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剛上線時，《LTNS》就成為了近期最能引發年輕觀眾共鳴的劇集?！靶韵矂　边@樣本身就頗具噱頭的類型標簽外，聲響最大的共鳴，或許還來自開頭栩栩如生的時代背景——

好久沒做的男女主角，是一對在房價高位時上車的夫妻，他們盤算著消費降級也捉襟見肘的開銷，只能對新聞里房價大跌的消息咬牙切齒。這無疑會讓坐在屏幕前的我們也挺恍惚，原來東亞人共享的不只是精神空間。

再往后看，這份簡單粗暴的共鳴，又會被具體的人物處境升華得更直接準確。首爾大學畢業的男主Samuel 創業失敗后開出租維持生計。妻子友真是高級酒店的前臺，面對客人各種不合理訴求，“臉上笑嘻嘻心里mmp”是她的工作常態。

第二集結束后，觀眾就會更羨艷夫妻二人的精神水平和發瘋契機。Samuel 早出晚歸掙錢的生計同樣來自借貸，出租車損毀后，卻因個人“過失”得不到保險賠償。好友不愿借錢給他救急，卻愿以保衛家庭的由頭，用金錢掩蓋自己出軌的秘密。夫妻二人索性就此開啟新的“商機”，友真在前臺搜集出軌情報，Samuel 借工作便利搜集證據，二人想用此要挾意圖保衛家庭的個體，來彌補自己高位買房低價難賣的損失。

但靠敲詐秘密掙錢還是不義，夫妻二人糾結，身心俱疲的妻子最終在車上感慨，努力生活也還是過上了沒有未來的人生，“努力生活的代價就是這樣，不覺得委屈嗎？”

這是“好久沒做”的第一維背景和回答，也是《LTNS》作為高質量性喜劇的首度亮相。在普通夫妻都會因為經濟新聞吃東西消化不良的時代里，在欲望、激情和性感前，做和不做的原因首先關于支配個體命運那些宏觀又隱形的事情。

性喜劇定義中的“性”，也就不只關于性的過程，即情色意義更重的“sex”，而更接近于英語詞匯“sexuality”的概念。引用學者潘綏銘，在學術自傳《風痕——我與性社會學互構》的介紹，在“sexuality”視角下看待性，性就不只關于生理意義上的“床上事”，更受社會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的塑造。

事實上，在潘綏銘針對國內2000-2015年四次全國性調查數據里，就已經得出過相關結論，性欲的強弱（想性的頻率）、性欲的實現（性生活的頻率）、性高潮甚至是性功能障礙實際都和社會因素具有更大關系。通俗點說，也可以是，即便是歸為“床上事”，也從不存在真正坦誠相見的兩個軀體，彼此都走在被各自階層和文化背景提前“設置”好的行為定軌中。

《LTNS》的故事也就從這里開始，并通過友真和Samuel追查到的處于文化禁忌中的性，友真和Samuel自己的性，與觀眾當下的生活經驗產生互文。好久沒做，要探討性的問題，更要探討的是這一代年輕人如何生活的問題。

可貴的是，即便我們近幾年已能通過《寄生蟲》、《魷魚游戲》和《黑暗榮耀》等韓國爆款文化作品和各種韓國生活vlog短視頻，對韓國貧富差距大、階層固化、年輕人推遲就業且借貸率和拖款率年年增加的殘酷現實有所耳聞。但《LTNS》對此的描述點到為止，在好久不做的現實面前，令人提不起勁的經濟形勢和壓力遞增的生存環境只是其中一維回答。

友真和Samuel與不少觀眾共享的現實外，觀眾也在通過夫妻二人猜忌、偷窺和道德審判的目光，重讀那些“上不了臺面”的性。為什么好久不做的問題看似針對個體，實際也向具體的時代政策、文化背景和道德觀念發問。

這個過程也像韓國小說家金愛爛筆下的理解，“理解并不是相似尺寸的經歷和感情的疊加，而是穿上不同尺寸的衣服之后，重新檢查自己身體的過程”。原來，當道德只淪為勒索他人的武器，而非為他人謀福祉的沖動時，所有參與其中的人，懲罰的終還是自己。更令人無力的是，這個過程往往以正確的名義開始進行，時常是到了承擔后果時，多數人才后知后覺產生無可問責的懷疑。

《LTNS》無疑是捕捉到了上述的感受，才能在電視劇里構建出多數觀眾都曾品嘗過的現實，又在此基礎上勾連出，如今觀眾之所以能對“東亞”產生認同的具體歷史背景。即在全球化時代，當全面現代化（西化）成為東亞三國都曾共有的歷史經驗，在全球化/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一代，會如何消化自己在傳統的廢墟上建立起的現代經驗？

粗糲的說法也可以是，東亞年輕人如何處理自己在傳統和現代文化的矛盾。在社交媒體上，這種感受也是關于斷親、擇偶或是原生家庭矛盾話題爭論的縮影。在近幾年的文化作品中，觀眾也會通過《怒嗆人生》、《黑暗榮耀》和《LTNS》將其總結為東亞特色，稍作解釋的話也就是擰巴，來自一種不知道自己怎么愛，值不值得被愛，怎么樣構建個體價值的體驗。

