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市“潘楊案”爆發，公安人員順藤摸瓜，借此抓捕了一批牽涉此案的敵特分子，并讓他們坦白交代，從實招來。

審訊中，一名叫董健吾的老人卻大喊冤枉：“我不是特務！以前是上海中共特科人員，還曾經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

公安人員越聽越不對勁！卻又分不清說的到底是真是假，因為提到的大人物實在太多了，因而不敢掉以輕心，連忙將他所說的情況，快速整理材料后，匯報給了北京。

不料，北京收到材料，卻遲遲沒有答復，兩個月后才傳來消息，將會派羅瑞卿親赴上海協助調查。

1931年，上海市大同幼稚園大門口，一位身穿黑色西方傳教士袍子的男人，等來了三位來自湖南長沙的小朋友。

男人名叫董健吾，三位小朋友分別是9歲的毛岸英，6歲的毛岸青以及4歲的毛岸龍。

三個小朋友的母親楊開慧烈士犧牲以后，他們從此東躲西藏，無處可去。敵人不肯善罷甘休，四處懸賞，企圖抓捕他們進監獄。

長沙地下黨組織實在沒有辦法，經過開會討論，決定把他們送往上海避難，交給上海地下黨組織具體安排。

大同幼稚園表面看上去非常普通，與其它幼稚園并無區別。其實是上海地下黨組織秘密開辦的，專門用來安置中共領導人子女以及烈士遺孤的地方。

同時，它也是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一處秘密聯絡點。

讓人不解的是，董健吾身為教會牧師，與中國革命信仰完全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他怎么會出現在幼稚園呢？這事情就要從頭說起。

1891年，董健吾出生在上海青浦的一個殷實家庭。因為祖母信奉基督教，董健吾自幼耳濡目染，也對教會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希望長大后成為一名教堂牧師。

后來，董健吾考入圣約翰大學繼續深造，同班同學有宋子文、顧維鈞等國民黨知名人士。

1925年，上海市發生“五卅慘案”，英國巡捕們目無法紀，悍然朝無辜革命群眾開槍，導致多人死傷，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

上海圣約翰大學的愛國師生們紛紛響應，投入到罷課、罷教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浪潮。

校長卜航濟對于校內師生們的愛國行為極為不滿，憤怒宣布學校提前放假，并派人強行拆除了校園里紀念“五卅”犧牲烈士的靈堂。

董健吾身為愛國熱血青年，對校方的做法無比憤怒。他帶領同學們降下學校操場上懸掛的美國星條旗，然后升起中國國旗，并帶頭號召同學們在“永不回校”的倡議書上簽字。

對此，卜航濟既尷尬又生氣，于是馬上召開校董會議，開除了“刺頭”董健吾等多名帶頭鬧事學生的學籍，并馬上驅逐離校。

董健吾收拾行李，頭也不回離開了學校，不久在親戚的介紹下，成為了圣彼得教堂的牧師。

兩年后，上海爆發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并取得重大勝利。

誰料，全國革命烈火剛剛起勢，蔣介石就撕下革命者的偽裝，悍然發動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從此，上海街頭烏云壓頂，黑暗籠罩，一批批革命烈士英勇倒在了反動派的屠刀之下，血流成河，慘不忍睹。

聽到昔日好友以及同學們陸續落獄以及遇害的消息，董健吾感到痛心疾首，多方奔走相救，可惜人微言輕，只能徒嘆奈何。

此后，董健吾對反動派尤為痛恨，也對國家的未來前途感到擔憂，卻又不知道該如何才能去挽救，內心迷茫無助。

有一天，圣約翰大學同學兼好友蒲化人寄來一封書信，說是馮玉祥將軍皈依基督教，準備在部隊宣揚教義，現缺少資深牧師，因此邀請好友北上傳教。

董健吾眼前一亮，這不正是施展才華的好機會嗎？！于是打點行裝，坐車北上洛陽，與馮玉祥進行了會面。

兩人一番暢聊，馮玉祥大為滿意，隨后聘請董健吾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牧師，兼任政治部秘書處處長。

