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wǎng)上讀到一篇題為《“國”字里面為何是“玉”》的文章。

此文首載于《中國教師報》，《中國教育新聞網(wǎng)》轉(zhuǎn)載，發(fā)到了網(wǎng)絡(luò)平臺上。

作者應(yīng)該是位語文教師——學(xué)生在課堂上提問何以“國”字里面是“玉”。這位老師頗下了一番功夫考證，即如上文。

如此誨人不倦的敬業(yè)精神，著實令人佩服。

不過，文中對學(xué)生的提問，似乎并未給出令人滿意的結(jié)論。

其實，答案并不復(fù)雜——，“國”字里面是“玉”，只是采用了民國以來社會上通行的“國”這個“俗字”，作為“國”字的簡化字而已——“國”，是“國”之另一俗字“囯”的錯寫。

文中，說到“國”字的異體字比較多。

這些 “異體字”，嚴格的表述，無非都是“俗字”——所謂“俗字”，是區(qū)別于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

從殷商甲骨文到篆體漢字，皆有“俗字”，只是相對來說，數(shù)量不夠多罷了。

比如，甲骨文的“車”字，即有不少種寫法，而且呈簡化趨勢。

這是因為，商周識字之人太少，文字主要掌握在“巫史”和少部分貴族那里——正、俗不易區(qū)分；繁、簡也不迫切。

秦漢時期，漢字發(fā)生了一件大事——隸變，最大變化就是把筆畫拉直，再加上合并減省。比如“春、舂、秦、奉、奏、泰”等，即由各自不同的復(fù)雜部首，“混同”為所謂“春字頭”了。

促成隸變的重要原因，是“識字率”大增，用途愈廣——連秦朝小吏“喜”也留下了珍貴的一千多枚“睡地虎秦簡”。

文化迅速普及，識字和書寫成為更多人的日常。這也就催生了“俗字”的日益增多。

被稱為“弄瓦翁”的秦漢史著名學(xué)者陳直先生，在《漢代民間簡字舉例》中說：“漢陶殘片文云：丘解國。見《德九存陶》。與后代簡寫‘國’字，完全相同。”

這應(yīng)該是“國”字，最早作為“國”字的“俗字”出現(xiàn)。

公元222-589年的“六朝”，“俗字”進一步迅速擴張。

這一時期，“國”俗寫為“囯”已很常見。

敦煌寫本“伯3375號《歡喜國王緣》：“忽然人定辭前世，歡喜王宮囯后妃?！?/p>

遼僧行均撰《龍龕手鑒·囗部》：“囯，俗，正作國。”

但此時，也偶現(xiàn)將“國”俗寫為“國”之例。

敦煌寫本“斯541號背”載《毛詩傳箋.邶風(fēng)·式微》小序“黎侯寓于衛(wèi)”，《毛傳》注：“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wèi)?！?/p>

明張自烈所撰《正字通》收“囯”字，注為“國俗字”。

（《康熙字典》所載“國”字及俗字）

《康熙字典》亦收“囯”，作為“國”俗字，一并收入的還有“囗、囶、圀”等字，而無“囻”和“國”。

可知，從《龍龕手鑒》到《正字通》，再到《康熙字典》，都更重視“囯”字而忽略“國”字。

為何？

《廣韻·燭韻》：“玉，《說文》本作‘王’，隸加點以別王字。”

“王”和“玉”，本來都是“三橫一豎”，不過“王”字上面兩橫離得更近一些。隸變伊始，為了加以區(qū)別，有了多加一“點”的“玉”字。

“囯”，“囗”中有“王”，當為會意，與“囶”和“圀”中有“八土”“八方”為會意一樣，是民間的俗寫。

唐蘇鶚《蘇氏演義》：“囗王為國……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

很可能是“王”“玉”原本不分，有些“下里巴人”俗寫“國”字時，便寫成了“國”。

民國時期，“國”字流行，與漢字“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有關(guān)——三世紀尤其是隋唐，漢字大量傳入日本，“國”字一同傳入，被日本作為常用漢字使用。

甲午戰(zhàn)爭特別是后來日軍侵華，又將“國”字帶回，并被廣泛使用。

曾任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所長的林大，在《中國文字改革之現(xiàn)狀座談會》上說：“他們（中國），并沒有完全不顧到日本。例如‘國’字，他們先略成‘囯’，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王’的存在，似乎說不通，于是便學(xué)日本，加進一點，變成‘玉’字了。”

這位所長說錯了——“國”字，中國在漢魏就已經(jīng)在使用了，并非日本的“創(chuàng)造”，更談不上“學(xué)日本”。

新中國的漢字簡化，所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述而不作”，即采用社會上使用頻次高、且可以溯源的一些“俗字”作為“簡化字”代替原來的繁體字，而不去造新字。

“國”，作為“國”的簡化字即使如此。

“國”是“囯”的錯寫，但已約定成俗——簡化字，是不必要一定追尋字形含義的——隸變之后，造字之初的筆意筆勢所存甚少，其作為語言的符號意義更凸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