（友真工作的酒店名字也有類似意義的啟示）

我們曾在和等評論文章中都曾探討過這個問題，因具體的歷史文化背景，東西方對家庭、愛情、婚姻和激情的理解，其實都大不相同。無論我們如何回避來自宏觀敘事的發展和轉向，無論宏觀有多少數據說明現代化已經完成并大獲成功。當故事回到愛與欲這樣的私人領域，我們還是不得不誠實，“擰巴”之所以不斷在發生，實際也源自個體在傳統和現代化文化價值觀念沖突中，感受到的掙扎。

面對這樣的體驗，《LTNS》首先從夫妻關系里的角色分工入手，友真和Samuel結婚后的性別分工，既可看作是現代化發展的“成果”，也有來自東亞儒家特色的“風格”。

通過友真為老公借貸買車，為外甥女安排發展天賦資金，以及掌握家庭財政要權等情節。觀眾可知友真的性格要強，也總愿意為家庭分擔更多。細膩又熱愛打掃的Samuel，主要負責后勤和做飯，劇集的開篇他幫友真補好扣子，面對友真的責難也總是表現得溫馴耐心。由此，觀眾會發現，這不再是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型，夫妻二人的家庭分工主要和兩個人之間擅長的具體事項相關。且更深層次的，Samuel 才總是追求被情感支撐和聆聽的一方，僅看表達的話，他更像是知道如何去愛的角色。

但與此同時，Samuel和友真，以及他們共同的好友都遵循一種我們所熟知的夫妻性關系模式，即妻子是索取的那一方，人到中年的丈夫一旦力不從心就像在“交公糧”，而一旦“公糧”交不出來，他的中年危機甚至會適時爆發，于家庭他要回答愛不愛的問題，于社會文化圈他要回答行不行的問題，這個“行不行”甚至會延展至他作為男人的事業發展和存在根基。

我在這里也引用學者潘綏銘，在《風痕——我與性社會學互構》書中提到的觀點作補充說明。潘綏銘認為相比“厭女”，男性的“恐陰”情節才更像是“中國的性的特殊語境”，追溯歷史文化觀念的話，傳統性別觀念里實際一直有對“陰盛陽衰”的恐懼，且中國的歷史文化中，一直不缺女性采陽補陰的傳說，放浪如西門慶也會死在溫柔鄉。

更近一點的，相比近現代傳進來的“偉哥”，中國傳統男性更追求“壯陽”，即不是恐懼不行，而是恐懼不夠。潘綏銘認為，這種觀念或許和儒教文化與小農社會結合的歷史制度相關，因為儒教文化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當性成為傳統文化中生殖工具而存在，很多男人為了傳后，需要納好幾門妻妾，這個制度對于女性來說無疑是悲劇，但對當時的男性來說，人到中年還要應付來自家族文化傳統的生殖壓力，無疑不是一種負擔。由此，“厭女”固然有其特定的社會現實和這個概念對應，但在另一方面，“恐陰”也有和“厭女”這個概念背道而馳的部分。

回到友真和Samuel 這對夫妻的性生活本身，即便家庭分工已經向現代化靠攏，但在更深層次的行為里，他們不得不承擔來自“恐陰”的壓力。與之密切相關的，則是關于愛情、婚姻和家庭的感受和定義。像友真和Samuel一樣，當下很多情侶或夫妻之所以壓力陡增，逼仄生存困境外，他們既要回應來自現代的要求，又要消化來自傳統的壓力。

而不只是《風痕——我與性社會學互構》這本書強調過東西方對愛情婚姻家庭的不同理解，研究日本當代現象一書的《親密的分離》也提到過這種不同。究竟如何才算相愛？簡單總結的話，西方文化認為是激情、表達和驚喜，認為愛就是愛的結果，認為分離也是一種常態。東方文化認為愛甚至不用表達，最好的愛存在于無言的時刻，愛的結果就是白頭偕老，愛的至高境界就是一世一雙人，夫妻的愛也是恩愛，這個恩支撐小農社會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上持續存在和前進。

口頭上評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固然是容易的。但回到友真和Samuel那些令人動容的相處細節上——看到受傷的Samuel，友真失聲痛哭的時刻不是愛嗎？面對彼此短暫的離開，友真在放火前回頭的情感不是愛嗎，Samuel追隨她到酒店門口的失落不來自愛嗎？二人彼此同沐在房屋的大雨里，細數自己受傷又痛苦的時刻不來自愛嗎？最后的告別甚至不敢看對方的眼睛不是愛嗎？那為什么不能勃起就是不愛了呢？為什么沒有激情就是不愛了呢？為什么婚姻里，夫妻是親人還是戀人的界限就如此明確呢？

當這些問題變成個體真實的體驗和處境，而非道德判斷后必須要做出的二維回答，《LTNS》以“復雜性”存在的可能，安慰了每一個曾為此感到受傷和迷茫的面孔。很多時候我們如同友真一樣，認為是自己撕裂了曾經美好存在的感情，但也可能不是，是我們正好站在撕裂一切的時間節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