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存的極端困境莫過于集中營，這是人類最黑暗的一段歷史，“有序系統”地毀滅同類：毒氣室、焚化爐、酷刑、人體實驗……只要進入集中營成為囚犯，死亡隨時來臨。

關于“二戰”集中營的回憶錄有不少，但《最后一站：奧斯維辛》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在集中營里創作完成的作品。

“在風暴中心寫作”，它沒有經過潤飾和修改，沒有受到政治干預，因此，書中的故事更加公正、客觀，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

作者埃迪?德文德是荷蘭猶太人，他以第三人稱“漢斯”的角度講述了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度過的16個月。他為何不以第一人稱寫呢？我想，會不會因為抽離自身更有助于平實敘述？

讀這本書很壓抑，平靜的文字下是令人發指的細節，這些駭人聽聞的親身經歷令你很難想象也很難理解：人類這個物種可以對同類殘忍到何等地步。你不禁會想，他是以怎樣的心情寫下這一切？寫下來是放下痛苦，還是又拉回那段黑暗時光？

集中營的幸存者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減少，他們的記憶和記錄彌足珍貴，警醒世人永遠不要遺忘這段真實歷史。

▲埃迪?德文德（Eddy de Wind，1916—1987），荷蘭心理學家。

抵達奧斯維辛

1943年9月13號晚上，漢斯和妻子弗里德爾被通知收拾東西，準備被送走。十點半火車出發了，沒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第三天，他們終于知道了目的地：奧斯維辛。這不過是一個詞， 沒有什么特殊含義，不好，但也不壞。
夜里，他們抵達了奧斯維辛的大院。

火車停穩，車門拉開，行李被扔在一堆，他們這時才明白將失去所有。

黨衛隊隊員從四面八方向他們涌來，推搡著將他們帶到一條和火車平行的路上。有人走得慢，他們就踢一腳，或是用棍子打一下，這樣所有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排成一排排長隊。

男人和女人分開排隊，軍官掃一眼就用棍子指著人們去左邊或右邊：去左邊的是老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去右邊的是年輕人和體力尚佳的人。

弗里德爾和漢斯就此分開了，去了各自年輕人那一隊。此時來了幾輛卡車，把年紀大的男人和女人們都裝了上去。

他這才第一次看到了黨衛隊的真正嘴臉。卡車那么高，那些被推搡、被踢打的人，很多人都爬不上去。但是不斷落下來的棍棒讓每個人不得不使出平生最大的氣力。

▲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上面寫著口號：勞動帶來自由。

成為集中營囚犯

進入集中營，立刻被剝奪所有，成為囚犯。

剝奪所有東西：下火車的時候，他們全部行李已經被收走，還會被帶到“財物室”，交出所有東西。

剃頭：他們一絲不掛站在太陽底下，理發師粗暴地給他們剃頭。

這么熱的下午還要干這么多活就已經讓他們很煩躁了，他們用已經鈍掉的刀片，與其說是剃頭，還不如說是將頭發生生撕扯下來。要是誰沒有轉身或者轉動配合他們修理毛發，就會被推搡，有時還會被毆打。剃完了的人，理發師會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個編號，再拿著這張紙去找文身師，漢斯的編號是150822。

文身：當這個號碼被刺在胳膊上，漢斯知道他已經失去醫生身份，變成囚犯150822了。

▲ 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紀念日，幸存者展示手臂上的刺青。

消毒：他們進入浴室，有個戴著大橡膠手套的人在他們的腋窩和私處抹一把刺鼻的消毒劑。噴頭灑下一點溫水不足以沐浴，他們身上半干不濕的，還沾著汗和消毒劑，就被趕到“更衣室”找衣服穿。

你被推搡著，他們對你吼叫著，如果吼叫還不夠的話，就直接動手，直到你把衣服找齊為止。一件襯衫、一條麻布褲子、一件外套、一頂帽子和一雙木鞋或者涼鞋。一下子你也找不到合適的尺碼，所以人們穿著囚服看起來就跟小丑一樣。

“注冊”：所有能想到的個人信息和其他信息都被記錄了下來。

漢斯問營地里的“舊人”，這里要做什么，他們說會分到工作小隊去干活。

“工作小隊”

