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游行、請愿、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趁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增長。

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對德和會，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中國是參加對德宣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北洋軍閥政府卻準備接受這個決定。這次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

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會議，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的定律，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

面對這樣屈辱的局面，從5月4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后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5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定為青年節。2019年4月30日，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歷史原因

新思想與社團

新青年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后大量傳入中國并影響年輕一代，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

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高等教育發展

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于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五四運動時的徐世昌政府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于1914年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并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并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
2. 關于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洋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內部派系的權力斗爭

六三運動

“五四運動”前后，北洋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后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斗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生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并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借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同時受黨派斗爭之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洋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

巴黎和會舊照

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無視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后，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理行徑，并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于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不合法條約。但結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

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1919年6月28日還是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

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內部矛盾

矛盾表現

一方面，五四運動當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揮整個運動，然而運動中出現的火燒趙家樓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滿，此時學生中又有人對傅斯年的做法提出異議，脾氣火爆的傅斯年與學生發生爭吵，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學生運動。

另一方面，在紛紛亂局中，謠言四起，有人懷疑羅家倫和傅斯年去安福俱樂部赴宴，已被段祺瑞執政府收買，于是嘲罵羅家倫的漫畫和打油詩一齊出籠，打油詩帶有極鮮明的人身攻擊色彩：“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

火燒趙家樓

面對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學校3日內一律復課，并以提前放假，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及外交司法官考試等手段引誘學生放棄上街游行。據彭明《五四運動史》記載，北洋政府提前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和外交司法官考試后，畢業生大多數參考，這些人占到了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可以說北洋政府這一舉措起到了一定效果。

評價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是一次自覺發動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準備。中國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紀念活動非常重視。

但是近些年來社會上也對于五四運動進行了種種反思。例如南懷瑾先生就批評五四運動“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 。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它的斗爭對象直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表現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發動了群眾，工、商、學聯合起來，農民也有部分參加了，實際上揭開了全民族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序幕。

第二，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7]。

第三，五四運動既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又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等，這些不僅使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還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