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像，圖片源自網絡）

王蒙的“黃鶴山”

□盧江良

作為“元四家”之一的畫家王蒙，與同樣位列其中的畫家黃公望一樣，在藝術生涯中有一座山脈起著決定性的因素，前者為“黃鶴山”，后者是“富春山”。倘若說，富春山對黃公望“晚變其法，自成一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么，黃鶴山幾乎貫穿了王蒙的整個藝術人生。

黃鶴山，地處杭州市臨平區星橋街道一帶，舊屬仁和縣，系天目山余脈，山高百余丈，關于其名稱的由來，南朝梁吳均在《續齊諧記》中記載：“黃鶴山者，仙人王子安乘鶴過此，因名。”北宋樂史則在《太平寰宇記》中云：“黃鶴山舊有黃鶴樓，黃鶴權乘鶴至此修道，故名黃鶴山。”不過，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謂之“雖不甚深，而古樹蒼莽，幽澗石徑，自隔風塵”。

或許鑒于黃鶴山“靈秀神奇，林泉幽野”，至正元年（1341），當過小官、剛過而立之年的王蒙，可能為避時代之動亂，攜妻赴此隱居，將居處取名“白蓮精舍”，并在山巔筑“呼鶴庵”，自號“黃鶴山樵”“黃鶴山樵者”“黃鶴山人”等，過起了樵耕、讀書、會友、作畫的閑適生活，直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受張士誠政權招引，才下山出任長史一職。之后，由于張士誠被俘，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重歸黃鶴山，至洪武元年（1368）離開為止。

這也就是說，從1341年到1368年，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里，王蒙除卻為張士誠政權服務過四年，基本上都隱居于黃鶴山。而對于這個時期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狀態，王蒙在《谷口春耕圖》中以圖文結合的形式，有過生動的描繪：遠處群山疊起，山勢崢嶙，幽泉懸瀑，林木叢布；近處溪水淙淙，雜樹喬林，茅廬數楹掩映其間；谷口，稻畦數畝，有人躬耕。在畫的左上部自題：“山中舊是讀書處，谷口親耕種秫田。寫向畫圖君貌取，只疑黃鶴草堂前”。

（王蒙《谷口春耕圖》，圖片源自網絡）

眾所周知，山水畫與文人隱居自古緊密相連，作者生活的地域往往與其創作息息有關。可以這么認為，王蒙之所以能形成別具一格的“山石皴法”，創造出生動繁茂的江南山水意境，顯然是黃鶴山賦予了他創作的靈感和精神的滋養。而王蒙這種獨特畫風的形成，不僅與元代文人畫的審美趣味相契合，同時反映了當時社會審美風尚的變化，可謂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山水畫藝術的審美形態和精神內涵。于此，清孫琮評價道：“至今尺幅上，古法人獨宗。”

然而，王蒙終究不像黃公望那般鐘情于富春山，最后還是選擇離開了黃鶴山，《浙江通志》載：“洪武初，為泰安州知州。”據說，他的這次離開，是半夜從楊維楨家逃走的，楊基《黃鶴生歌贈王錄事叔明》曰：“龍君（楊維楨）勸不止，竟觸龍君怒。手挽黃鶴衣，醉叱黃鶴住。黃鶴不敢去，飛繞三花樹。夜深鐵龍醉不醒，黃鶴高飛不知處。”之后，黃公望、倪瓚等好友屢次寫信勸他歸隱，倪瓚還寄詩：“野飯魚羹何處無，不將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煙波一釣徒！”但王蒙始終沒有回應。

可正因為這次入仕，為王蒙日后死于非命埋下了伏筆。據《明史·文苑傳》記載：“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于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庾死獄中。”洪武十八年（1385），王蒙因牽扯胡惟庸案，難堪折磨慘死于獄中。盡管他當時的畫藝已被倪瓚盛贊：“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但作為反賊黨羽，時人怕受牽連，將收藏的他的作品盡數燒毀，好不容易留存下來的，也大都被刨去了他的姓名和圖章。

應該說，在“元四家”中，王蒙年紀最小，卻最具才華。本來，他可在黃鶴山悠哉度日，完美走完自己的藝術人生，可入仕之心一直未曾泯滅，甚至于不介意做“叁臣”，以致名節不保，未能善終。為此，清張庚在《浦山論畫·論心情》中對其人品作出了這樣的評語：“未免貪榮附熱”。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仍不失為中國山水畫史上極富創造性的一代宗師，其傳世作品在元以后常被奉為范本，廣為傳模，影響至今不絕。而這一切，不能不說是黃鶴山成就了他，難怪他死后選擇歸葬于黃鶴山，永久地與這片熱土融為了一體。

2024.5.4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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