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重要還是上課重要？學校的答案是，上課更重要。

最近，6月16日，南方醫科大學一位教師，因救死扶傷受到處分，給這個涉及天理人倫的問題交出了答案。

上個月，南方醫科大學的俞莉教師，在兒科分管患兒病情危重，隨時可能發生病情變化，死亡風險高的情況下，緊急處理疑似腦出血的病情。未曾想，因此導致上課遲到，被認定為嚴重的教學事故，罰了錢，吃了通報批評，還取消了評優評先資格。

常理來看，這事用“以人為本”或者“生命至上”之類的措辭，足以作為指引醫生執醫的綱領。即遇到突發情況，當然應該優先保證個體的生命權益，履行自己作為一名醫生的天職——有什么事兒能比救人更重要的？

可“人本”在日常情況下經常會遇到兩重性：一方面，老師是大夫，救死扶傷是她責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大夫是老師，學生也是人，學生的授課權利，正常得到教育的要求也不應該被忽視。

兩邊都是本，哪個本才是“真本”？

其實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在教學醫院身上。
為了讓實踐和教學不脫軌，規培只是醫學生入門級的煎熬。醫學上成長之路坎坷，吃過咽下了苦，后面還會有更多的苦。

當臨床和教學兩頭都要抓的時候，雙重使命就成為醫生“不負如來不負卿”的擔子，壓得扁擔搖搖晃晃。更夸張的是，不少大學附屬醫院日常更是“三位一體”，臨床和教學之外，還有明確的科研任務指標。想把諸事都處理得盡善盡美，只能將壓力下放到教師身上。

而這份離譜處罰，無非是教學醫院在高壓環境下，行政崗位和技術崗位二者碰撞出的一顆小火花。

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越強壓的區域，規則和責任意識就會越強。為了確保針順利落在點位上，則需要大量人力督場，他們需要隨時揮動鞭子，監督一線落實情況。必要時，還需要殺雞給猴看。

從這個角度看，出具懲罰措施的行政人員未必真有錯。在他們的職業和規范框架內，照章辦事本就是天職，法外容情，規外變通本不在他們的工作要求內。所以他們認真地寫上，“為了搶救病人并非故意為之，且俞莉老師在問題處理完后及時到達教室，將授課內容妥善安排，順利完成了授課任務，未造成不良影響。”然后，繼續堅持對老師作出處罰。

這種剛性思維引領的行為路徑，類似《悲慘世界》里面的沙威警官，自從假釋時見過了主角冉阿讓后，便對其窮追不舍，在星空下發誓永不放棄追捕，同時抒發自己對所謂的“法律”與“正義”的忠誠。

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規則就是規則。當所有人都會言之鑿鑿說道，搶救病人是天大的事兒的時候，他們也會堅持，遲到本身也不對，按照規章已經預留好了應急機制，這位老師應該先電話報備，此后緊急啟動教學備案。

這讓我想起1921年，一位年輕姑娘赴上海參加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自主招生，因在考場救助一位中暑暈倒的女生而未能完成最后的英語考試。就在姑娘以為自己從此與醫學無緣時，收到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考官認為：“我們協和醫院可以培養無數具有優秀醫學技能的學生，但卻不一定能夠培養出具有優秀醫德的學生。”

這位姑娘，就是后來被譽為“萬嬰之母”的林巧稚。

剛好一百年過去了，真沒想到，這件事竟然會發生在南方。

我甚至不好說，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而是看到了四面的墻。墻里的角角落落里，塞滿了疲憊的醫生，也塞滿了督場的人。

畢竟，醫生只用搶救病人，行政后勤需要考慮的東西可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