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是怎么了？被特務打了嗎？”。

1937年9月某日凌晨2點半，漢口某民房內，苦等陶鑄大半夜的曾志，終于聽到了敲門聲，趕忙跑去開門。

門打開，來人果然是陶鑄，可他的神色卻不對，陰沉著臉一句話都不說，就上了樓。

這讓曾志有些訝然，他們夫婦感情一向很好，陶鑄從未跟她“甩過臉子”，況且，這是陶鑄被捕4年出獄后，他們夫婦的第一次相聚，陶鑄更不應該鬧情緒啊？

懷著滿腹疑慮，曾志跟著陶鑄上了樓，這時候，她才發現陶鑄頭上鼓起了一個核桃大小的包，曾志的第一反應，就是陶鑄被特務給打了，忙問他發生了什么，怎么這么晚才回來。

令曾志沒想到的是，陶鑄竟然嘆息一聲說，他跟長江局的李克農打了一架。

此言一出，曾志大驚，陶鑄可是李克農從國民黨的監獄營救出來的，陶鑄還多次表示，有機會見到李克農，一定要當面表示謝意，他怎么就跟救命恩人打架了呢？

當聽陶鑄說完打架經過，曾志是笑的前仰后合，她怎么也沒想到，兩個30多歲的中年人，會因為這個原因大打出手。

陶鑄，湖南祁陽人，出身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其父陶鐵錚，是位文化人，早年間加入同盟會，還曾參加辛亥革命。

陶鑄天資聰穎，又自幼得到父親教導，學習成績極好，在學校深得老師喜愛。

可惜，在陶鑄10歲那年，他的父親因為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被當地土豪勾結官府殺害。

父親死后，陶鑄一家頓時陷入困頓，陶鑄不得不輟學，不忍母親一個人為全家飯食發愁，他小小年紀便上山砍柴、當腳力，勉強換一些糧食回來，為母親分憂。

13歲時，因惡勢力所迫，陶鑄只能無奈離鄉，跑到安徽蕪湖一家木材行當學徒，學徒的活計相當繁重，可無論再苦再累，他每天都會抽出時間學習。

因為能寫會算，1925年，17歲的陶鑄經族人介紹，來到漢陽竹木厘金局當錄事，主要負責開票。

錄事的工資并不高，但足以解決溫飽問題，閑暇之余，他常去中華大學旁聽，陶鑄的努力，得到了學校一位大學生的認可，他開始幫助陶鑄補習數理化方面的知識，這讓陶鑄有了長足的進步。

當時的武漢，經過五四運動和大革命的洗禮，已是新思想的“匯聚地”之一，陶鑄也接觸到了許多以前未曾聽說過的學說，他開始如饑似渴的學習。

《向導》、《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更是不斷刷新著陶鑄的認知。

1925年秋，陶鑄辭掉了工作，前往大革命的發源地廣州，尋求革命真理，他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在軍中擔任司書一職。

因為表現優異，1926年6月，陶鑄被保送黃埔軍校，在陳葆華、趙世嘉、詹不言等人的介紹下，他加入了共產黨。

1927年8月，陶鑄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后在葉挺麾下任連長，同年11月，他來到廣州，與葉劍英等人一起，組織策劃了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失敗后，陶鑄奉命返回老家祁陽，在唐生智部從事兵運工作。

1929年8月，奉命前往閩西紅四軍工作的陶鑄，在走到廈門時，被當地組織“截留”，原因是當時的福建省委，缺乏軍事干部。

在福建，陶鑄先后擔任省委秘書長、漳州特委書記、廈門市委組織部長、福州市委書記等職。

在此期間，他動員了幾批工人去閩西參加革命，還曾組織了震驚一時的“廈門劫獄”。

他僅僅率11名“特務隊”成員，就成功解救廈門市委書記劉瑞生、福建省委書記陳柏生等40余名同志，而且無一人傷亡，當時的陶鑄，才22歲。

也是在這段時期，陶鑄與曾志相識相戀。

對于陶鑄，從一開始，曾志的印象就很好，那是1929年，時任廈門軍委書記的王海萍奉命去閩西指導工作，但當時他的妻子身患急性腹膜炎，正在家中養病，生活無法自理。

臨走時，王海萍便把妻子托付給陶鑄照顧，對于王海萍的妻子，陶鑄很負責任，每天忙里忙外，燒火做飯，喂飯喂水，甚至連端屎倒尿、洗滌污物這樣的事情，陶鑄都不拒絕。

這一照顧，就是一兩個月，直到王海萍回來，陶鑄才將王海萍的妻子交到他手中。

陶鑄做的事情，曾志都看在眼里，他認為陶鑄是個可靠之人。

由于革命的原因，曾志與陶鑄并未一起工作多長時間，再次見面，已是1930年10月，這次，組織交給他們一個任務，那就是假扮夫妻，相處的時間長了，他們也就有了真感情，自然結合到了一起。

1933年4月，陶鑄被調到上海工作，誰料到上海僅僅1個月，由于叛徒出賣，他被逮捕入獄。

陶鑄被捕，這可讓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們，著實捏了把汗，因為他在福建工作多年，而且地位很高，知道的秘密也多，若是他叛變，對于福建的地下黨來說，無異于滅頂之災。

就在陶鑄被捕不久，代理陶鑄工作的陳之樞，便編造謊言，說陶鑄已經叛變，甚至還將此事捅到了中央。

好在一點，事實可以說明一切，在陶鑄被捕后，福建的各個機關，沒有一點破壞，也沒有一名同志被捕，這足以證明陶鑄的忠誠。

反倒是這個陳之樞，在1934年4月，被反動派逮捕后叛變，全盤供出了他知道的信息，以致福州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

