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圍熟悉的三位老人朱良、陳維仁和賀文貞都迎來百歲生日，他們都生于1924年3月，都系早年投身革命的富家子女，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做出了值得書寫的貢獻，特著小文一篇，賀三位老人百歲壽。

一

首先說曾經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朱良先生。朱良原名周志毅，祖籍潮州，生長于上海，父親是個生意遍及東南沿海和南洋的富商。朱良的中學和大學分別就讀于上海中學及圣約翰大學，顯然是“富二代”的成長路線。不過朱良志不在個人富貴安逸，14歲起就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解放戰爭中已經成為上海地下黨的學運組織負責人之一，1946年上海32所大學、中學推舉了一名代表向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遞交和平請愿書，這個人就是朱良。

當時與朱良一起領導學運的還有吳學謙、喬石、錢李仁、錢其琛和李淑錚。這六位人生軌跡和歸途都頗為相似，他們在建國初期紛紛到共青團系統工作，成為當時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欣賞的青年干部，后來又都轉行外交系統。其中喬石、錢李仁、朱良和李淑錚先后擔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吳學謙和錢其琛先后擔任外交部長，整個八九十年代的外事系統，基本是由這六人負責的。由于他們年幼時的教育和生活環境影響，都有寬廣的視野，熟悉國際規則，是難得的優秀職業外交官，為新時期打開對外開放局面，爭取國際對中國建設的支持做出了巨大貢獻。

（朱良先生，圖片來源：中國網）

1957年7月，朱良隨同胡耀邦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美國也有不少青年團體參加了這個活動。由于朱良的英語非常流利，在聯歡中與他們相處很融洽，贏得了美國青年的好感，于是很多人萌發了想來新中國看看的想法。胡耀邦向中央匯報后，周總理立即指示對美方青年發出邀請，名額是15人。結果美國青年踴躍報名，一下子有42人，并且各不相讓，還發生了沖突，中央又拍板、來多少就接待多少。

美國青年訪問團在中國訪問了長達近兩個月，接待活動仍然由朱良負責，這年國慶節還被邀請登上國慶觀禮臺。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美之間的第一次民間外交活動，堪稱乒乓外交前的第一次破冰之旅，美國上下也非常關注，全美廣播公司還臨時聘請訪問團一名成員科恩為特約記者，向美國觀眾傳遞新中國的社會生活、建設情況。

改革開放后，朱良擔任中聯部副部長（1981-1985）和部長（1985-1993），不過從1981年到1985年，中聯部部長走馬燈似的換了三個人，人事調動頻繁，朱良就成為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共黨際外交的最重要執行人和見證人。

“文革”期間，中共與國外絕對多數政黨都斷交，甚至公開批判、羞辱很多外國政黨領導人，最終只和11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少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有來往，并且絕大多數是極左政黨，比如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陣線等。改革開放后，外交領域的撥亂反正本質是改變過去的革命外交為友好外交，鄧小平、胡耀邦都認為和平與發展是新的世界主題，否定了以往“戰爭與革命”論斷，胡耀邦還在1979年外事工作會議上就反對用“亡我之心不死”的提法。

中聯部在鄧小平和胡耀邦指示下，做的四項主要工作是：停止輸出革命和援助外交，恢復與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關系，與西方社會黨建立聯系，主動開展資產階級政黨外交，做到了黨際外交全面開花，朋友遍天下。

這期間，朱良先后約見十幾個中國共產黨曾經援助過的共產黨首腦，比如緬共、馬共的領導人，向他們傳達胡耀邦總書記對過去外交路線的檢討，闡明世界局勢的重大轉變，希望他們主動配合，放棄武裝推翻本國政府的決定。經過朱良等人五六年的努力，中國基本勸說各國共產黨組織放棄了過去的主張，并且妥善安置了這些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只要他們不在中國組織反對本國政府的活動，中國都歡迎他們來定居養老。這個外交舉措，既為國家每年減少了大量開支，又大大改善了國際形象，贏得世界贊譽。

（朱良會見第三世界國家政黨代表）

中蘇論戰后，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關系紛紛交惡，也與西歐共產黨關系破裂，從南共領袖鐵托到意共領袖陶里亞蒂都是中國報刊口誅筆伐的對象。朱良先后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了南斯拉夫、匈牙利、古巴、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恢復了執政黨之間的交往，進而為與這些國家的邦交關系正常化鋪平道路。此外，朱良還積極與意大利共產黨、法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產黨開展外交，這三黨總書記多次應胡耀邦邀請訪華，中國與西方共產黨之間的關系也改善。

