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一場沉重的“世紀大審判”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審判，歷史上稱為“東京審判”。

說起這些戰犯，他們的惡簡直令人無法想象，他們曾經踐踏過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尊嚴。

他們都是誰？

梅汝璈

一、東條英機

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之后，是他率領日軍最精銳的部隊入侵中國，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是他成立的，沒有人性的人體實驗也是他推行的，三光政策是他制定的。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長達數十萬字的起訴書中，一共有58條罪狀，他一個人就占了54條，光罪行就寫滿了200多頁紙，念了三天才念完。

可是他卻在法庭上狡辯說：“如果中國人不反抗，就不會死那么多人。我無罪！”

東條英機在法庭上

二、松井石根

他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在法庭上，他同樣狡辯說：“日本和中國的戰爭，是屬于大家庭內部的問題。日本沒有侵略中國，那完全是恨鐵不成鋼，是出于哥哥對弟弟的愛。我無罪！”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

三、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

是他們建立了偽滿洲國、策劃皇姑屯等事件，侵占東北。

土肥原賢二在法庭上裝起了啞巴，不管法官問什么，他都說不知道。而板垣征四郎卻扮起了委屈者，他找了15個老部下為自己證明“清白”，做無罪辯護。殊不知，老搭檔田中隆吉竟當面指證了他所犯的所有罪行。沒想到板垣征四郎狡猾至極，反過來指證田中隆吉有精神病，謊話連篇，毫無人性。

（左）土肥原賢二（右）板垣征四郎

四、大川周明

“勾欄從來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說的就是他。他是日軍的御用文人，專門粉飾戰爭，他說自己得了大腦炎，精神已經錯亂。正在庭審時，他突然站起身，朝著坐在他前排的東條英機的頭伸手就是一大巴掌，可謂裝瘋又賣傻。

大川周明

挑戰和平，人性淪喪，這些人當然是甲級戰犯，他們當眾詆毀、拒不認罪，究竟什么樣的法官才能將他們繩之以法？

1946年3月20日，中國法官梅汝璈從上海登機，直奔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他帶著祖國與民族的重托和希望，去清算血債。出發前，梅汝璈壯士慨詞：

“此行若不能嚴懲戰犯，惟蹈海而死！”

1946年5月2日，正式審判開始了，可預演現場卻發生了意外......

梅汝璈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時的法官團是由美、中、英、法、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印度、菲律賓11個國家指派來的。梅汝璈卻發現中國的座位竟排在了英國后面，他“噌”地站起來，二話不說便推門走了出去，一邊走還一邊脫掉了法袍。

見此情形，眾人皆驚，審判長問他發生了什么事？梅汝璈擲地有聲地說道：

“中國受日軍侵害最為慘烈，抗戰時間最為持久，付出的犧牲最大，怎么能排在英國的后面？予法不拒，予理不合！如果不能把中國法官的座位按日本受降書的簽字順序排在第二，那我決不參加今天的預演！”

“弱國無外交”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審判長拒絕調位，令他趕快入座，而梅汝璈也說到做到，無論如何也不肯入座。雙方就這樣僵持了半個多小時，法庭最終把中國法官的席位由原來的第三位調到了和美國一左一右的第二位。

直到此時，這場針對日軍戰犯的預演才又重新開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

接下來梅汝璈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在踐行著自己的諾言——誓死捍衛民族尊嚴！他說：

“如果是個人作為，我不必在意，但是今天我們代表的是各自的國家，不給中國以應有的尊重，不給戰犯以足夠的震懾，中國人絕不答應！”

1946年5月3日，審判正式開始。

為了逃避罪行，每一個日本戰犯都在法庭上做了大量偽證。

擅自決定進攻南京，并制造了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竟然把自己的罪行抹得一干二凈，他竟然說責任在于中國的反攻，日軍只是被迫應戰。

面對這個荒謬的判定，梅汝璈竭盡所能，找來了當時身處南京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約翰馬吉雖是牧師，但他酷愛攝影，當年他用攝像機拍下了許多發生在南京的真實情況。

在這些影像面前，松井石根再也無力狡辯。

梅汝璈（前排左二）和各國法官

接著，土肥原賢二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老好人形象，對挑起“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的罪行一概否認，讓審判一度陷入僵局。

為了駁回土肥原賢二的論述，還原他的罪惡，梅汝璈幾經周折，找到了一位重磅的證人，他就溥儀。

溥儀一襲深色的西裝，面色深沉地走到證人的席位坐下，戰犯們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絲驚色。這時，日本戰犯的律師們開始活躍了起來，他們一輪又一輪地威脅和誘導溥儀。然而他們沒想到，這個曾做過中國末代皇帝的男人，今天，硬氣起來了。