漢斯表明醫生身份，被帶去28號樓，開始了他的集中營生涯。

生活是一個循環，由兩個時段組成：晨鐘到晚鐘，以及晚鐘到晨鐘。

一天，漢斯和另一個新人范里爾被派去運尸隊。

他們出去了。外面停了一輛大的平板貨車，運尸工從地下室把尸體抬了上來，一個架子上放兩具。一次抬兩個一點也不困難，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殘破不堪，瘦得皮包骨，和骷髏差不多了。
他們抓著尸體的胳膊和腿，把一具具尸體扔進鋪著鋅的卡車里，從尸體上滴下來的水濕潤了金屬表面，尸體便這樣滑進了貨斗里。然后漢斯和范里爾要趕快跳到一旁，以免尸體碰到他們的衣服。尸體滑到后面去時，他們就撿起來，整齊地堆成一堆。然后要馬上跳開，因為下一個已經滑過來了。運尸工人盡力地將尸體向漢斯和范里爾的衣服上扔，于是他們不得不在車上跳來跳去。
一切有序得就好像一個專做驚悚生意的公司在正常營業一樣。天已經快黑了，電網上的燈照著他們。尸體不斷在車上滑落，上面還有人“跳舞”。他們的手變得又臟又滑，已經抓不住尸體了。于是尸體一個接一個撞到他們的衣服上。

在集中營里，醫院算是好地方。

就算是黨衛隊最健壯的野蠻人，也總有個“你或許某天就需要看醫生”這樣的感覺。也多虧了這點，醫生、護士、技術人員，才沒有被過分催促和毆打。

漢斯在29號樓住院部“工作”過，也曾被9號樓的樓長選去幫忙。9號樓的樓長50歲了，他鼓勵漢斯堅持下去。

“噢，一旦你開始適應了營里的生活，還是可以堅持的。你知道嗎？九成的人都是在第一年死去的，但一旦你度過了那一段，后面就好了。你適應了這里的食物，你的衣服會好一些，而如果你成了老囚犯，黨衛隊隊員們也會尊重你一點。”

營地醫生有時來巡視，衛生員把重病號的編號記下來，讓他們“轉移”。

樓長拿著一張名單，上面寫著這些受害者的姓名和編號。他們要盡快出列，每個人分到了一條褲子和一雙涼鞋之后，就被趕上了車。
那些沒法走路的重病號，則被護士用擔架抬出來。如果動作不夠快，護士也會挨一腳，黨衛隊隊員就會接過這些可憐人，把他們像扔面粉袋子那樣扔上車。
這些人倒也不重。一個本來長得很結實的大漢，一開始可能有80公斤，現在也就50或者52公斤那樣，還有些本來是正常身材的，現在都不超過38公斤。

每當這時，漢斯就極力控制情緒，以免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之前有一次分選的時候，一個護士幫了一個可憐人一把，管事的黨衛隊隊員對因為這一個人耽誤了整件事很不滿。護士抗議了一下，營地醫生過來，把護士的名字寫了下來，于是他也得一起上車走。

漢斯曾被派到 “道路建設小隊”拉貨車、運石頭；也因為得罪人，被送去比克瑙集中營的懲罰小隊。

每天幾乎都在催促中度過。漢斯被分到了一個建筑小隊。人們無休無止地排隊搬石頭；有時候是鐵軌的枕木，有時候是沉重的鐵塊，把你肩膀上的皮膚磨得沒一塊完整的地方。

在比克瑙，漢斯有一晚被叫去“收尸小隊”。

自從所有的滅絕都去比克瑙執行以后，奧斯維辛只有“自然”死亡的人，這些尸體會在晚上被裝上運尸車送去比克瑙的焚化爐。
在火葬場的一角，許多鐵罐堆積如山，那是在這被火化了的波蘭人的骨灰盒。和猶太人不一樣，每個“雅利安人”都是被單獨火化的。尸體上放著一個石頭編號，骨灰就被裝進鐵罐里。家人會收到死訊，可以過來領取骨灰盒。但是這些年來，剩下了四萬個骨灰盒，現在它們要被運到別的地方去。
人們排著隊，像是一條長長的鐵鏈一樣穿過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三個大焚化爐。他們把骨灰盒拋給對方，就好像扔的是奶酪或面包一樣。漢斯還從來沒有像過去那幾個小時一樣經手過這么多死人。鐵罐都生了銹，一掉到地上就直接碎了。那也沒關系：一個人拿著一把笤帚，把所有東西掃成一堆。又有誰會去過問呢？