最值得一提的是朱良在與西方社會黨外交方面的貢獻。從中共成立起，就與社會黨關系勢同水火，認為社會黨是“修正主義黨”，不但不是朋友，而且是敵人。1980年，中聯部根據胡耀邦指示，不再提西方社會黨是修正主義黨，應該積極與他們交往。第二年，應胡耀邦邀請，法國社會黨第一書記密特朗（同年當選法國總統）訪華，揭開了中共與社會黨交往的序幕。1982年朱良率團出席英國工黨年會，并且同社會黨國際（與第二國際存在延續承接的關系）秘書長卡爾森會談，也標志著中共與社會黨國際之間的關系破冰。

（1984年朱良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意大利，并與意大利社會黨主席、政府總理克拉克西進行會談）

1984年社會黨國際主席、前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華，德國社民黨是西方最強大的社會黨，勃蘭特又是一位有國際影響力的政治家，這次訪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胡耀邦在與勃蘭特會談時，首先肯定了西方社會黨長期以來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并且表示中共主張也與社會黨有不少共同點或相似點，最后希望雙方能夠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和差異，建立友好關系，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發展。胡耀邦這個講話，很讓勃蘭特吃驚，因為從來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對社會黨做出如此坦誠和肯定的表態，勃蘭特最后不得不臨時調整了講話稿。

勃蘭特訪華后，中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國際關系迅速改善，社會黨國際開始視中共為值得交流的重要合作伙伴。1985年朱良先后參加了社會黨國際召開的維也納裁軍大會，以及1986年在利馬召開的第十七屆社會黨國際大會，這次大會上中共成為社會黨國際觀察員黨，這是社會黨國際歷史上唯一一次正式邀請共產黨組織參加自己的會員大會。

（鄧小平會見勃蘭特）

由于歐洲社會黨普遍在國內具有巨大政治影響力，長期執政，中共與這些社會黨關系的改善，也改善了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邦交關系，奠定了中國與歐盟密切關系的基礎。從80年代到21世紀初，歐盟一直在技術轉讓和對華援助上，采取比美國更積極的態度，與80年代團結社會黨的黨際外交政策不無關系。

此外，中共通過與西歐共產黨和社會黨的交往，也了解到國際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新的變化，進一步打破了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迷信，開始接納自由、市場、民主、人權等觀念，促進了思想進一步解放，為深化改革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二

第二位百歲壽星是原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先生。陳維仁生于云南楚雄的一個富裕世家，1944年升入西南聯大，西南聯大解散后，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讀書，師從經濟學泰斗陳岱孫先生。建國初，陳維仁進入人民日報社，成為鄧拓的秘書。鄧拓對參加政治大批判沒有興趣，也不鼓勵陳維仁去當批判手，反而鼓勵他多讀書、多研究問題。1957年，鄧拓因為對反右不積極，被批判為“按兵不動”、“死人辦報”，被調離崗位，職務由吳冷西接替，陳維仁也就等于失業。

此后不久，陳維仁進入中央黨校進行政治學習，反而“因禍得福”被新來擔任校長的林楓看中，又成為他的秘書。“文革”中，陳維仁目睹了康生是如何顛倒黑白迫害林楓，搞亂中央黨校的。1966年8月19日，林楓邀請康生來中央黨校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不料康生早有預謀，一上主席臺就說林楓“反對林副主席”，黨校是 “林家鋪子（指林楓）”，接著事先安排好的造反派就把林楓從主席臺上揪了下來，進行批斗。林楓對康生的指責寧死不屈，受盡肉體折磨，有一次被紅衛兵踢斷了三根肋骨，當場昏死過去。

康生在黨校只要說一句 “我看你這個人不像個好人”，就可以置于一個人死地。由于康生長期主管黨校工作，其妻子曹軼歐又是黨校工作人員，因此中央黨校幾乎沒有人可以逃得出這對夫妻的魔爪。“文革”期間，中央黨校先后被抓出168個反革命案件，1358人被迫害（包括黨校學員），可以說共產黨的這個最高學府遭受了毀滅性打擊。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校長為華國鋒），并主持校務工作。這時候胡耀邦希望物色一個熟悉黨校的人當秘書，陳維仁最后被看中。胡耀邦上任之后，立即在黨校率先平反冤假錯案，揭發“四人幫”的罪行，開展思想解放大討論，但是因為“兩個凡是”以及康生仍舊被尊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反修戰士”，黨校的教員和學員都顧慮重重。

