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自由、安全、開放才是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也是新質生產力增長的密碼，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把這三樣東西維護好。

筆者在研究經濟改革史的時候，發現一個頗有趣的現象：我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都是在1984年紛紛成立的，包括了聯想、德力西、萬科、健力寶、長城、四通、信通、科海（加上京海，即中關村早年有名的“兩通兩海”）等等。所以說，這一年堪稱中國民營企業元年。

（改革初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林實在訪問中國時，曾經說中國沒有企業，因為真正的企業必須具備獨立經營權、生產權、財務權、產權四要素，中國只有計劃體制下的工廠，而無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1984年也是中國企業元年。）

那么，為什么大量民營企業在1984年破土而出呢，或者說為什么1984年民營經濟發展會迎來巨大轉機呢？這雖然是對改革史話題的探討，但對現實也頗具有很多啟示意義，因為近幾年民營經濟發展遇到了諸多輿論、理論和制度困境，跟40多年前有很多相似之處，為此，筆者覺得有必要結合更廣闊的歷史背景，探究40年代民營企業興起的密碼。

（初創時期的中關村大街，在思想解放、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科技體制改革決定的催生下，科技企業如春筍般破土而出。圖片來源：新華網）

（一）1980年代初，隨著農村改革、經濟特區建設的不斷向前推進，我國計劃體制外的自由市場空間越來越大，逐漸在這些國民經濟的“邊緣地帶”（羅納德·科斯語），產生了城鄉個體私營經濟。這些私營經濟在農村主要經營小型日用品加工廠、長途販運，在城市則從事商業服務、貿易等。1956年公私合營后，長期消滅的個體私營經濟得以復活，并且因其符合人性和經濟的自然規律，所以有極其旺盛的生命力，短短三四年間就達到500余萬戶，從業人員突破1000萬。

對于如何認識這種經濟結構的新變化，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很大爭議，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主體性和純潔性的嚴峻挑戰，并且還有人把當下改革與波蘭、東德出現的動蕩相聯系，認為都是經濟改革引起的。在這種思維影響下，從1982年起，對私營經濟乃至整個經濟改革的壓制和阻撓不斷增多，最顯著的是“特區風波”和經濟領域的嚴打，后一場行動中，3萬多個體私營業主被遭受刑事處罰（最著名的是溫州“八大王事件”，“五金大王”胡金林被被內定為死刑）。

受此影響，我國出現了第一次民營經濟發展的低潮，私營企業數量大大減少，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經濟出現了負增長，比如，溫州1980年工業增長率為31.5%，而1982年下降為-1.7%；汕頭GDP由1982年的12.49億元，減少到1983年的11.52億，增長率為-7.7%，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的命運也前途未卜。

繼而發生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把對民營經濟的整頓引向思想學術領域，很多主張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學者和官員都被扣上“精神污染源”的帽子，被點名批判，甚至連最資深的經濟學家薛暮橋也不得不做檢討。

一時間人心惶惶，借用當時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一句話來說，本來是進入芳菲季節的中國經濟，一下子又有了秋風蕭瑟的味道。起步未穩的經濟改革有停滯之憂，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對外開放，要不要發展民營經濟，要不要改變計劃經濟體制又站在一個歷史十字路口。

但是，幸運的是，中國改革并沒有像當時東歐改革一樣曇花一現，在中央層的鄧小平、胡耀邦、萬里、谷牧、方毅，在地方層的任仲夷、項南、薛駒等領導人的堅定導航下，在廣大基層創業人員的頑強拼搏下，上下形成改革合力，逐漸打破了約束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的種種枷鎖，化解了這場危機。

首先是，果斷阻擊“左”的思想干擾，消除意識形態領域對私營經濟的爭議。1983年11月，胡耀邦的果斷停止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減少了私營個體企業和外部世界對中國走回頭路的擔憂。筆者年前去日本外務省查閱80年代中日外交檔案，在1983年胡耀邦訪日檔的會談記錄中，日本工商界人士對中國的關心莫過于“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些事情看起來不那么重要，卻是最牽動國民和世界敏感神經的部分。

鄧小平在事關改革命運前途的關鍵事件上也不斷發出支持性的表態。1984年春節，鄧小平開展了他的第一次深圳之行，盡管他在參觀中一言不發，在回到廣州住處后，依然應深圳特區黨委政府的請求，為特區題寫了“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從最高層面肯定了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建立市場化經濟體制的合法性。鄧小平還主張對那些個體戶寬容一點，他多次談到“傻子瓜子事件”，指出“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

（鄧小平在廣州下榻處為深圳特區題詞）

中央更在政策上有步驟地解決了私營經濟的剝削、姓社姓資問題。1983年“一號文件”宣告個體戶可以從事長途販運，事實上廢除了“投機倒把”和“非法經營”罪，同時還允許農村個體工商戶和工廠雇工。1984年的“一號文件”，進一步規定私營企業雇傭可以超過7人，只要是守法經營、民主管理、按勞分配，都不應該視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企業發展的前提就是大量集中勞動力，進而產生生產力，1984年“一號文件”，廢除了這方面的限制，可以說是為企業的產生掃清了最重要的障礙。

