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是對皇帝母族、妻族的統(tǒng)稱，也是活躍于各朝代的一大政治勢力。這些外戚從整體上給我們的觀感并不好，輕則侵擾干涉皇權，重則謀朝篡位，但為何到了明朝卻不見外戚干政，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了解這個現(xiàn)象的原因需要先清楚一個事實，外戚并不是皇帝和皇權的“敵人”。

漢初在高祖劉邦的主動提攜下，以呂氏為代表的外戚迅速走上巔峰。不僅可以把持朝政，甚至能將皇帝擺弄為傀儡。那么經(jīng)歷“諸呂之亂”后，皇帝們是否會認識到外戚的危害并主動遠離它呢？

答案是否定的，其后的漢武帝甚至將外戚參政給“制度化”了。他開創(chuàng)了內外朝制度并在內廷設置大司馬、大將軍等職，此后外戚封爵入內廷掌軍權成為漢朝常態(tài)。王莽借此篡權奪位后，東漢皇帝們也依然不改初心 ……

不是兩漢皇帝們目光短淺、好了傷疤就忘了疼，而是皇帝眼里還有更大的威脅。

皇帝們在集權的過程中有一個難題，自身的能力和精力不足以統(tǒng)御龐大的皇朝。所以皇帝又被迫向被集權的對象“士紳和地方豪族”渡讓權力，讓他們的代表“官僚”組建朝廷并幫他經(jīng)營皇朝。

但是皇帝靠什么來控制官僚和朝廷呢？這個答案自然就是和皇帝有著僅次于血緣關系（聯(lián)姻）的外戚。

兩漢的皇帝們大多都有兩項相同的行為。一，各種理由打擊、清剿各地豪門望族；二，扶持和縱容外戚迫害朝堂官員、強奪朝廷權力。從過程來看，這是暴政。從結果來說，這是皇帝在借外戚制衡朝廷、鞏固皇權。

雖然外戚也貪念皇權，但外戚依附皇權而生而興的屬性，既讓外戚主動維護皇權，也讓皇帝并不難對付它。例如用自己的妻族去對抗母族，或者讓他們去對抗先皇的妻族和母族，是兩漢皇帝常用且非常有效的手段。

所以皇帝們眼見外戚侵蝕皇權的教訓，仍然繼續(xù)拉攏外戚，只不過兩害取其輕罷了。

因此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外戚“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權的“剛需”，不然皇帝作為光桿很難制服世家門閥。

隋唐兩朝，以河東裴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京兆韋氏、京兆杜氏等等為代表的世家門閥依然在皇朝擁有很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比如整個唐季大概有520任宰相（包括武周朝的78位），排名前十六的世家門閥就占了160多個名額。

雖然“剛需”仍然存在，但這兩朝皇帝對外戚的依賴度較兩漢卻下了一個臺階。

首先，朝廷政治架構上了一個臺階。通過三省六部制，皇帝對朝廷權力進行了強制分割。朝堂組織結構的變化，不僅讓世家門閥、官員們的內部斗爭更加激烈，也讓外朝的權力無法集中。對于皇帝而言這不是朝堂混亂，而是一大利好 – “權臣”難以生成了。

其次，皇帝扶植起一個新的合作勢力“宦官”。雖然在東漢末年，宦官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身的“危害”。但和皇帝扶植危險的外戚一樣，兩害取其輕罷了。畢竟唐朝皇帝們看到的是被權臣滅門的“前輩”。

宦官雖然會反噬皇權，但它比外戚更依賴皇權，因為一旦離開皇權他們就是被世人鄙視、不恥的閹人，所以大多數(shù)時候他們更傾向于去維護皇權。對于皇帝來說，這就比外朝的世家門閥要好控制的多了。

最后，科舉的興起促生出全新的政治勢力 – 科舉流官。科舉功名不可直接傳承的屬性，讓它成為皇權的最安全的（不是最佳）合作伙伴。科舉勢力進入朝堂不僅沖淡世家門閥對朝廷權力的壟斷，也降低了各勢力對皇權的壓力。

上述因素的綜合，讓唐朝的外戚勢力風光一陣后就迅速走向下坡路。皇權開始主動摒棄外戚，代表性的現(xiàn)象就是唐肅宗之后唐朝的皇帝們不再冊立皇后。

唐末黃巢之亂的屠戮，讓世家門閥遭遇了物理層面的毀滅。而宋朝進一步大興的科舉，又讓世家門閥無法再恢復往日雄風。皇權在獲取安全性地同時，對朝廷的控制力度也進一步加深，或者說皇帝集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這種利好，不僅皇帝可以只依靠朝廷就安全地行使皇權，“外戚”也能只依靠朝廷就安全地“操縱”皇權。

相對于漢唐，兩宋的外戚干政其實也可以命名為“太后議政”。其一大特點就是太后臨朝稱制就可直接控制朝堂，而不需要大封親屬并賦權讓他們去接管朝廷。這讓太后們在享受權力的同時，也沒了親人來搶奪皇權的煩惱。