在比克瑙，所有人都無法忽略“火焰”：“你能看見的是火焰，那是火葬場的煙囪里永遠燃燒的火焰。從白天到黑夜，那火焰永遠提醒著你那邊有人被焚燒。”

有時候是陰雨天，煙霧籠罩整個營地。空氣中充滿灼熱的烤肉味道，像是鍋里沒有放油就烤的牛排。那空氣就是你的早餐，反正你也沒有面包了。之后你堅持不下去了。你疲累，受夠了自己，想到自己就覺得惡心，因為你是一個人，而黨衛隊隊員也是一個“人”。

▲ 1942 年，納粹在萬豪別墅秘密制定系統化、產業化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計劃：最終解決方案。計劃提交后，德國人去圖書館啜飲雪莉酒。

“完全是個黑市”

集中營的囚犯中，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標識。

樓長穿著條紋清楚并且合身的亞麻套裝，戴著黑帽子，穿著長靴，左臂上套著一個紅袖章，上面有個編號。

政治犯戴著紅色的三角臂章，上面有個字母P。

罪犯戴著綠色三角形的臂章。

“反社會人士、懶惰分子”戴著黑色三角形的臂章。

骨瘦如柴、筋疲力盡，就像去麥加朝圣的瘦弱者被稱為“朝圣者”，他們通常很快被送去“清理”。

奧斯維辛更像是一個大型的欺凌場所。它的工廠和礦場是上西里西亞工業區的重要部分，勞動力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便宜。他們不需要工資，也基本不吃什么東西。如果要是被累垮了，就直接淪為毒氣室的受害者，反正歐洲還有足夠的猶太人和持不同政見的人來把缺失的人數再補齊。

在漢斯看來，奧斯維辛完全是個黑市，醫生和護士會用湯去換黃油或面包；護士負責發湯，病人拿到的是上面的稀湯，湯里面的土豆和豆角什么的都被護士自己留下了。

在這里每個人成天都只想著怎么盡可能多撈些東西，而這經常要以犧牲同志為代價。點名之后的那幾分鐘空閑時間，就完全是一個黑市。

▲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黨衛軍“工作之余”的聚會照片。

“我要活著，我要告訴每個人”

漢斯被人監視，也暗中觀察別人；他努力記下一切，包括別人告訴他的事情。他相信唯有揭露納粹之惡，才能避免人類再次犯下同樣的罪行。

萊克斯是一名爵士小號手，漢斯以前和他一起玩過音樂。萊克斯講述了在亞維紹維采分營煤礦區的情況：兩人一組，每天運四十輛推車，和專業礦工一樣的工作量，交不夠數量就罰站地牢。

“那是一個地窖，矮到你無法站直，但是又不能躺下，因為地上還有幾厘米深的積水。你就得一整晚佝僂著身體站在一片漆黑里。可以想象你第二天得有多難受，根本沒法干活。于是等待著你的就是再次挨打和其他的懲罰。沒人能挺得住這個。”

挖煤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事故時刻發生，生病沒得休息，半年前1000人從荷蘭過來，現在活著大概還有15人。

“我算是走運的。有一天營長帶過來了一只老舊的圓號，我不知道他這是從哪兒搞來的，但是他問我是不是真的會吹號。于是我給主管助理演奏了一首《平安夜》。當時是圣誕，他們一整晚都點名要聽這首曲子。‘平安夜，圣善夜。’我不由得想起了在罰站地牢里面的那一夜。好吧，我后來就成了值日人員，不用再去礦場了。
我需要做打掃營房、取面包之類的雜活，偶爾給先生們演奏幾段，就多拿到一些食物。對，你在這得找到一些自己的特別之處，不然就是死路一條，毫不留情。”

▲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婦孺走去“沐浴”（毒氣室）。

卡貝利以前是雅典文學院教授，他在特遣隊（在毒氣室和火葬場工作的囚犯小隊）工作一年了。

他告訴漢斯，比克瑙一共有四個火葬場，1號和2號在火車那邊，3號和4號在營地北邊的瞭望角，他在3號和4號火葬場工作。

我永遠記得那天，那250個波蘭猶太裔小孩是怎么被毒氣殺死的。他們脫掉衣服之后，自覺地排成了一個長隊，唱著猶太人為逝者唱的唱詩，很有紀律地走進了毒氣室。黨衛隊隊員掐著表，百葉窗要關上五分鐘。然后他按了一個鈕，毒氣室兩邊的電動百葉窗打開了。如果毒氣散得差不多了，特遣隊就要進去。