1977年9月，林楓病危，胡耀邦帶著陳維仁去醫院探視，林楓本來是健壯的東北大漢，革命年代的艱苦斗爭沒有壓垮他，但是康生的非人道迫害嚴重摧殘了他，這時候體重不足70斤，身體蜷縮在病床上，陳維仁多年之后想起這悲慘情景仍然淚流滿面。胡耀邦來到林楓病床，轉達黨校對他的慰問時，林楓已經說不出話了。待二人走后沒有多久，林楓就離開人世，年僅71歲。這次探望林楓，對胡耀邦觸動也很大，成為他下決心在黨校率先揭發康生問題的動因之一。

陳維仁在擔任胡耀邦秘書期間，協助胡耀邦創辦《理論動態》，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協助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為撥亂反正做出了重要貢獻。80年代，陳維仁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管教學研究和干部教育工作。胡耀邦調離開黨校后，很多人對于黨校是否可以保持撥亂反正中塑造的開放學風存在擔憂。不過陳維仁積極鼓勵教師自由開展研究，在他的領導下黨校的科研理論水平繼續穩步提高，奠定了今天中央黨校在政治學、經濟學、黨史學等學科研究上的領先地位。

（陳維仁與《理論動態》幾位重要創辦人在一起）

此外，陳維仁把干部培訓做地有聲有色，黨校先后遵照中央指示開設青年干部班、民族干部班等等，陳維仁鼓勵學員大膽解放思想，積極對改革問題抒發己見，從中發現了很多人才，其中很多人后來都擔任了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職務，讓改革事業賡續有人。

胡耀邦辭職后，陳維仁經常來家探望。1988年8月，陳維仁正在濟南出差，聽說耀邦在煙臺休養，就連忙趕來探望。胡耀邦一年多來情緒低落，故人來訪心情大大好轉，李昭于是勸陳維仁小住幾天。一日，胡耀邦寫了一首七言詩贈給陳維仁，詩曰：“碧海秋昊又相逢，忽聞退作長壽翁。十載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胡耀邦還補充說：“寫詩不費勁，又沒有危險” ，這是句玩笑，也道出內心的苦衷。陳維仁第二天也賦詩一首回敬耀邦：“戎馬倥傯為大同，十年開拓振雄風；壯心難酬憂國運，神州功蓋有三中”，這首詩可以說恰當地總結了胡耀邦的經歷和功績。

（陳維仁看望胡耀邦）

1988年底，陳維仁回到闊別42年的故鄉，參加西南聯大建校50周年活動，很多云南省很多領導干部都向他打聽胡耀邦的近況，并且希望陳維仁轉達對胡耀邦的邀請，希望耀邦可以來云南休息一段時間，于是陳維仁鄭重發電報給胡耀邦。胡耀邦對云南也很關心（胡耀邦曾于1985年、1986年兩個春節假期期間赴云南調研），很想看看這兩年有什么新變化，于是欣然答應邀請，決心春節期間先到廣西，然后去昆明，但是由于年底臨滄發生7.6級大地震，云南上下都在抗震救災，胡耀邦就主動取消了與陳維仁的昆明之約。沒想到春節過后僅僅兩個月，胡耀邦突發心臟病去世，更讓陳維仁遺憾不已。

（晚年的陳維仁）

陳維仁晚年關心家鄉的扶貧和教育事業，多次捐款、獻策。2013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35周年之際，89歲的陳維仁仍然寫了一篇文章來紀念胡耀邦這個黨校人心中的“永遠的校長”，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他參與創辦的《理論動態》第1958期上。

三

最后說的這位百歲老壽星叫賀文貞（參加革命后長期用名“裴棣”），是忘年交賀陽先生的母親，名氣雖然不如前兩位，但是人生也同樣非常精彩，風骨氣節也同樣值得后人敬仰，她的事跡也同樣值得歷史銘記。

賀文貞的父親賀福泉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1920年代擔任黑龍江省省立醫院院長，是黑龍江現代衛生事業創辦者之一，“九一八事變”后主動辭去職務，寧可放棄本來大好的職業前程，也不與日本人合作，還偷偷醫治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傷員。

賀文貞早年在貝滿中學求學，貝滿是全中國最好的女中之一，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創建，這個教會還創辦了燕京大學。中學畢業后，賀文貞趕赴大后方重慶，升入上海醫學院（即今天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因為對國民黨的腐敗不滿，憤然退學。等到清華大學在北京復校以后，又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這時候賀文貞已經22歲了。

（1948年春節，賀文貞與清華校長梅貽琦及夫人的合影，左七為賀文貞）

賀文貞在清華讀書期間參加了地下黨組織，而支部書記是她同專業的學姐彭珮云。解放后，不到30歲的賀文貞就被任命為北京女十中校長，這些北京女中校長每個都不簡單，比如女八中校長是王震夫人王季青，女師大附中校長是卞仲耘。

