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梁建章是比較特別的存在。

一方面，他創立了攜程，并且成功帶領公司二次創業，使攜程進入了新局面。另一方面，他還是人口專家，在過去1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在網上積極為中國人口問題發聲，論著頗豐，成為該領域產生廣泛影響力的知名學者。

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身體力行，在攜程推行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措施。從去年7月開始，攜程宣布投入10億補貼員工生育。此外，攜程還在國內率先實施混合辦公制度，允許員工每周三和周五選擇1-2天遠程辦公。

最近，借著梁建章發布新書《創新主義》的契機，我們對他進行了專訪。下文根據本書以及與梁建章的談話內容整理而成。

整理 |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我為什么10多年都執著于研究人口問題？

很多人好奇地問我，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怎么會如此執著地研究人口經濟學？這還要從2007年說起。

當時，攜程已成為中國領先的互聯網公司。37歲的我決定辭去CEO的工作重回校園，追求學術生涯的發展。最后，我花了4年時間獲得了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硅谷當時正是全球創新創業的中心，很自然地，創新和創業成為我的研究主題。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一個國家的創業活力和這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有很大的關系，越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創業和創新的活力就越弱。

隨后，我的相關論文發表在經濟學頂級學術期刊《政治經濟學雜志》上。這讓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尤其關于中國、人口和創新的關系，可以說是學術界一個非常需要補充的領域，所以我開始研究中國的人口數據。

以前的人口經濟學家往往只從勞動力供給角度來討論人口對經濟的影響。而我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口對經濟更為關鍵和重大的影響，是對創新力的影響。當中國經濟進入創新經濟階段，對于能否高速和持續發展，在全球擁有足夠的競爭力，創新力是根本。

創新產業的特點是，需要巨大的研發投入，但邊際成本卻很低。人口大國往往能夠仰仗其市場規模承受巨額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龐大人才資源形成產業和科技創新的集群，從而在新興領域率先實現產業化，然后將商業模式迅速復制到其他國家。

有創新就要有傳承，兩者是一體的，必須放在一起講。

傳承是指后人繼承并傳播了創新的想法，并且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做出進一步創新。創新需要傳承，因為傳承是創新的結果和測量，傳承能反映創新的想法對于后人的影響，一個沒有傳承的創新，就像僅停留在腦子中的想法或者沒有任何人讀過的論文，可能都算不上創新。

傳承還有一層含義就是養育后代。如果把生育看作基因的傳承，那么自從有了兩性繁殖，每次基因的傳承也伴隨著創新，因為每個孩子的基因都是父母基因獨一無二的組合。基因與模因(meme)的創新和傳承是人類發展的根本動力，這個觀點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首先提出，并且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如果把人比喻為計算機，其硬件就是基因，軟件就是模因（想法），人類文明既需要基因的創新，也需要想法的創新。

創新活動要靠人類完成，所以人口是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想法的創新離不開人口的繁衍，就像軟件離不開硬件一樣。

所以我認為，人類文明的意義，就是通過創新和傳承來實現長期繁榮，持續為人類的知識大廈或者基因大廈添磚加瓦。

AI時代，還需要這么多人嗎？

有人會認為，如果人工智能等科技創新足夠先進，那么就不需要這么多人口了，所以生育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這樣的觀點似是而非，因為從創新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存在反而凸顯了人口的重要性。

自從深度神經網絡出現以來，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超乎想象。ChatGPT的出現是個奇跡，超出了幾乎所有計算機科學家的預料。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一個迫切的問題是，人工智能將取代哪些職業，是否會出現大量的失業？哪些行業會受到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人工智能又將如何影響創新和教育？人工智能會如何影響收入分配？

解答這些問題前，我們先來看一個行業象限圖。我們把一些代表性行業分成兩個維度，四個象限。

橫坐標是行業的科技自動化程度，從左邊“容易自動化”到右邊“難以自動化”。比較容易自動化的行業包括農業、家電、服裝、汽車，還有數字娛樂行業。“難以自動化”的行業包括房地產行業，因為建筑工和裝修工短期難以被機器人取代。旅游因為涉及到人的運輸和服務，也比較難自動化。