其次，在束縛民營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改革上，進行實質性突破。進入5月以后，中央開始著手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并希望在會議上通過一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7月份初稿基本完成，不過內容基調仍舊是主張維持計劃經濟體制，這時候一線最高領導人果斷更換寫作班子，改由主張商品經濟的林澗青、高尚全、鄭必堅等主筆。與此同時，于光遠、童大林組織首都經濟學界召開了兩次座談會（“西苑飯店會議”），集體向中央建議實行商品經濟體制。

在部分中央高層領導與理論界的聯動下，終于沖突強大的計劃力量的阻力，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我國經濟體制確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指出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同時，決不應限制和排斥其他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發展，要為城市和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此外，該文件還在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對這些非公有制經濟要“給予法律保護”。

中央還清醒認識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企業發展的最關鍵力量源泉，僅僅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不夠，還要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十二屆三中全會閉幕后，中央書記處立即著手準備制訂科技改革綱要，核心目標是打破過去科研行政化、官僚化體制，打破科研與市場應用分割的狀態，建立與商品經濟適應的科研管理體制和成果應用轉化體制。這份綱要提一次提出了“技術市場”的概念，還提出鼓勵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等研究機構，積極學習硅谷模式，主動開展院企、校企合作，甚至有條件的可以直接舉辦經濟實體。

再次，全面改善對外關系，擴大對外開放。1984年春天，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美國總統里根先后訪華，日方宣布實施對二輪對華援助（中日友好醫院、北京地鐵二號線和大秦鐵路等都是這輪援助項目），同時啟動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項目。秋天，中英完成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中國的這些外交舉動，進一步贏得了外部世界的好感，海外投資出現飛躍式增長，這一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2.6億美元，一舉超過1978年至1982年的總和。最顯著標志是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汽車誕生，以及松下在華投資十多條彩電生產線。

（里根在復旦大學演講，雖然當時條件簡陋，但是賓主之間互動輕松熱烈）

總體看，如果說1978年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但是只不過是打開一道縫隙而已，如果處理不當，很可能有關上的可能，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改革，以及同時代很多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都出現這樣的悲劇。不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改革力量以歷史眼光和政治勇氣，與時俱進地開啟了第二輪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解決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使得歷史的天平又倒向了進步和發展的一邊。

（二）聞驚雷而知春，在中央一連串政策信號鼓勵下，人們的創業熱情，以及實現夢想的信心受到史無前例地鼓舞。在廣東，三水人李經緯創辦了健力寶，當年銷售額就達到345萬，此后該飲料成為第一款國民飲料品牌；身為高干子弟的青年王石，辭去體制內鐵飯碗，創建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這家企業后來轉型房地產，發展成為萬科集團。

在遼寧大連，開照相館的個體戶姜維更是按捺不住正式開公司創業的雄心，不過各級工商部門答復是自從公私合營后，個人就沒有開企業的可能，他決定斗膽進京向國家領導人陳情，這無異于天方夜談的妄想。沒想到他遇到了王任重等好心人，替他在中央各部門之間吶喊奔波，到11月，他終于獲得了國家工商管理局頒發的001號私營企業執照。

（1984年11月9號，國家工商管理局頒發的中國首個私營企業執照，現藏于國家博物館）

在北京，來自北方交大的印盛甫，中科院的沈國鈞等7名科技人員，在海淀區委書記賈春旺的支持下，向四季青公社借款2萬元，創辦了四通新興產業開發公司。此公司一度成為中關村赫赫有名的龍頭企業，后來投資了新浪等著名互聯網企業。

這一年下半年，僅僅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關村地區，就涌現出30多家企業，其中日后走得最遠的是中科院計算機所的王樹和、柳傳志等11人，創辦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這家企業日后發展成為聯想集團，成為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企業。

總之，1984年是一個松綁的時刻，大家都大膽懷揣夢想，實現夢想的時刻，中華民族迸發出活力的時刻。不僅僅是經濟上，在寬松的政策信號激勵下，文學、藝術各領域也大放異彩，也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值得大寫特寫的一年。這一年國慶三十五周年大游行中，廣場上洋溢著有內而發的歡樂輕松氣氛，正是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給社會帶來信心的寫照。

（三）轉眼間40年過去了，這40年間中國民營經濟從弱到強，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發達程度也今非昔比。不過，最近一些年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否定、質疑民營經濟合法性的聲音，很多知名企業在過去兩三年竟然又面臨與創業初期面臨的同樣輿論難題，這不能說是一個歷史的巨大玩笑。那么40年前以及整個改革開放時期處理民營經濟的成功經驗給我們提供了哪些啟示呢？

