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關出口退稅專業律師張嚴鋒：新司法解釋下騙取出口退稅罪的定罪與量刑（二）

2015年至2016年期間，林某（已判）在沒有真實貨物出口的情況下，與X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被告人薛某達成協議，約定以支付代理費的方式由X公司代為辦理相關出口報關手續并申請出口退稅。爾后，林某從他人處購買出口未稅貨物申報材料，與X公司合伙虛構出口收匯的事實，并以該公司名義向海關申報出口，獲得海關驗訖的出口貨物報關單證9份。之后林某從1公司、2公司、3公司、4廠、X公司、5公司購買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92份，通過資金走賬、回流等方式制造貨物交易假象，而后使用上述“買單配票”而變造的單證資料，以X公司名義從國家稅務局騙取出口退稅1442936.69元。

爭議焦點：新司法解釋下騙取出口退稅罪的定罪與量刑（二）

上海騙取出口退稅辯護律師張嚴鋒提示：

自2024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4〕4號）開始施行，法釋〔2002〕30號等司法解釋隨之退出歷史舞臺。新司法解釋共計22條，囊括了危害稅收征管罪的全部罪名。其中，騙取出口退稅罪的相關解釋規定在第7條至第9條。相比較法釋〔2002〕30號文，新司法解釋對騙取出口退稅罪的規定有多處改變。

根據《刑法》第204條的規定，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較大的，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而關于何為“假報出口”和“其他欺騙手段”，法釋〔2002〕30號在第一條和第二條分別進行了解釋，列示了8種情形。而新司法解釋則將兩條合而為一，對“假報出口”和“其他欺騙手段”一并解釋，雖情形仍是8種，但實際上對原8種情形進行了合并和增減。

合并情形有二，將舊解釋第一條中的“（一）偽造或者簽訂虛假的買賣合同”和“（二）以偽造、變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貨物報關單、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貨物專用繳款書等有關出口退稅單據、憑證”合并規定為新解釋的第（五）種情形。

刪減的情形有三，一是在以偽造、變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出口退稅單據、憑證中刪除“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貨物專用繳款書”，原因在于出口收匯核銷單已于2012年取消，企業申報出口退稅不再需要提供該單證，出口貨物專用繳款書更是在2004年就不再需要；二是刪除“騙取出口貨物退稅資格的”情形，原因在于出口退稅已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騙取出口貨物退稅資格的情形不復存在；三是刪除“其他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的行為”的兜底規定，該規定實際上已通過新增情形中進行了擴充，其兜底作用由第（八）種情形“以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出口退稅款的”一并承擔。因此，總體來看，刪減情形系為順應出口退稅制度變革所做的調整，更符合現行騙取出口退稅的懲治需求。

新增的情形有四，一是新增“冒用他人出口業務申報出口退稅的”情形，回應了當前實踐中高發的“買單”“借貨”出口騙稅情況；二是新增“在貨物出口后，又轉入境內或者將境外同種貨物轉入境內循環進出口并申報出口退稅的”情形，回應了實踐中多發的“循環進出口”騙稅情況；三是新增“虛報出口產品的功能、用途等，將不享受退稅政策的產品申報為退稅產品的”，回應了實踐中持續發生的貴金屬等政策性不退稅貨物偽報成貴金屬制品等可退稅貨物騙稅并走私的情況；四是在以偽造、變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出口退稅單據中補充了“運輸單據”。總體來看，新增情形回應了當前騙取出口退稅案件的新情況，更好滿足了懲治騙取出口退稅的司法實踐要求。

本案中，X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被告人薛某與林某合謀，在沒有真實貨物出口的情況下，林某以支付代理費的方式由X公司代為辦理相關出口報關手續并申請出口退稅，并且其從他人處購買出口未稅貨物申報材料，虛構出口收匯的事實，由X公司以本公司名義向海關申報出口，獲得海關驗訖的出口貨物報關單證9份。之后林某從1公司、2公司、3公司、4廠、X公司、5公司購買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92份，通過資金走賬、回流等方式制造貨物交易假象，使用上述“買單配票”而變造的單證資料，以X公司名義從國家稅務局騙取出口退稅1442936.69元。

上述行為符合解釋中所提“偽造、簽訂虛假的銷售合同，或者以偽造、變造等非法手段取得出口報關單、運輸單據等出口業務相關單據、憑證，虛構出口事實申報出口退稅的。”

上海峰京律師事務所
張嚴鋒 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