被捕后的陶鑄，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嚴酷刑罰以及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他是毫不畏懼。

最終，因為沒有確鑿證據，陶鑄被判了個無期徒刑，轉到南京中央監獄服刑。

在獄中，陶鑄利用“放風”、“聆聽教誨”等機會，與獄中的同志建立了聯系，還成立了秘密黨支部，帶著大家一起與反動派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

1937年7月，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再次合作，營救獄中的同志，也提上了日程。

在當時，明面上的交涉，由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負責，但具體實施，則由“特工之王”，時任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處長的李克農來完成。

對于釋放被捕同志一事，國民黨表面答應，但背地里仍然關著不放，如果拿不出真憑實據來，別說放人，他們壓根就不承認抓過人。

因此，李克農的主要工作，就是多渠道、多方位的收集同志們的關押地，而被捕時，為了不暴露身份，不少人用的是化名，這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為了盡可能的多救人，李克農想辦法搞了一套國民黨少將軍服和肩章，又印了陸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京辦事處處長”的名片，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高級將領。

他帶著幾個警衛，大搖大擺的出入國民黨各大監獄，見到牢頭就要求查看花名冊，看見眼熟的就保釋，陶鑄正是被李克農用這種方式給救出來的。

雖然李克農不是專門救他，但時隔4年，重見天日的陶鑄對李克農是感激至極，他多次想見李克農，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未能見到。

出獄后，陶鑄被組織安排前往湖北省委工作，主要負責宣傳、青運和文化。

得知他出獄的消息，妻子曾志也從上海趕來見他，看著臉色蒼白，眼窩深陷，瘦的皮包骨的陶鑄，曾志是心疼不已。

好在一點，陶鑄雖然消瘦，但卻精神飽滿，革命熱情依舊高漲，見面后，他告訴妻子曾志，他正在籌備“保衛武漢”的游行，并且準備發動獻金運動。

曾志這次來見陶鑄，本是路過，但在陶鑄的挽留下，她也留了下來，擔任湖北省婦委書記一職，就這樣，他們在漢口住了一間房，住了下來。

1937年9月的一天，陶鑄去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找周總理辦事，急性子的他，只顧低著頭，“噔噔噔”的上樓，突然耳邊傳來一聲大喝：“什么人？站住！”。

陶鑄抬頭一看，是個帶著眼鏡，身穿綢緞衣裳，手里還拿著一個蒲扇搖來搖去的“富商”。

這“富商”身材魁梧，一看就不好惹，但陶鑄并未當回事兒，反問道：“你是什么人？你來這做什么事兒？”。

“這是我家，你說我來做什么事兒？”，這“富商”怒氣沖沖道。

一聽這話，陶鑄就樂了，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他并不是第一次來，這里以前是日本大石洋行的商務大樓，一共四層，外加一個屋頂花園，哪里是誰的家？

于是，他反駁道：“你的家？你是不是吃錯藥了？”，說罷，就繼續往樓上走。

不料，“富商”突然發難，抬腿就是一腳，朝著他的胯襠替來，這招是又狠又毒。

眼疾手快的陶鑄閃身躲過，立馬反擊，二人你一拳我一腳，在樓道打了起來。

陶鑄出身黃埔軍校，身手自然不差，可令他沒料到的是，這個“富商”拳腳功夫也十分了得，一不小心，他的頭上挨了一拳，疼得他眼淚直流。

顧不得疼痛，陶鑄立馬撲了上去，一下子打掉了這“富商”的眼鏡。

沒了眼鏡，看不清東西，這“富商”立馬落了下風，吃了陶鑄好幾拳。

正在二人打的不可開交時，周恩來聞聲趕來，趕緊喝止：“你們干什么？”。

見周總理來了，二人立馬停手，“富商”氣呼呼的說：“不知道什么人，硬要上樓！”。

周總理見狀，告訴“富商”，來人是陶鑄，又轉頭告訴陶鑄，“富商”就是李克農。

原來，當時李克農負責的情報科，也在這所大樓內，而且，這里還藏著當時湖北省委的一部秘密電臺。

國公合作初期，時局并不穩定，想來搞破壞的敵特不在少數，因此，李克農十分注重這里的安全，他本人更是隔三差五就過來檢查工作。

因為身份的特殊性，每次來，李克農都會喬裝打扮一番，這次，便是以“富商”的形象出現。

結果在李克農檢查完工作，準備下樓的時候，恰巧碰上了上樓的陶鑄。

當時的陶鑄，剃著小平頭，敞著衣服，而且大搖大擺，一下子就讓李克農心生警惕，而且陶鑄也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這才發生了這樣的誤會。

李克農也是大度之人，并未因此跟陶鑄結下梁子，反而是不打不相識，此后相見，他們常以這場打斗開玩笑。

這場打斗，雖然陶鑄頭上被打了個核桃大小的包，但說到底還是他占了上風，因為眼鏡被打掉后，高度近視的李克農戰斗力銳減……

這次誤會之后，李克農和陶鑄，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為革命做著貢獻。

李克農繼續做自己最擅長的情報工作，而陶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地方工作，但在解放戰爭中，曾在東北野戰軍中擔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等工作。

1955年，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也是在這一年，陶鑄出任廣東省省委書記一職。

可惜的是，兩位都不是長壽之人。

1957年，李克農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了腦溢血，1961年，他的愛妻，陪伴他44年的趙瑛病故，這給他造成了不小的打擊，1962年，李克農也離開人世，享年63歲。

在李克農離世7年后，陶鑄也在安徽合肥離開人世，年僅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