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原新四軍軍長葉挺帶著家人與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人登上了一架美軍C47運輸機，準備返回延安。

駕駛這架飛機的是擁有3000個小時飛行經驗的美國飛行員蘭奇上尉，機組的另外幾名成員也是他多年的合作伙伴，相互間配合十分的默契。

誰都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架承載著我黨我軍重要領導人的飛機，竟然會撞到了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上，飛機上所有人全部犧牲，無一幸存。

當時國民黨方面對這起事件的說法是：8日當天的天氣不好，飛行員在濃霧中迷航到了山西，最終駕駛飛機撞到了山上。

葉挺

對于國民黨的這個說法，周恩來完全不相信，他堅持認為葉挺將軍之死是國民黨的一個陰謀。

1951年6月，周總理在接見葉挺將軍之子葉正大和葉正明兄弟時，就曾堅定地表示：“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

不過，雖然周總理堅信葉挺將軍是被國民黨害死的，但是他沒有證據，雖然命人進行了調查，可惜仍然一無所獲，最終抱憾而終。

隨著時間的推移，葉挺將軍遇害的真相越發撲朔迷離，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當葉挺將軍遇難50年之后，一名老漢在臨終之前主動交代：“葉挺之死，是我干的。”

那么，這名老漢是誰，葉挺將軍遇害事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消失的飛機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為了遮人耳目，掩藏他發動內戰的野心，先后向延安發了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共同商討國家大計”。

雖然明眼人都知道這是蔣介石的“鴻門宴”，但毛主席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決定去重慶會會蔣介石，陪他一塊兒去的是周恩來、王若飛、赫爾利、以及張治忠。

重慶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經中方代表強烈要求，自皖南事變后被扣留了5年之久的葉挺將軍終于被釋放了出來，并在三天后恢復了黨籍。

4月6日深夜，葉挺將軍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要他從重慶返回延安參加一次緊急會議。當時從重慶去延安的交通條件并不便利，不管是坐汽車還是坐船都需要四五天的時間才能到達，這樣他就不能趕上會議了。

就在葉挺感到焦急萬分的時候，他想到了一個也許可以幫助自己的人：王若飛。

當初重慶談判結束后，毛主席就回了延安，周恩來和王若飛繼續留在重慶和國民黨方面進行接洽，準備促進召開政協會議，而我黨派出參與政協會議的代表就是南方局常委秦邦憲，也就是博古。

秦邦憲

1946年2月的較場口事件讓重慶的局勢越發緊張，我黨推動的全國停戰協定、整軍方案等提議全都遭到了蔣介石政權的否決，因此王若飛和博古打算于4月8日乘飛機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

如果跟著王若飛等人一起行動的話，那么葉挺正好能趕上會議，于是他立即找到王若飛提出想和他們一起回延安，對于葉挺這位紅軍的創始人，王若飛十分的尊重，當即表示沒有問題。1946年4月8日，葉挺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登上了美軍C47運輸機。

王若飛

葉挺的兩個孩子對能去延安表現得很高興，而飛機艙內的其他人員卻心事重重，國共和平建國的希望越來越小，國民黨很可能根本沒打算和我黨和平共處，內戰的陰云彌漫在每個人的頭上。

不一會，飛機在美軍飛行員蘭奇上尉的駕駛下準時飛離重慶，向著北方飛去。在飛行過程中，蘭奇上尉發現飛機似乎有些異常，飛行的高度有些偏低，他迅速向老搭檔瓦伊斯、馬爾丁、邁歐等機組成員說道：“報告數據。”

瓦伊斯等人報告的數據顯示飛機其他技術指標一切正常，而飛機的飛行高度雖然偏低，但也在正常范圍之內，因此蘭奇上尉也沒有過多追究此事，繼續安心的駕駛飛機飛行。

C47運輸機

此時飛機上的17個人并不知道，一場危機，正在悄無聲息地接近他們。

C47首先飛到了西安，乘員們下飛機休息了一會兒后，等飛機加完油后才登上飛機準備去延安。

結果當飛機即將抵達延安時天上刮起了大風，下起了雨，飛機隨著氣流忽高忽低，開始劇烈地抖動，蘭奇上尉咬牙控制著飛機平穩飛行，當蘭奇上尉總算穩住飛機后松了口氣，在磁羅盤的指示下向著一處濃霧飛去······

遇難

話分兩頭，當毛主席、周恩來等我黨領導人收到西安發來的消息，得知C47已經向延安趕來后，共同趕往延安機場，準備歡迎代表團和剛出獄歸來的葉挺將軍。

延安機場上的毛主席、周恩來、朱德

過了一會兒，毛主席等人聽到了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大家紛紛猜測葉挺等人要回來了，不由得興奮了起來。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飛機的轟鳴聲不知為何越來越小，過了一會兒就完全聽不見了。