縱坐標是需求層次的維度，從低的“物質需求”到高的“精神需求”。人的物質需求包括“衣食住”等行業，物質的需求到一定數量以后會相對飽和，而精神需求幾乎是無止境的。旅游、娛樂還有教育屬于精神需求，創新滿足了人類探索的本能，所以也是精神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有些行業會萎縮，如制造業；有些行業會穩定，如房地產業和數字娛樂業；有些行業如旅行業和教育業，會擴大并且吸收更多的勞動力。

當然，從長遠來看，百年以后教育和旅行說不定也能完全自動化。但有一項工作卻可能永遠只能由人類完成，這項工作就是創新，創新對人類而言是一種難以自動化的高級行為。

創新并不是一個單一的行業，而是分布在各行各業的研發和創作活動中。

創新也是可以部分自動化的，人工智能可以幫忙自動做實驗、記錄數據和分析數據，或者用機器學習來提議可能成功的解決方案。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人類搜尋和測試問題的解決方案（就像人工智能系統AlphaFold），還可以輔助做一些藝術創作。但是一般來說，人類在提出問題和需求方面仍然占據主導地位。

因為人類到底需要什么，從根本上還是要問自己。一些解決方案的選擇，會牽涉人類特有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判斷。另外，從安全的角度考慮，人類也不會把創新完全交給人工智能來完成。因此，人類會繼續把握創新的方向盤和最終決策權，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完成創新。

同時，創新能給人們帶來成就感，滿足好奇心，并使人們在探索過程中產生樂趣。而且，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簡單重復的任務，使創新的工作更加有趣。因此，創新將成為一種高級的精神需求，會吸引更多的人從事這項工作。

人工智能時代，創新能力和人口規模更加重要。

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與創新有關，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只能起到輔助的作用。有人說，創新只需要少數天才而非大量人口就能實現，但這種觀點顯然與歷史趨勢相悖。人類在創新方面正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本和人力資源，而且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與地區，其創新力越旺盛，這種趨勢現在并沒有放緩的跡象。將來會有更多人具備參與某種形式創新活動的能力和意愿，其中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編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戲測試和電影評論）。

而且，AI需要大量用戶生成的數據進行訓練，大量的消費群體是AI時代非常重要的創新要素。

AI等技術進步意味著，人類能用更少的工作時間創造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務，這對人類是福音。如果AI使人類或人口變成多余，那一定是工作制度和社會分配制度出了問題，需要改進的是工作制度以及如何把商品和服務更好地分配給每個人。

人口問題嚴峻以及改善

然而，未來科技的創新能力正在受到低生育率的威脅。

當前在主要發達國家中，除了以色列，所有國家的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是法國、丹麥、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他們的生育率略低于更替水平。

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低生育率對經濟發展不利，并且采取了各種程度不同的鼓勵生育政策。南歐和東亞的一些國家似乎陷入了超低生育率的陷阱。

東亞及東南亞文化圈中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中國以及新加坡之所以出現超低生育率，首先可能是因為儒家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

許多父母為了讓孩子進入一流大學，不惜花費大量時間，這種育兒方式使他們沒有足夠的精力撫養多個孩子。

父母不僅需要花費很多精力輔導孩子的家庭作業，而且需要花很多錢讓孩子參加補習班。數量眾多的培訓機構，在這些國家形成了龐大的產業。東亞父母似乎更關心孩子的質量而不是數量，由此出現了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

其次，隨著經濟更多轉向服務導向型和創新驅動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參與率都在穩步上升。

在許多國家，女性的大學入學率與男性不相上下，甚至高于男性。在美國和英國，女性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幾乎比男性高出40%。中國雖然仍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是女性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多于男性。此外，中國城市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70%，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比較高的。可以想見，女性在教育和事業發展方面投入的時間越長，用于養育子女或者投入在自己身上的時間就越少。