作為證人出庭的溥儀一共出席了8天庭審，這可是所有證人中作證時間最長。他控訴了日軍在中國所有的丑惡行徑，承認了自己在偽滿洲國只是傀儡的事實，并指出幕后操縱者就是土肥原賢二。

溥儀

1946年6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已經歷時兩年多，進入了對戰犯判決的商討階段。這對于梅汝璈來說，無疑是最緊張的階段。因為所有參與審判的法官來自11個國家，他們立場不同，利益也不同，法律體系更是不同，稍有差池，這些戰犯就會躲過法律的制裁。

說拿審判長韋伯來說，他來自于澳大利亞，他主張把所有戰犯流放到荒島，讓他們自生自滅；而法國倡導文明，當時已經沒有死刑了，他們不主張判處這樣的極刑；美國倒是同意，但只是針對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的戰犯，其他戰犯他們是不管的；而最荒唐的法官當屬印度了，他主張佛法無邊，做人當以慈悲為懷，應將日本戰犯無罪釋放。據說這位法官的頭像后來進了日本某神社，至今還在。

這些七嘴八舌的主張，參差不齊的方式，讓戰犯們又看到了希望。輪到梅汝璈發言，他憑一己之力，據理力爭，挨個駁回了這些人的觀點。

戰犯們前往法庭

法國法官貝爾以文明來否定執行死刑，梅汝璈當場將盛滿水的水杯往地上狠狠一砸，然后對他說：

“你拿文明去做他們的擋箭牌，如果文明是水呢？連創造文明的人類都不存在了，那所謂的文明還有什么價值？”

印度法官巴爾借用佛法助紂為虐，梅汝璈氣憤地質問他：

“你的身份到底是法官，還是傳教士？如果你是法官，你就要明白法官的職責，它是對罪行進行審判并定罪，然后給予他們懲罰；如果你是佛教徒，那你就沒有資格坐在審判席上，回你的印度佛堂去。日本軍隊燒殺搶掠，在我中華大地上殺戮、試驗、砍頭、挖心，這遠比德國的集中營殘酷百倍、千倍，甚至更多。如果連這樣的罪行都不能得到應有的懲罰，中國人的尊嚴何在？”

我再問在座的各位：

“如果不給予他們嚴厲的懲罰，你們誰敢保證這樣的戰爭不會再次復活？
在座的哪一位敢跟我這樣保證？”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梅汝璈身上，他們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即便是這樣有力的證據和擲地有聲的質問，有些人他就是帶著偏見和挑釁做事，認同梅汝璈的法官只有6人，而反對的依然占了5人，幸運的是，優勢雖微弱，但一票險勝。

梅汝璈發言

如此一來，這些戰犯們的罪行就一錘定音了嗎？當然沒有。因為最后環節又生出了枝節。

最后撰寫判決書，竟然有人提出要統一書寫。如果是這樣，那日軍的侵華行為還能如實詳細地呈現出來嗎？梅汝璈心知絕無可能，中國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處。他力爭堅持日軍侵華部分，由中國人自己書寫。

經過多番交涉，梅汝璈的努力終于得到了肯定。隨即，他代表四萬萬中國同胞寫下了長達10多萬字的關于中國戰場的判決記錄。

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宣判：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7名甲級戰犯判處絞刑，其他28名戰犯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

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東京審判歷時兩年零七個月，公開開庭818次，庭審記錄48000頁，共419名證人出庭作證，相關證據資料達8000件，成為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國際審判。

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解散的時候，審判長韋伯感慨地對梅汝璈說：“你是斗士，你的國家應該為有你這樣的斗士而感到驕傲。”

然而，梅汝璈卻平靜地說：

“我不是什么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國法官！我之所以不讓分毫，是因為我那滿目瘡痍的祖國和深受其害的四萬萬同胞，他們不允許我忽略任何一處細節，我要替他們發聲。”

說到這里，梅汝璈如鯁在喉，他的話音依然鏗鏘：

“因為我們已經被傷得太久太深，我們沒有必要做復仇主義者，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很可能會招致未來的災禍。所以，請那些穿著邁不開步的衣服的人，好好想想，在他們眼里，那叫衣服，在我們眼里，那叫皮。”

梅汝璈和眾法官

梅汝璈先生，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市郊的朱姑橋梅村。父親梅曉春家教極嚴，每天很早就讓他起床去拾豬糞、牛糞，還讓他帶上書去讀。

1924年，梅汝璈清華畢業，赴美留學，后又到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以優異的成績榮獲法學博士學位，時年才24歲。

1928年，梅汝璈學成回國，開啟了他在國內的大學執教生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梅汝璈便是那個叱咤風云的中國法官，他是“民族脊梁”，是我們不該忘記的人。

這一場世紀大審判是和平對戰爭、文明對野蠻、正義對邪惡的一次大審判。對中國人來說，應該是融進我們血液的記憶。

遠離戰爭，珍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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