此時，上海的反革命形勢尚未波及馮玉祥的部隊。因而政治部仍有不少共產黨人參與宣傳活動，其中就包括董健吾的好友蒲化人。

董健吾與眾多共產黨人一起工作，思想觀念慢慢轉變，對于蘇聯革命以及國內實踐共產主義道理有了更深認識。

兩個月后，董健吾得知好友蒲化人也是共產黨人，于是積極申請入黨，表示愿意會中國革命赴湯蹈火，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蒲化人卻笑而不語。董健吾多次請求，均無結果，心里不免感到特別郁悶。

不久，馮玉祥接到國民政府的命令，第二集團軍必須馬上開展“清黨”行動。

馮玉祥迫于蔣介石的淫威，只能照做，大量藏在部隊的共產黨人被迫離開。

蒲化人即將離開，董健吾前去送行，埋怨好友為什么不介紹自己加入共產黨。

蒲化人帶著董健吾去了一處舊房子，見到了中共負責人劉伯堅，說明了好友的情況。

劉伯堅感嘆董健吾面對國內如此困境，仍然堅定想要入黨，破例做了董健吾的介紹人，并舉辦了入黨宣誓儀式。

董健吾在部隊本就言語激進，早被人懷疑是共產黨人。馮玉祥接到部下舉報，無奈只能忍痛割愛，選擇把董健吾驅逐出境。

回到上海，董健吾繼續在圣彼得教堂擔任牧師工作。不久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后來在潘漢年等同志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央特科陳賡的情報科，專門負責收集情報、聯絡、掩護等秘密工作。

1929年，陳賡突然找到董健吾，并交給他一個特別任務--開辦一所幼稚園。

原來，處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共產黨人，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和迫害，不得已轉移到其它城市開展革命工作，沒有辦法照顧留滬的家人，致使許多革命后代流落街頭，面臨生存困境。

董健吾接到任務，開始積極籌辦幼稚園，無奈黨組織經費有限，還要另想辦法。

為此，董健吾號召教眾捐款，不惜變賣祖產等方式籌措，經過大半年的努力，才總算勉強籌夠經費，最后開辦了大同幼稚園。

開辦之初，大同幼稚園就陸續收留了三十多名革命先烈的后代。之所以如此讓人放心，主要還是董健吾的“牧師”身份，國民黨特務對此頗為忌憚，輕易不敢得罪西方國家的傳教士。

董健吾根據黨組織的要求，秘密在圣彼得教堂內部，搞了多條密門暗道，便于聯絡開會。

周恩來、李維漢、潘漢年等人都曾經在教堂內主持會議，討論工作，一旦外面發生特殊情況，立刻就能從暗道離開。

因此，圣彼得教堂成為當時上海黨組織秘密開會的絕佳地點之一。

顧順章叛變以后，上海地下黨組織尤為損失慘重，大多數情報聯絡點、交通站都無法啟用。

董健吾為了革命同志們的安全，無奈停止了圣彼得教堂的秘密開會暗道，也關閉了大同幼稚園，將所有小孩子分批送走。

然而，毛氏三兄弟在上海舉目無親，暫時哪里也去不了，董健吾只好把他們領回家里撫養。

董健吾妻子前不久剛剛生產，行動不便。董健吾經常又要外出工作，根本無瑕分身照顧他們起居生活。

董健吾迫于無奈，最后把毛氏三兄弟送到前妻家里生活，每月按時支付生活費。

不料，有一天晚上，最小的毛岸龍突然發病，高燒嘔吐不止，等到組織派人送往醫院搶救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毛岸龍因病不幸去世。

此時，董健吾接到國民黨宋子文的秘密“委任書”，送一封密信到瓦窯堡。他從西安回來才得知毛岸龍去世消息，頓時愧疚不已，責怪自己沒有好好照顧孩子，從此更加關心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倆的生活。