當然，女性能夠更多地參與創新并且實現職業生涯的成功是社會的巨大進步。而且女性獨立和生育率的關系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如果一個國家提供了充足的生育福利，女性就有權力自由選擇兼顧職業發展和家庭幸福。例如，北歐國家提供了包括幼托服務在內的完善的生育福利，這些國家相對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女性地位和生育率都是最高的。

再次，現代城市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娛樂休閑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們用來養育孩子的時間變得更少了。

正因如此，城市中的年輕人不斷地推遲結婚時間，晚婚已成為大勢所趨。有些人選擇不生孩子，甚至寧可過單身生活。另外，網絡游戲和虛擬世界等讓人上癮的娛樂方式，嚴重影響了年輕人在現實世界中尋找伴侶的欲望。

部分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非婚生育比例很低。在上述國家和地區中，非婚生子女仍然是社會禁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2020年日本和韓國的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兒的比例只有2.5%左右，歐盟國家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兒的比例平均是41.9%。在北歐國家和法國，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超過50%。

中國在2022年的生育率只有1.05，在世界范圍內只有韓國的生育率比我們低。最近上海市衛健委公布的數據顯示，上海2023年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只有0.6。為緩解未來的低生育率危機，中國應盡快推出一系列強有力的鼓勵生育的政策。

這些政策的核心是各種現金補貼、減稅補貼、房貸補貼等還要出臺各種配套的對生育友好的政策，例如建設托兒所、男女平等的產假、開放外國保姆、輔助生殖和平等對待單親家庭鼓勵混合辦公等相關政策。

提供生育福利大概需要花費GDP的2%—5%才會產生顯著的效果。這個力度略高于鼓勵生育比較成功的北歐國家，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支出占GDP的1%—3%。

法國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勵生育，他們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則普遍低于1.5。近幾年，德國加大了原來偏低的鼓勵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有人說日本一直鼓勵生育，但是生育率還是很低。其實，如果以歐洲發達國家作為參照對象，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鼓勵生育的力度還是相對較低的，鼓勵生育的開支普遍只占GDP的1%-2%。

日本鼓勵生育真的沒有效果嗎？我們應該來問，如果日本不鼓勵生育，生育率會低到什么程度呢？很可能會比現在還低很多。得益于其鼓勵生育的措施，至少日本的生育率在東亞國家和地區里是比較高的。韓國的養育成本如房價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鼓勵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所以其生育率已經跌破了1。

中國需要出臺比其他國家力度更大的鼓勵生育政策。當然還有最難的教育改革，只有重塑現有的高考和中考制度，才能扭轉超低的生育率。

這些政策改革難度都很大，需要全社會達成共識才能推行。

國家、企業、個人如何培養創新能力？

在微觀層面，具體的創新方向是不可預測的；在宏觀層面，一個國家的創新力源自其創新者的思想交流。

所謂創新者，可能是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可能是一個關鍵零部件的廠家，也可能是一位深度用戶。與這些創新者進行交流，是產生創新想法的源泉，所以一個國家的創新力取決于人口數量、人口能力，以及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

人口能力是指人口中平均的個人能力，其中包括天分、教育、經驗、精力、溝通能力和冒險能力等。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是指本國和國外交流的暢通性，涵蓋信息、商品、資金等多種交流形式。一個比喻是，人類社會就像大腦，人就像神經元，神經元越多（好似人越多），神經元越活躍（好似個人能力越強），神經元之間的連接越多（好似內部和外部交流暢通），大腦就會越發達。

用公式表達就是：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這四個變量，分別對應規模效應、老齡化效應、聚集效應和流動效應。

人口數量和規模效應

對于高科技或者文創行業，由于研發創新的固定投入是其主要成本，規模效應就越發顯著。例如，在攜程旅行網，可以雇用5000位軟件工程師，相比之下，日本市場只有中國市場的1/10，因此，一家類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幾百個工程師。