賀文貞在革命中結識了燕京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曲方明，兩個人相親相愛最后結婚。曲方明在解放后擔任中央團校黨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反胡風運動的時候，曲方明當時對政治運動殘酷性還認識不足，私下跟同事隨口開玩笑說：你們都反胡風，我還跟胡風吃過飯呢？其實曲方明是記錯姓名了，誤把胡繩當胡風。但是此言既出，事情也無可挽回，換來被發配新疆的處分，一去就是23年，并且還是去了離北京最遠的伊犁和南疆，古代最嚴重的流刑是3000里，而曲方明到了離北京6000里外的地方，在艱苦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曲方明的身體遭受嚴重摧殘，患上嚴重肺病。

在人世間大是大非面前，31歲的賀文貞寧愿放棄大好前程以及北京的舒適生活，選擇一起與丈夫去流放。賀文貞到新疆后被先后安排在伊犁州黨校和烏魯木齊一所高校工作，仍然堅持耿直和剛毅，大膽批評領導的官僚主義，不免又遭到打擊。在自己身陷囹圄的情況下，看到北京一位朋友，中年喪偶、獨自撫養三個孩子不容易，每個季度還堅持給她寄100元，直到這個家庭的長子大學畢業為止。

1974年賀文貞聽說老領導、北京市委書記劉仁因四人幫迫害含冤去世了，不顧危險依然探望劉仁的夫人甘英。劉仁入獄后，康生有批示：“劉仁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罪該萬死，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式的審訊工作，讓他們繳械投降”。甘英說，劉仁在監獄中動不動就“突擊審問”，連續幾天不讓睡覺，還往囚室放毒氣，差點被熏死，整整六年手銬、腳鐐都沒有被解開過，吃飯、睡覺都得帶著，冬天棉衣穿不進去，只能披著，最后手銬把手腕的皮肉都磨開了，露出骨頭、腳也爛了。劉仁去世前，甘英獲準探望，劉仁還對甘英說：“你不要告訴孩子們，他們年齡還小，會對黨產生仇恨的”。

（賀文貞與甘英，右側為甘英，甘英晚年擔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文革結束后，曲方明被平反昭雪，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宣傳部長，賀文貞也被調到中央黨史研究室。這時候賀文貞已經步入老年，即將退休，不過她畢竟有“學霸”的底子，可以很快干一行、精通一行，在工作生涯最后幾年，竟然一發不可收拾，接連寫出很多研究黨史的重量級論文，比如《黨在1958年怎樣改變了“八大”關于我國階級斗爭問題的正確論斷》、《1958年成都會議評述》、《1961年5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評述》、《對“三面紅旗”的再認識》等等，這些都成為黨史研究的高引論文。

此外，賀文貞還特別重視一手黨史資料的搜集，當時中央檔案館核心文件管理還比較寬松，裴棣有空就坐上公交車，到檔案館摘抄重要講話和文件。“裴棣本”手抄稿，后來成為黨史研究中的很重要參考資料，李銳撰寫《廬山會議回憶》、韓鋼等人的“文革”前十年研究，都大量參考了賀文貞的手抄資料。

（賀文貞與彭佩云等重返清華校園，左二為彭珮云，中間為賀文貞）

賀文貞晚年家庭幸福，兒子賀陽、兒媳婦齊建新和孫子龍龍對老人都極為孝順。老人愛好冬泳，遇事豁達樂觀，大家都認為這是她長壽的原因。最后不得不介紹一下她的兒子賀陽先生，也算是我的體改委老前輩賀陽先生。賀陽早年曾經擔任王府井商場總經理、北京體改委副主任，服務過陳希同、張百發等北京市領導，80年代算是北京市的改革新銳。后來調入國家體改委，擔任分配司司長，系筆者所知“九二派”下海的級別最高的官員。當時體改委是顯要部門，全國經濟改革的指揮中心，同屆體改委的中青年司局長樓繼偉、郭樹清日后都成為財經領域重要領導干部，賀陽先生如果留在體制內，也至少是副部級官員。但是賀陽先生志不在此，他更追求自由和獨立，退休后關于經濟改革史的一些回憶思考，閱讀量也頗廣。

古人說“仁者壽”，以上三位壽星都是心懷“大仁”之人，他們青年時候拋棄優渥生活，主動投身于救國救民的艱曲之路，在此后的漫長人生路上，他們堅持初心，始終把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恪守高尚人格，始終站在歷史發展潮流的前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正是無數這樣的大仁大愛的人努力奉獻推動的結果，祝三位老人身體永遠健康，福樂長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