飛機場上的中央領導人經過商議后認為，可能是因為延安正在下雨，飛機見天氣不好就折返回重慶或者西安了。

不過毛主席心里還是覺得有些不安，特地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了解情況，當他得知美軍也不知道飛機的情況后，心里更加不安，命人向位于西安和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發報詢問葉挺等人有沒有回去，得到的答復并不樂觀。

就在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為葉挺等人的不知所蹤而焦急不安時，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找到楊尚坤向他通報了一個不幸的消息：“由延安飛往重慶的C47運輸機，失蹤了。”

楊尚昆

王若飛、博古、葉挺等人都是我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們的安危對于我黨無疑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因此黨中央立即發動解放區內數以萬計的居民對失事飛機進行查找。

一天后，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地區區委書記上報：“我們在黑茶山上發現了一架被燒毀的飛機，看起來很像C47的遺骸。”

黨中央立即派出的調查人員在美國人的配合下對飛機進行了調查，并確認：這架飛機就是承載著王若飛、葉挺等人的飛機，飛機上的17名乘員以全部遇難，無一存活。

失事飛機殘骸

幾天后，調查人員向周恩來提交了一份關于飛機事故的秘密調查報告。調查人員認為，飛機應該是在撞上黑茶山側峰后才爆炸起火的，排除人為制造爆炸的可能。4月8日那一天黑茶山地區下著雨夾雪，飛行員可能是因為能見度太低才會撞上黑茶山。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這起事件不可疑，在調查報告的結尾，調查人員提出了幾個疑點：飛機從西安前往延安應該是往北飛，為什么在到達延安附近后會跑到東北方向的黑茶山呢？

作為擁有3000小時飛行時間的蘭奇上尉，為何會駕駛著正常飛行高度為6000公尺的飛機，撞到了高度僅為2000多公尺的黑茶山呢？

這些線索只說明一個問題：飛機的儀器出了問題，以至于飛行員在迷失了方向和高度的情況下，駕駛飛機撞上了黑茶山。

當周恩來收到這一份調查報告后臉色鐵青，說道：“一定是國民黨特務在飛機上動了手腳！”

問題是飛機已經炸毀，我方調查人員無法找到國民黨動了手腳的證據，再加上當時國共兩黨正在談判，國民黨方面已經跟美軍表示飛機可能是因為天氣惡劣，能見度太差才導致的這一起案件，我方也不好再說什么，為和平建國考慮，我黨只得對外宣稱“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

周總理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黨就接受了蔣介石方面的說法，“想系”兩字明確表明，我黨仍然對這起事件保持高度懷疑，保留追究破壞者責任的權利。

1946年4月15日下午2點，中共中央特意在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干部大會，悼念在四八空難中遇難的烈士。

19日，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與3萬余名人民群眾，在東關機場為“四八空難”的遇害者舉辦了追悼大會。

我黨領導人一直沒有忘記這起悲慘的事件，當周總理于1951年6月接見葉挺之子葉正大、葉正明兄弟時，就明確指出：“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動了手腳，當時護送烈士遺體回延安的郭逸之同志，在上報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就提出了疑點，為什么我們不跟國民黨方面抗議呢？你沒有真憑實據，沒有人證物證，蔣介石是絕對不會承認的！”

周總理

找不到“四八空難”的證據是周總理心中的一個巨大遺憾，他和葉挺在北伐戰爭之前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相知、相交了幾十年，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厚，當初國民黨蔣介石悍然發動“皖南事變”將葉挺抓捕時，時任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就極其悲痛的在新華日報上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當1946年4月8日重慶各界為葉挺等烈士舉辦追悼大會時，周總理甚至當場痛哭了起來，可見他與葉挺之間的關系是多么的深厚。

重慶悼念烈士大會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四八空難”的真相竟然會在50年后揭開，而揭開這一個真相的，是一個隱居于臺灣的老漢。

空難真相

老漢名叫杜吉堂，曾經是一名國民黨軍統特務，臨終之前，他將自己的孩子叫到床邊，說道：

“這些年來，我心底里一直有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在我心里已經埋藏了整整50年了，它就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每當我閉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那兩個孩子無辜的眼睛，我就······”

哽咽了一下，老漢接著說道：“接下來我說的話，等我死了之后你們再公開，也算是對國民黨盡最后一次忠了······葉挺之死，是我干的····”

隨著老人嘴唇一張一合，1946年“四八空難”的真相就此展現在了世人面前。

1946年3月17日，對于國民黨軍統而言是一個“天塌了”一般的日子，軍統掌門人“戴老板”戴笠，在乘坐飛機飛至南京西郊的岱山附近時，失事身亡了！

戴笠

關于戴笠之死，國民黨內部流傳著數種說法，有人說是天氣不好，撞山了，有人說是戴笠的屬下馬漢三害死的，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不敢說的看法：戴笠是蔣介石派人暗殺的。