有人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即使是一個小國也可以進入全球市場。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當今的運輸成本和貿易壁壘都很低，來自一個小國的公司完全可以將標準化的制造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但在日益重要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服務領域，大國人口規模的優勢仍然無可替代。這是因為該行業的先發優勢非常關鍵。一旦某家企業搶先取得了大量客戶，形成了網絡效應，其他公司就很難追趕。

在一個網絡效應發揮巨大作用的行業中，贏家將是那些能夠率先跨越客戶規模“臨界值”(critical mass)的公司。舉例來說，如果1000萬名客戶代表一個“臨界值”，要達到這個臨界值，在美國市場上（其人口總數為3億人）所必需的滲透率約為3%。對于總人口只有1億人的日本來說，所必需的滲透率則為10%。而在中國，這一比率小于1%。

因此，如果比較某項創新達到臨界值的時機，美國市場通常會比日本市場快一些。美國的互聯網公司，如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億客行等，在國內市場成功達到臨界值以后，就迅速擴展到了其他國家，成功占領世界市場。在互聯網行業，起步時機的早晚，往往足以區分贏家和輸家。

這種先發優勢還體現在數據優勢上，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行業，用戶的數據成了訓練算法的要素，用戶數據越多，算法就越好。顯然，擁有大量本國用戶的美國和中國公司更容易取得先機。

人口能力和老齡化效應

低生育率不僅造成人口規模減小，而且必然導致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有天賦的創業者，一般都是在30多歲時最具創造能力。

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么就會提升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能力。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么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

老齡化社會還存在一種阻擋效應，即老年人會影響年輕人的活力。一個員工獲得高級職位的概率，取決于相關領域內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如果公司里存在大量四五十歲的員工，那么年輕員工就不太可能被賦予更多的管理責任，因為高級職位已經被年長的員工所占據。

因此，在一個老齡化的國家里，不僅年輕人的數量變少，而且由于他們的發展被數量更多的老年人所阻礙，所以年輕人很難創業。

日本是一個典型的負面例子，近幾十年，日本的初創企業數量隨著人口結構的老化而迅速下降。在日本排名前10的高科技公司中，沒有任何一家是在近40年之內成立的。

由于阻擋效應，當勞動力變得老齡化時，年輕員工的晉升速度就會減慢。當年齡結構呈現年長者多、年輕人少的倒金字塔形時，員工必須等待更長的時間才能晉升到高級職位，無法在年輕時就得到成為企業家所必備的鍛煉和積累。

內部交流和聚集效應

在制造業中，聚集效應是相關企業互相靠近的結果。高新技術產業的聚集效應，則是創新人才聚集的結果。當有創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時，這種效應可以產生化學反應。

在夜晚的硅谷，餐館和咖啡館里坐滿了身穿休閑裝的工程師，他們熱情洋溢地討論著下一次的技術突破和創業機會。由于無數高科技公司的地址如此接近，人們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間流動。

在硅谷企業中，員工的流動性非常大。如果一位工程師有創造性的想法，卻不能得到公司的資金支持，他就可以帶著想法加入其他公司，甚至可以在風險投資的支持下自行創辦一家新公司。

此外，大城市不僅可以使人才與企業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為更多有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才提供在一起工作的機會。近年來，互聯網和軟件領域的技術創新往往需要多學科合作，這就進一步增強了大城市的優勢。

中國的創新也主要來自一、二線大城市。中國人口數量居世界前列，理應出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盡管中國的人口不再增長，但大城市的人口可能還有增長空間。政府應該積極地擴容大城市，平抑大城市的房價，讓更多年輕人能夠在大城市安居樂業，充分發揮聚集效應，提升創新力。