火葬場24小時工作，黨衛隊嫌效率不高，還會扔進溝里焚燒。

火葬場后面挖了兩條大溝，就像您看到的這樣：30米長，6米寬，3米深。底部放著大樹樁，灑了汽油。那火燒得可旺了，附近幾公里的人都能看見。這樣一條大溝里能同時裝下上千具尸體。大火持續燃燒24個小時，然后再扔一批進去。所有情況都被考慮到了。
溝里還有一條小溝，有一個排水口。通向幾十米外的一個小峽谷。通過這些小溝，燒剩下的灰燼就去了峽谷。我跟您保證，我親眼見到過，在這柴堆旁邊工作的一個人，順著小溝下去，用融化了的人體脂肪涂抹在面包上。那是得多餓啊！

▲ 集中營周圍架滿了高壓電網，掛著警示牌子。

漢斯的妻子弗里德爾是護士，她在10號樓看到很多恐怖事情，用女孩的身體來做各種實驗。

漢斯對10號樓里發生的事情和目的不過是一知半解。大規模的絕育不是德國人的計劃項目嗎？他們會不會想讓所有猶太人、波蘭人、俄國人甚至其他人種都絕育？除了嘗試絕育，這些婦科實驗還能有什么意義？猶太婦女是廉價的實驗品。他們盼著她們受苦，而她們是否會慘死才沒人關心。

弗里德爾有一次參加香料勞動小隊，到靠近比克瑙那一帶采摘香料，看到一些之前被送走的女孩。

三個星期前，有70個人被送走。現在在比克瑙看見她們真是難受。她們變化很大。全都光著頭，赤著腳，身上不過圍著幾片用繩子連起來的粗麻布。你知道嗎，漢斯，她們已經不再是女人了，只是活物而已。沒有性別的活物。我們這邊的女孩看起來還很好，可是還能好多久呢？

黨衛隊員的行事方式毫無邏輯，隨心所欲。

你永遠也不知道黨衛隊隊員都想干什么。你看到的最大的矛盾是這樣的：早上，調遣上千個人，把他們分成五排，做一整天可以累死人的勞動，讓他們忍饑挨餓，飽受毒打，然后在大門口有一個由50名囚犯組成的軍樂隊在演奏。醫生們今天需要列張單子寫出需要額外食物的人，名單交上去的第二天，這些營養不良的可憐人就要被拉去毒氣室了。

漢斯認為黨衛隊里面，老的看上去偶爾有點人情味，實則更加惡劣。

相反，那些年輕人從骨子里就是這樣長大的，他們自己并不知道別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那些老人，比如那個營地醫生，從一些小事情還是能看出來以前的教育在他們身上的殘留。他們以前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還能保留自己作為人的一面。所以他們比那些年輕的納粹更可恨，因為后者從來沒見過以前的美好日子是什么樣的。

▲ 圖為1945年，被蘇聯軍隊解放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漢斯認為黨衛隊是“仇恨的產物”。

在這些營地里，黨衛隊鼓吹種族純化，在猶太人、俄國人和吉卜賽人身上練手……在集中營里，黨衛隊隊員們的施虐欲望被喚醒，并得到滿足。而且正因為他們有機會獲得這種滿足感，他們一直是希特勒溫順的追隨者。

漢斯認為整個德國人民對此都負有責任。

他們現在戰敗了，就和自己的領袖撇清關系。但是他們要是戰勝了呢，那么就永遠不會有人問元首他都采取了什么手段，也不會問所有的共產黨人和猶太人都去哪兒了。

俄國軍隊進來了，漢斯鼓起勇氣爬上塔樓，第一次“站在高處遠眺那座他可能永遠也逃不出來的營地。”

這里曾經很大，像是一座彰顯惡魔的強大的工程。在這里死去的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的都要多。這里有一個無與倫比的毀滅系統。但也不是完全正確。不然他也不會活著站在這里。為什么他活著？是什么賦予了他生存的權利？比起那幾百萬喪生于此的人，他從哪里得來的資格呢？
似乎，他沒有和其他人共享同樣的厄運，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壞事。但是他想起了“禁止通行”屋里那個女孩的話：“我要活著，我要告訴每個人這件事，我要讓他們相信，這是真的……”