筆者認為一定要正確處理好關于民營經濟的輿論問題。一些事關民營經濟意識形態問題的社會輿論，表面上看不過就是幾句風言風語而已，但是傳導放大效應極其強大，往往十個好政策趕不上輿論上的稍微風吹草動。顯而易見，從過去的“聯想風波”、“小米風波”到最近的“農夫山泉風波”，對某個企業上升到意識形態的抹黑非議，會產生嚴重的多骨諾米牌效應，不僅僅影響企業家階層的信心，也影響整個社會和海外投資者的信心，實質受害者不僅僅是某個企業，還有整個社會，以及我們的黨和政府。

企業管理、運營、決策是非常專業的事情，一些非常外行、文化水平低的人偏偏扯上意識形態大帽子，有意把一些企業帶到輿論漩渦中。事后我們看，網絡言論對企業的很多抹黑都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網絡一度盛行說聯想只搞“貿工技”，而不做實業（筆者在清華經管讀書時，甚至有教授拿過來當反面案例），不給國家帶來實質產業競爭力，其實事實恰好相反，聯想一直在生產和研發領域做地非常扎實，是國際PC巨頭中唯一不是選擇代工，而是自建生產線的一家 。現在聯想每年向全球銷售的1億多臺PC等智能設備，近九成在國內生產 ，在深圳、天津、武漢、合肥建有大規模的制造基地。

并且，由此鞏固了中國作為PC和服務器生產供應鏈的“鏈主”地位 ，聯想在國內的供應鏈企業達2000多家，直接帶動35.5萬人就業，間接輻射的全鏈條就業人員達600-800萬人， 全球最具權威性的供應鏈榜單Gartner Top 25中，聯想雄踞亞洲第一。

（聯想一直重視研發和實體制造，下圖為聯想的合肥智能制造基地、全球“燈塔工廠”，是合肥第一家營收超過1000億的企業，年出貨量4000近萬臺PC，占全球PC總出貨量八分之一左右，也是全球最大的計算設備生產基地）

所以，一定要杜絕這種科技民族主義炒作，任由泛濫，只能是自毀長城，親者痛、仇者快。現在我們講要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其實威脅經濟安全的因素，不僅有外部的制裁，內部的盜竊國有資產，無端生事、抹黑特定企業，擾亂正常經濟秩序，也是一種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一企倒地，背后一大片上下游企業崩塌也。

半年以來，中央層面先是在國家發改委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繼而又成立全國工商聯咨詢委員會，劉永好、王傳福、楊元慶、陳東升、俞敏洪等知名企業家都被中央統戰部聘為咨詢委員，這都是中央高度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從政治上肯定民營企業的信號，希望一些利用抹黑民企蹭流量的人，不要無視國家的這些舉措，去干擾中央部署，消耗社會信心和發展動能。

我們要珍視企業、保護企業，要看到企業是國家最寶貴的戰略資源。沒有企業，國民經濟就是一盤散沙，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核心是保護和培育企業。美蘇爭霸的歷史告訴我們，盡管蘇聯的國家能力遠大于美國，蘇聯可以依賴強大政府聚集產業資源，建立比美國規模還要大的科研體系，但是由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導致其生產和創新沒法走太遠，甚至多數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結果是成于起點，而敗于終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成就并不是創造了多少經濟產值，而是沉淀出一大批優秀的大中小企業。其中最為寶貴的是以華為、聯想、騰訊、阿里、小米、比亞迪、美的、萬向等為代表的價值鏈頭部企業，它們是這個社會最有活力的創新體，撬動增長邊際的主要力量。盡管我們國民經濟的基數很大，但是未來發展是否有活力，在國際上是否有競爭力，還是最主要看這些頭部企業生存狀況和表現。

因此，某種程度上講，國際經濟科技競爭實質基本上是價值鏈頭部企業的競爭，那些研發和市場國際化做地非常成功的企業，都是國之重器，最有作戰力的海外軍團。比如聯想2022/23財年的海外營收額達到3222億，雄踞民企第一，海外營業額占總營收的四分之三左右， 銷量在四大洲都力壓惠普 、戴爾、蘋果，排名第一，在北美也躋身前三；華為（2227億）、吉利（1804億）、美的（1426億）、小米（1378億）的海外營收也都超過了千億級別。這些企業都構筑了發達的海外研發、銷售網絡，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戰略資源，它們如果因市場競爭之外的因素倒下，就意味著中國在某一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塌方，受益的必定不是國人，而是國外的競爭者。

(波士頓咨詢集團的全球企業創新50強榜單，涵蓋了全球最優秀的價值鏈頭部企業，其中中國企業6家，分別是第22名的阿里巴巴、第24名的聯想、第30名的京東、第31名的小米、第41名的騰訊和第45名的字節跳動）

現在中央提倡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些價值鏈頭部民營企業無疑是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最強大生力軍。但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又依賴于一個健康和安全的社會生態，四十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自由、安全、開放才是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也是新質生產力增長的密碼，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把這三樣東西維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