對外開放和流動效應

國際交流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國家，相對于世界還是很小。再多的國內人口，相對于世界人口還是少得多。而且遠方的物產、商品和創意，往往更具有多樣性或者啟發性。例如，當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以后，各種新的物種不僅提升了農業發展水平，也催生了博物學和進化論，還促進了天文和物理學的發展。因此，即使是人口大國，也必須抱著開放和虛心的態度向全世界學習。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貿易大國，投資開放程度高，但是在信息和人員流動開放方面還有提升空間。

國家創新力模型同樣可以延伸至企業層面。比如企業的創新能力取決于研發人員的數量和質量，在其他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研發投入越多，創新力越強。

以創新為目的，其實和追求利潤并不矛盾，因為強調創新有利于提升長期的利潤。

以創新為目的的另一層含義是，不做同質化的價格競爭。在考慮是否進入一個新市場時，不能只基于這個市場的利潤率，而應該考慮能否抓住創新的機會，即在某些方面做得比現有對手更好。

企業創新能力除了關乎人才的數量和能力之外，還取決于外部和內部的交流。

由于企業比國家小得多，內部交流就是營造科學的方法和決策方式，學習和分享的環境，平等開放的文化。

外部交流包括同行交流和上下游交流等。企業外部交流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由其組織機構決定。

分析組織機構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集權和分權。從創新角度來看，如果整個行業正在面臨快速的變化，那就存在很多創新機會。這時分權就會比較有利，因為可以發動各業務部門的能動性，較快地抓住創新機會。相反，如果行業的創新機會不多，那么集權更有利于降本增效。

外部交流的強度，還取決于企業的采購策略。總的來說，越是開放的采購和合作策略，就越有利于外部交流。有些企業的所有零部件，主要由固定的長期供應商或者控股子公司完成，實現所謂的“垂直整合”。這樣就減少了很多溝通成本，似乎短期效率更高。但如果一個行業出現很多創新機會，這種模式就容易導致反應遲鈍。

反之，如果采用開放的采購策略，即讓很多供應商來競爭，那么就會比較靈活。這么做的代價是，當存在很多供應商時，連接和溝通的成本會比較高。

對于個人來說，當今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但是創新更加仰仗于跨界合作。創新的頓悟，經常會發生在不同學科的知識相互融合。這就要求我們盡可能擴展知識的深度和廣度，熟練使用數據統計和計算機工具。

我們真正需要學習的，是理解世界的基礎理論、模型和工具。對于應用類或者細節性的技能，可以不學或者等到用時再學。因此，在基礎教育甚至大學本科階段，要用更多時間去學習工具性和理論性知識，廣泛涉獵不同領域的基礎知識，而不是過早地接受專業學科教育。

總結

創新很難，需要付出長時間的努力。很多人的創新嘗試可能以失敗告終，所以創新主義的價值觀不會自動成為社會主流。但創新的嘗試無論成功與否，終將惠及全社會。正如前文所述，通過全社會認可創新主義的價值觀，才能讓更多社會資源投向創新。

同樣的道理，現代社會主要由家庭承擔撫養孩子的成本，但孩子未來的創新卻主要貢獻于社會。考慮到養育孩子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所以生育文化不會自動成為社會主流。正因如此，幾乎所有富裕國家的生育率遠遠低于更替水平。

生育是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選擇都應該被尊重。但我認為，如果一個社會能提供友善的生育環境，并且營造出鼓勵生育的社會文化與輿論氛圍，那么這樣的社會環境還是能影響和改變個人選擇的。

總之，創新和生育之間存在著利益錯配，在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當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之間，都存在矛盾。大多數人雖然認可創新和傳承的長期使命，但做起來會面臨重重困難。

只有當很多人達成了新的社會共識之后，也就是把創新和傳承當作文明的使命和生命的意義之后，才有可能推動公共政策做出必要的改革。與幾十年前相比，當代社會富有得多，完全有能力投入足夠的資源去支持創新和生育。目前真正欠缺的，是全社會對于創新主義價值觀的普遍認可。

在宇宙的尺度，人類的生命非常短暫，地球也非常渺小，但是只要不斷地創新和傳承，就可以實現無限廣闊和有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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