失去了“大老板”的軍統不敢把戴笠之死歸咎于蔣介石，于是紛紛認為是我黨把戴笠害死的，發誓要“給戴老板報仇！”

經過開會討論后，軍統特務們把目標定在了我黨秘密情報工作的核心領導人鄧發身上。

鄧發

1946年4月7日深夜，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虎接到國民黨空軍通知，要他安排一架飛機送“共黨重要人物”去延安。

王平虎當時還有另一個秘密身份，那就是國民黨軍統的特務，他接到通知后立即將這一份不尋常的命令打電話向軍統特務主管做了匯報。

當遠在南京的軍統特務主管聽王平虎報告完后，按耐不住激動地問道：“什么，有共產黨的重要人物？你的這個消息確切嗎？”

王平虎趕緊回答道：“消息確切！”

特務主管沉默了一會兒后，說道：“立即弄清飛機上的乘客到底是誰，并報告給我！”

不到半個小時，一份完整的飛機乘員名單和簡介就放到了特務主管的桌頭：

王若飛，51歲，中共黨員，共產黨中央委員，重慶談判中共代表之一。

鄧發，41歲，中共黨員，中共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秦邦憲（又名博古），39歲，中共黨員，原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共《解放日報》社社長。

葉挺，50歲，中共黨員，原新四軍軍長。

李秀文，39歲，葉挺之妻。

葉揚眉，11歲，葉挺之女。

葉阿九，3歲，葉挺之子。

黃齊生，69歲，王若飛舅父。

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黃齊生

特務主管的目光死死的定在了報告中鄧發的照片上，然后召集戴笠的死黨以及其他軍統頭目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經過討論后，他們覺得不能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決定將這個任務交給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

原本正在床上睡覺的杜吉堂接起電話，聽到對面的聲音后立馬睡意全無，從床上跳下來站直聽“指示”。

當他知道上級要他想辦法讓明天共產黨乘坐的C47“出個意外”，且要完成得干凈漂亮，不能留下任何線索后，不由得很是頭疼。

杜吉堂想了半個小時也沒想到應該怎樣“完成得干凈漂亮”，挨個打電話將自己的手下骨干們叫醒，要他們來辦公室一趟。

國民黨開會 劇照

大半夜被叫醒的特務們頭腦并不靈光，有人提議當共產黨人上飛機時直接用狙擊槍擊殺，有人提議在飛機上安裝定時炸彈，還有人提議收買美軍飛行員，讓他想辦法········

就在杜吉堂開始有些頭疼的時候，一名一直保持沉默的特務開口說道：“隊長，我有一個建議，如果我們派人混上飛機，在飛機的儀器后面放上磁鐵，那么飛機的儀表就會失靈。一旦飛機儀表失靈，那飛機自然就迷航、墜落了。”

杜吉堂知道，這名特務對飛機的構造有著深入的研究，他的建議可信度很高，因此杜吉堂立即打電話給王平虎，讓他帶著C47型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來自己的辦公室，之后和手下制訂了一份詳盡的計劃。

停在機場的c47

4月8日上午8點，一名叫做楊耀武的特務在王平虎的安排下裝扮成檢修員混入了C47所在的機場，楊耀武對于飛機的結構比較熟悉，進入飛機的檢修范圍后，他悄悄的轉到駕駛艙內，將兩塊磁鐵分別放置在飛機高度表和磁羅盤的反面。

之后楊耀武快速從駕駛艙離開，填好安檢單后，帶著極其陰險的笑容提著工具箱離開了機場。

上午8點45分，C47正式離開重慶，當飛機飛到延安附近時，突變的天氣嚴重影響了飛行員的判斷。

就在此時，楊耀武安裝在飛機上的磁鐵開始工作了，飛機的磁羅盤首先失靈，讓飛行員迷失了方向，原本應該向北飛向延安，結果飛著飛著就往東北方飛去了。

在飛行過程中飛行員遇到了一場大霧，導致飛行員連飛機飛過了黃河都不知道，只能一無所知地向著山西興縣飛去。

當飛行員飛至黑茶山地區時，當地正在下著雨夾雪，能見度并沒有高多少。

在此期間，飛機的高度儀也出了問題，飛行員只能靠著飛行經驗駕駛著飛機在高山之間穿梭，沒有高度儀的輔佐，飛行員連飛機從6千米高空飛至2千米之下都沒能注意到，就這樣駕駛著飛機一頭撞到了黑茶山上，飛機在一聲巨大的轟鳴聲中化作一團火光支離破碎，完全沒有時間跳傘逃生的17名乘員也因此全部遇難，無一生還。

失事現場

葉挺將軍作為紅軍的創始人之一，曾經的新四軍軍長，沒有死在抗日戰場上，反而死在一場國民黨精心謀劃的陰謀上，實在是一件讓人感到極為痛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