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人口存量競爭的激烈程度，再往前推進一步。

截至目前，全國公開2023年人口數據的29個省份中（黑龍江、西藏尚未公布），常住人口負增長的達19個。

制圖：城市財經

這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三分之二的地方，都開始進入了常住人口下行通道。

變化的速度，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快。這不僅是數量的變化，也將是人口分布空間的重構。

一場大變局的大幕，正式拉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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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近三年的數據看，人口負增長地區的擴大是非常直觀的。

2021年：全國有16個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現下降，15個省份增長，基本上屬于打平的狀態。

2022年：似乎迎來了轉折，人口負增長省份降到13個，與此對應，人口增加的省份上升到18個——也即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地方人口變化錄得正值。

原因不復雜：受疫情因素影響，多個沿海省份的人口向內陸回流。

比如，這一年，四大一線城市人口都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而江西、山西、云南、甘肅等內陸省份，則實現了人口增長由負到正的轉變。

但是，這只是短暫的過渡。

2023年：隨著社會切換到“正常”模式，人口再度由內陸向沿海地區回流，形勢出現了大逆轉，人口負增長省份迅速增加到19個——數量占31省市的三分之二。

其中，安徽、四川、廣西、福建、重慶、青海等6個省份，更是十年來首次出現了常住人口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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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這種趨勢？

首先，這是人口存量競爭下的必然，逆轉的可能性很小。

因為這背后對應的是一個總人口持續負增長的基本盤：2022年，全國總人口減少85萬；2023年，這一數字攀升到208萬。

從“七普”數據看，從2010年到2020年的這十年時間里，常住人口減少的省份僅有甘肅、內蒙古、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共6個。

對比當前的數據，兩點變化非常明顯。

一，上一個十年，常住人口增長的省份依然是主流。而現在，人口負增長的省份成了主流。

二，上一個十年，人口減少的6個地區都是清一色的北方省份。現在，南方多省也開始出現人口負增長。

可以說，人口變化上的南北差距，已逐漸演化到南北和東中西差距并存的局面。

2023年，18個內陸地區中，僅新疆、貴州、寧夏，常住人口還能夠維持正增長。并且，它們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人口出生率相對較高。

比如，2022年，貴州、寧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10‰以上。而同期全國平均出生率僅6.77‰。

其次，不同省份，人口負增長的原因存在差異。

比如，四川、遼寧、安徽等地，盡管常住人口減少，但依然屬于人口凈流入省份。也就是說，人口下降主要是被自然負增長拖累。

還有的省份，雖然自然增長為正，但人口凈流出規模大。如廣西、貴州等。

再者，人口布局在空間上的分化會繼續加劇。

這不僅表現在東中西和南北上，也體現在一個地方的內部。

比如，省內各設區市都能夠保持人口增長的省份，到2023年已僅剩浙江一地。

另外，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會進一步顯現。

一個細節是，幾乎無一例外，所有省會城市的人口依然在增加——即便是人口負增長大省。

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推進強省會建設，以及政策層面明確鼓勵各種發展要素向優勢地區集中，這一進程將繼續鞏固。

03

人口負增長地區，可以說是率先感受到了人口變化的影響。

但是，在總人口減少的大前提下，人口變化帶來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沒有地方可以完全幸免。

要知道，如今那些還能夠保持人口增長的中心城市，它們的增量也較以往下降明顯。

比如，2010—2020年的十年里，深廣蓉的人口增量均超過500萬，但如今的增量僅有十來萬，甚至不到十萬。這與過去年均達數十萬的增量，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這意味著，哪怕是中心城市的“搶人”，也將面臨更大的難度，空間大為收縮。

過去幾年的“搶人大戰”，各地都是以送落戶資格、送購房補貼等“物質獎勵”為主。但發展到今天，除了極個別城市，多數地方其實都無限接近“零門檻”落戶。

人對城市的選擇權，將更充分。

這種情況下，城市要“搶人”，除了產業和就業機會，公共服務和營商環境的質量，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在社會整體發展速度放緩之下，社會觀念也將趨于更保守，更多追求安穩，而不是更冒險。

從目前披露的一線城市的情況看，如上海、廣州、北京的人口回流規模，其實并沒有想象中的大。

比如，北京過去兩年的人口合計減少2.8萬；上海合計減少接近2萬；廣州合計也僅增加不到2萬。

也就是說，人口存量時代，影響其實是全局性的。每一座城市，都需要有新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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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屬于“基本盤”。人口總量負增長，實際預示著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大“收縮”的階段。

最直觀的現象是，最近一兩年，產科關停、幼兒園閉門等，已成為流行趨勢。

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幼兒園數量出現了200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比上年減少5610所；2023年，幼兒園數量則較上一年再減少1.48萬所。

也就是說，過去兩年，2.04萬所幼兒園消失了。

理論上，人口減少了，公共服務質量是不是可以更高了？但未必，因為人口減少，意味著需求減少，相應的內需和投資的空間也在萎縮。

于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社會在方方面面都將進入“存量”博弈中。

比如，以現在的人口情況來審視城市的發展規模，多數城市在產業、基建、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規劃，都勢必需要新的調整。

事實上，變化已很明顯。即便是深圳、成都這樣的超大城市，新的地鐵建設規模都已出現縮水。

此外，前不久12個重點地區因為債務原因，部分基建被叫停，也清晰地表明變化在發生。

存量競爭的殘酷，還表現在社會不得不拿更多的資源為“過去”買單。

一方面，很多地方要將相當一部分資金用于還債。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各地公開的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防范化解地方債”頻頻出現。相關文件更是明確要求，重點省份要“砸鍋賣鐵”全力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正是因為壓力，最近多地出現了非常罕見的表述：能修的絕不買新的，能重復用的絕不丟棄。

另一方面，速度放緩了，但隨著老齡化的上升，養老等公共服務支出負擔卻在快速增加。

從GDP占比來看，我國養老金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1.9%增加到2020年的12.4%，增長較快。

但仍遠低于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水平。可參考的數據是，2019年，OECD成員國養老基金資產占GDP比例的算術平均值為54.2%。

甚至，我們還得經歷從“基建狂魔”到“維修狂魔”的轉變。那些海量的基礎設施，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應的將是越來越高昂的維護保養成本。

即便是擴大內需，也不得不轉向挖掘存量。

當前促消費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這個舉措的名稱，已然是微觀地為“存量化”時代，標注了一個非常現實的注腳。

人口負增長，只是表象。更驚心動魄的，是背后對應的一系列深刻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