這也符合夏朝疆域在晉南豫西兩地的史書記載。

在二里頭在伊洛平原的統治地位被偃師商城取代的同時，東下馮遺址的毗鄰之地也修建起了垣曲商城，這表明，商朝采取了修筑軍事堡壘的辦法，全面取得了夏朝故地的控制權。

如果二里頭遺址沒有發現暴力戰爭的痕跡，而歷史記載又紛紛將戰爭地點指向安邑這個地方時，也就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了。畢竟，這兩處地方都是商朝勢在必得的地方。

雖然《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再次確認了二里頭遺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斟鄩，而夏朝絕對年代在前2070年至前1600年的結論，但仍有一個問題沒有徹底解決：

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并且是從二期開始才具有王朝氣象，一期之時，二里頭還只是一座突然興起的大型移民城市，與斷代工程認為的夏朝471年國祚至少有200年以上的時間差。

那么究竟是夏朝的早期遺址我們還沒有找到，還是說夏朝其實原本就只有不到200年呢？

按照斷代工程的結論，夏朝14世17王統治了471年，這意味著至少有4位夏朝君主壽命都在60歲以上，這個數據明顯高于考古發現的當時人平均壽命39歲的研究結果。

我們再來與后世做個縱向對比：西漢12世15帝統治了210年，明朝12世16帝統治了276年。如此看來，夏朝存續471年并不準確，極有可能是把夏后氏部落時期的歷史也算作了王朝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