多年后，毛岸青曾經專門寫了一封信給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琪，回憶起往事，說“當年在上海的歲月特別艱辛困難，如果沒有董伯伯、董伯母的悉心照料，我和岸英可能難以生活，特別懷念與壽琪兄一起成長的日子……”信里滿滿都是感激之情。

1936年，宋慶齡找到董健吾商量，說是請他幫忙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前往延安報道采訪。

董健吾答應下來，表示一定全力以赴。誰料他們抵達西安后，由于種種原因，始終沒有得到允許，無法繼續行進。

期間，董健吾特別無聊，就經常跑去張學良家里做客聊天。

兩人因為頭年“送密信”的事情而相識，并且私交不錯，彼此欣賞。

有一天，董健吾再次去張府閑聊，卻看見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正在大聲爭吵。

原來，趙四小姐不小心打爛了書桌上擺放的一套明代古董。

張學良珍愛古董，因此特別心疼，于是就多說了趙四小姐幾句。

董健吾以前在上海開過古董店，立即上前進行勸架，說自己有辦法從上海購買一套類似的明代瓷器。

不久，董健吾就托朋友關系從上海寄了一套古董過來。

張學良見了，果然愛不釋手，當即表示一定要好好報答。

董健吾不要錢財，堅持不好任何報答，說多次到府上做客，古董就當時送給朋友的禮物。

一個多月后，董健吾終于將記者斯諾送入陜甘寧邊區。

返回時，董健吾經過西安，于是去張學良家里道別。

張學良設宴款待，席間又提起古董的事情，表示一定要給回報。

董健吾想了半天，突然想起還在上海的毛岸英兄弟倆，就說我準備把自己的孩子，以及家里兩個革命先輩的后人送去蘇聯留學，如果能夠成行就最好不過了。

卻沒有想到，張學良當即滿口答應，表示會盡快促成這件事。

董健吾以為張學良只是信口開河而已，并沒有放在心上，宴席結束后就返回了上海。

誰料，兩個月以后，張學良親自到上海，并派人去接董健吾吃飯。

席間，張學良告訴董健吾，上次答應他的事情可以辦了。他準備安排李杜將軍經蘇聯繞道，前往東北去組織抗日義勇軍，可以護送小孩進入蘇聯。

董健吾聽了大喜，回家立刻著手安排事宜，果然不久就接到了李杜傳來啟程的消息。

一行人抵達巴黎，但是卻被蘇聯大使館拒絕入境。后來，雙方僵持逗留了半年，蘇聯方面只允許毛岸英兩兄弟入境上學生活，其余眾人只好原路返回。

抗日戰爭爆發后，潘漢年安排董健吾進入汪偽中央警官學校當了一名教員，繼續從事情報工作。

不過，此時潘漢年因為工作頻繁調度，兩人最終還是失去了聯系。因此，董健吾此后被黨組織視為“自動脫黨”。

上海解放后，董健吾因為年事已高，于是做了一名普通推拿醫生。

期間，董健吾曾經寫信找時任上海副市長潘漢年會面，或許是公務繁忙，或許是不想見，總之因為種種原因，潘漢年沒有答復。

可是，這封信卻成了董健吾是潛伏“敵特”的直接證據。自從“潘楊案”發生后，董健吾也遭人舉報，馬上被帶進了監獄進行審問。

羅瑞卿到達上海后，即刻與董健吾面談，經過調查也未發現“叛變”的證據。后來又請示周恩來如實匯報，將董健吾無罪釋放了。

董健吾出獄不久，就生病住院了，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身體才慢慢康復。隨后，他就接到了上海市政府參事議的職務，并馬上解決了一大家子人住房以及吃住的問題。不過他的黨籍問題因為失聯太久，始終無法解決。

1970年12月12日，紅色牧師董健吾不幸因病逝世，葬于上海龍華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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