所以兩宋的“外戚干政”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作為家長的太后代替年幼的皇帝守護皇權。無論皇帝成年后她們愿不愿意“歸政”，皇權本身并不會被削弱或分散，甚至可以說這種“外戚干政”是有利于皇帝和皇權的。

而明朝又更進一步，連太后臨朝稱制都沒了。很多人將此歸功于明太祖的“三令五申”，但這未免高看朱元璋祖制的威力了。

朱元璋也三令五申不許宦官干政，但是明朝重量級的權閹少么？而且朱元璋駕崩后沒多久，一個女人不僅干政，還改變明朝的政治架構。這個女子就是明仁宗皇后 – 誠孝昭皇后張氏。

在明仁宗朱高熾還在做太子時，張氏就開始協(xié)助自己的丈夫處理朝堂政務。明宣宗登基后，張?zhí)蟛粌H訓誡自己的兒子，也多次直接訓誡朝堂大臣。宣德十年，宣德駕崩前留下遺命，“大事白皇太后行”，更是明面上承認了張氏主政的權力。

張氏本人不愿意效仿前輩們垂簾聽政，同時她也不愿意自己年幼的孫子（明英宗）因能力限制而皇權旁落，所以她就改變了大明的政治架構。

明英宗登基之前，由于朱元璋關閉中書省并取消丞相制度，朝廷各部司由皇帝直接管理和指揮，即皇帝擁有所有政務的最終決策權。張氏將兩個原本上不了“臺面”的勢力內閣和宦官拉了出來，構建了“票擬批紅制度”。

所有政務先匯集于內廷司禮監(jiān)，宦官們依據(jù)政務的復雜度對它們分類，簡單的直接轉對應的部司依制度處理，復雜的遞送至內閣由大學士們給出處理建議，即“票擬”。

經(jīng)內閣票擬的政務再流轉回司禮監(jiān)，司禮監(jiān)的宦官們如果審核同意則將內閣票擬用紅筆謄抄于政務相關奏疏之后（內閣的“票擬”紙條也會被附在奏疏中）并用璽轉對應部司執(zhí)行，即“批紅”。

注：司禮監(jiān)無論同意還是不同意內閣票擬，均不能修改票擬內容。同意后只能原文謄抄，不同意只能送還內閣讓他們重新票擬。

這個制度不僅未削弱皇權，還讓皇帝擺脫了個人能力、精力的限制，極大擴展了皇帝行使皇權的能力。或者說有了這套制度，皇帝不需要再找額外的幫手（外戚），向他們分潤權力以協(xié)助自己統(tǒng)御朝廷和天下。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誠孝昭皇后這個外戚，最終讓明朝實現(xiàn)了“無外戚干政”。

編者注：

兩漢皇帝之所以代代都要剿豪門，一個原因是它們的生命力太頑強了，下面舉個例子。

始皇帝統(tǒng)一六國的功臣之一王翦，他的孫子以項羽墊腳石而聞名 -- 在巨鹿慘遭項羽陣斬的王離。秦朝覆滅后王家也算是國破家亡，王離的一個兒子王元跑到齊國，落地生根開創(chuàng)了著名的瑯琊王氏。

漢初瑯琊王氏分出了一脈遷往關中地區(qū)討生活，這一脈到東漢初年出個王霸（不是云臺二十四將里的那個），差點坐上司徒的位置。他后來把家族遷往了太原，慢慢形成了太原王氏。到了東漢末年，太原王氏出個名人 – 離間董卓和呂布的司徒王允。

王允被俘滅族時，他的兩個侄子逃出了長安。其中一個叫王凌的因和司馬朗（司馬懿的哥哥）、賈充、曹操關系不錯，又把王家給推了起來。但高平陵事變后，王凌因不滿司馬氏篡權發(fā)動了叛亂，被司馬懿滅了三族。

但同時王凌的一個遠親王昶因為早早站隊司馬懿，太原王氏未被徹底覆滅。王昶深得司馬氏信任得到加官進爵，最后官至司空。東晉時王氏一族跟著司馬皇族遷往南方，后來家族領軍人物王愉（尚書左仆射）得罪了劉裕，王氏又被劉裕屠了一輪，不過王愉的孫子王慧龍僥幸逃脫。

王慧龍?zhí)油鲋帘蔽涸诖藓疲ㄇ搴哟奘希┑奶釘y下官至龍驤將軍，多次領兵與南朝交戰(zhàn)獲取戰(zhàn)功。借著戰(zhàn)功和賞賜，王慧龍又返回祖地重建了太原王氏。孝文帝搞漢化改制時，王慧龍的孫子王瓊已官至中書令。除他之外王家還有不少人在朝中為官，所以北魏評定姓氏時，太原王氏就被排位“天下四大望族”之一（盧鄭崔王）。

到了唐朝太原王氏還是高居“七姓十家”之列，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元后都是太原王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