▲ 圖為1945年4月4日，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將軍們在奧爾德魯夫查看囚犯們燒焦的尸體。巴頓將軍出現嚴重的生理不適，嘔吐了。

被奧斯維辛改變一生

書中的故事說完了，再來說說作者埃迪?德文德，他被奧斯維辛改變了一生，生活似乎可以分成了三個階段：奧斯維辛前、奧斯維辛、奧斯維辛后。

• 奧斯維辛前

埃迪?德文德1916年出生于荷蘭，是獨生子，家境不錯，在德國入侵荷蘭之前，他在萊頓大學學醫，前途一片光明。1941年初，德國入侵荷蘭，埃迪在老師的幫助下加速畢業，成為萊頓的最后一名猶太畢業生。

▲ 來自書本。

• 奧斯維辛

1943年9月14日，埃迪和妻子弗里德爾被送往了奧斯維辛。

1945年1月27日，奧斯維辛終于解放，夫妻兩人卻失散了。

之后，埃迪加入蘇聯軍隊，留在奧斯維辛照顧傷病人。

1945年7月24日，埃迪返回荷蘭，奇跡般與弗里德爾重逢，兩人勇敢重啟生活。然而由于戰爭的創傷過于嚴重，在離開奧斯維辛12年后，兩人遺憾分手了。

▲ 來自書本。

• 奧斯維辛后

奧斯維辛成為埃迪之后的工作重點，他進修了心理分析學家課程，創辦了自己的診所，專門治療遭受過重大戰爭創傷的人。

埃迪在晚年建立戰爭影響心理研究基金會（SOPO），1984年被授予奧蘭治-拿騷勛章，軍官頭銜。對他而言，這份榮譽不僅肯定了他的杰出工作，也肯定了他幸存的意義。1987年，埃迪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1歲。

▲ 來自書本。

集中營創傷癥候群研究

書本附錄有埃迪的 “集中營創傷癥候群研究”，他說集中營也可以看作社會心理實驗。

在來到奧斯維辛的450萬猶太人里，最多只有4000人（千分之一！）活著回來了。死去的那些人里，大多數人都知道死亡是必然的。但是，他們并沒有發瘋。讓我們研究一下怎么可能會這樣。

埃迪和其他人一樣，被運送到奧斯維辛之前對毒氣室的說法充耳不聞，認為是“英國的政治宣傳”。直到到達集中營，事實以“雪崩速度”撲來。

保持希望，直到最后一刻，這也是集中營系統的一部分。除了偶爾以不同形式出現的針對個人的威脅，黨衛隊從來沒有承認過他們的目的是滅絕囚犯。謠言像麻醉藥一樣，在營地里人為地散播著，不斷充實著囚犯們并不明智的幻想，從而讓他們主動放棄抵抗。與年齡較大的集中營居民，包括幾個他們的同胞，談一次話之后，“勞動帶來自由”的謊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關于酷刑、傳染病、饑餓，以及尤其是每周一次的“分選”，即挑選出最弱者并帶去毒氣室的真相，很快地擊垮了這些新來的人。

▲ 《萬湖會議》電影劇照（2022年）。

來到集中營的囚犯在頭幾周都是麻木的，直到內心和“和死亡和解”。

所以我們發現，完全向營地生活投降的人很快就死了，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人們運用自己的活力來對抗自己，迅速耗盡精力，在這場對抗“集中營世界”法則的無用之仗里耗盡了自己的身心。因此，我們得出了一個悖論，那就是，與死亡的和解是囚犯生活的必要條件，囚犯必須投降，只有這樣才有機會保命。如果他除了投降之外，還可以找到另一種現實的方式從內心接受這個事實，那么他關鍵時刻仍然具有足夠的活力，找到最佳答案。

看這本書，你會不禁叩問“人本惡”是否才是真相？“太陽底下無新事”，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從不吸取教訓，人類社會不斷換個形式，重復過去。“一切未知都是已知”，人性永不變，人類的命運就是被自己的人性裹挾而行。

人性的深淵深不可測，人性的黑暗沒有盡頭。

雖然無論何時何地，人性的光輝永遠閃耀，但人性的黑暗面稍有土壤就肆意生長、開枝散葉。假如我們不對這股力量保持警惕，你猜：惡龍是否隨時會喚醒？歷史是否隨時可以重來？

▲ 《萬湖會議》電影劇照（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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