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郡的設立對中國西部格局的影響

楊佳祺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渾邪王欲投降漢朝，派使者前往拜見正在黃河南岸修筑金城的李息，傳遞信息。李息火速報告給漢武帝，促成了渾邪王率部降漢。

據《史記?大宛列傳》載，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今祁連山）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空無匈奴”。自金城縣建成后，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匈奴再未發起過侵擾。李息以金城縣為根據地，很快又攻下了枹罕（今臨夏）、安故（今臨洮縣南部）、令居（今永登縣北）等多座城池。元鼎五年（前112年），青海河湟羌人圍攻已納入漢王朝版圖的枹罕、安故、令居等城，漢武帝派遣將軍李息、郎中衛徐自衛率10萬大軍解圍枹罕、安故、令居后，又乘勝追擊深入青海，使湟水流域也納入了漢王朝版圖。金城建立的40年后，在漢帝國的統一部署下，金城與周邊各地共同組成了金城郡。

漢王朝在河湟地區的發展，侵犯了羌人的利益，引發了羌人的不滿。神爵元年（前61年），羌人渡過湟水放牧，并試圖準備用武力奪取河西走廊，金城郡成為首攻目標，漢宣帝派年逾七旬的大將趙充國率軍平定。趙充國先至金城，再渡黃河，用安撫、瓦解和駐軍屯田移民的辦法，平息了羌亂。趙充國的屯田措施，既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又適應了邊疆戰爭的需要，同時給羌漢人民在連年戰亂過程中創造了休養生息的條件，鞏固了漢王朝在西北邊陲的管轄。

以上各戰役的勝利，使漢王朝的西部疆土，由今蘭州黃河一線，向西延伸了一千多公里，這也充分證明了金城縣的軍事要塞地位。漢王朝為了實現向西開拓的宏達戰略目標，自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先后在河西地區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歷史上稱之謂“河西四郡”。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下詔：“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金城縣在所取六縣其中，郡治允吾（今青海省民和縣古鄯鎮）。金城郡下設了13個縣，即允吾，浩亹、令居、枝陽、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關、破羌、安夷、允街、臨羌。

金城郡轄今甘肅蘭州、臨夏至青海西寧、海東等地區，是漢王朝深入河湟地區的一個政治、軍事基地。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設置，是我國歷史上極具深遠意義上的重大事件，對后來中國政治、經濟運行格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從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設置，從地理位置上看，向北可以直接出擊匈奴腹地，向南可以隔絕匈奴與南羌的聯系。使河西地區成為“斷匈奴右臂”的戰略基地，加強了漢王朝的防御能力，奠定了西域諸國與漢王朝聯合對抗匈奴的戰略基礎。因此，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設置，大大縮短了漢王朝與西域之間的距離，與西域諸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聯系得到鞏固，為漢王朝聯合西域諸國共同抗擊匈奴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設置，使河西走廊大片區域由原來的畜牧業地區逐漸向新興的農業耕作區轉型。漢王朝在設置河西四郡之前，在華夏大地上，存在著一個在長城以南，地跨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以漢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數民族從事農田耕作生產的農業區和一個在長城以北、以西，包括東北平原、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及青藏高原，以匈奴、東胡、烏恒、丁零、烏孫、小月氏等民族從事游牧放獵為主的游牧區。漢王朝在設置河西四郡，特別是設置金城郡后，新興的河西走廊農業區的出現，在實施所謂的“隔絕羌胡”為目的的同時，大片農業區與牧游區的融合，把廣大落后邊遠地區用行政手段納入到漢王朝封建制度的范疇之中，構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統一的整體。河西走廊農業區的形成，為東西方商貿、科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障。

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設置，打通了通往西域諸國及中亞、西亞地區的絲綢之路，使絲路商貿通道的暢通得到了保證。特別是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擴大了漢王朝對西域的認識，東西方的交流得到溝通，消除了匈奴對西域諸國的控制。從此，中原商賈的足跡延伸到遙遠的西方，包括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里海周邊）、條支（波斯灣西北岸、兩河流域匯合處）、黎軒（大秦）、西亞乃至歐洲。西域各國則派人到漢王朝京城——長安學習漢文化及種植、養殖、手工藝制作等技藝。同時，佛教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國的儒家文化、道教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華夏民族特有的文化體系。

此時的金城縣，再也不是李息當初筑城時的一個渡口、一個要塞那么簡單了，軍隊、使節、商隊、僧侶、詩人，不斷借道金城縣，渡過黃河，西去東來。它已經逐漸成為一個扼控并輻射中國西北乃至西南方向的邊陲重鎮、軍事要塞、邊境集市了，影響力巨大。金城，這座扼控中國西北的重鎮要塞，真正成為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