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源自網絡）

林啟的“學堂”

□盧江良

在杭州的地盤上，有這樣四所學校，它們中間，有的是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位列首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有的曾以“絲綢紡織”為特色聞名全國，是浙江省屬重點建設大學；有的是杭州市教育局主辦的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早年一度被譽為“江南四大名中”之一。盡管它們的“身份”和“等級”各不相同，但其創辦人或執行創辦人為同一人，他就是清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896-1900）期間擔任杭州知府的林啟。

林啟，清代官吏，在北京擔任御史時，因上疏請罷頤和園工程，觸怒了慈禧，被朝廷連降三級外放衢州任知府，后因政績民聲俱佳，被推舉為“兩浙循吏第一”，深受浙江巡撫廖壽豐賞識，經其多次向朝廷力薦，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調任杭州知府。他在杭州雖然只有短短4年零3個月，但先后創辦或執行創辦了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杭州蠶學館（浙江理工大學前身）、養正書塾（杭州高級中學和杭州第四中學前身）等三所學堂。

于此，1933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年鑒》，將其作為102名全國“教育先進”之一收錄其中。之后，更被認為是“我國教育史上倡導和施行義務教育的第一人”“我國教育史上制定和實行‘獎學金’制度的第一人”“中國教育史上創辦農業職業技術學校的第一人”“我國現代蠶桑業和絲綢織造業的奠基人”“創辦浙江現代中學教育的第一人”，稱其“首派中國官費生留學日本”“揭開了我國近代紡織絲綢教育的帷幕”“開了浙江近代教育之先河”。

應該說，憑藉林啟在教育史上的功績，不要說將其稱為“教育家”，就算加上前綴“杰出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與其在幾乎所有的文獻資料里將其定位成“身為官吏的教育家”，筆者更愿意將他視為“興辦教育的士大夫”。因為跟一般的教育家不同，林啟興辦教育的目的，固然遵循“為了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這條基本的準則，但更多的是出于實現他作為士大夫的那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立志為天下萬民奉獻終身”的抱負。

由于資料的缺失，筆者無法搜索到更多關于林啟的施政理念，但根據唯一流傳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張——簡文法以核實政、汰冗員以清仕途、崇風尚以挽士風、開利源以培民命，不難看出其對應著他任職履歷中的幾個階段：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外放陜西學政；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和回北京任御史；外放衢州、杭州任知府。至于“興辦教育”，無非是為了踐行他自己提出的那個政治主張中的后兩項“崇風尚以挽士風、開利源以培民命”吧。

事實上，也是如此。縱觀他創辦或執行創辦的三所學堂，他起草的《浙江巡撫廖中丞奏設求是書院折》一文中提出：“居今日而圖治，以培養人才為第一義；居今日而育才，以講求實學為第一義”。他呈給浙江巡撫廖壽豐的《請籌款創設養蠶學堂稟》一文中稱：“就時局而言，為中國之權利；就王政而言，為百姓之生計；就新法而言，為本源之本源；就浙者而言，為切要中的切要。”他創辦養正書塾，校名取《易經》“蒙以養正圣功也”之義。

由此可見，林啟執行創辦求是書院，其目的是希望它成為當時傳播新知識、新思想的重要場所，培養學生們實事求是、探索真理的精神；創設蠶學館的目的，則是在于富國裕民；創辦養正書塾，其校名“蒙以養正”之意，就是教育人養成正氣，做一個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換句話說，他創辦或執行創辦這些學堂，其用意不只是停留在單純地培養滿足于社會需求的人才，而是更多地遵循自己政治主張中的“崇風尚以挽士風、開利源以培民命”。

正因為林啟給那些學堂賦予了一種崇高的歷史使命感，從而使得他的“興辦教育”躍升到了一種新的高度——于當時，不僅培養出了陳獨秀、厲綏之、施承志、邵飄萍、許壽裳等杰出人才，還“守杭五年，政平人和”“治杭得其政，養士得其教，為匹夫匹婦得其利”；于未來，不僅推動了近代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還為我國近現代蠶桑業和絲綢織造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為此，后人盛贊道：“樹谷一年，樹木十年，樹人百年，兩浙無兩”。

2024.3.12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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