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水華

圖 | 網絡

1992年10月，土耳其國民議會的一次投票中，當時的執政黨大獲全勝。一群來自東部地區的議員們在議會大廳舉行Cig kofte派對，慶祝來之不易的政治勝利。

Cig kofte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小吃，以切碎的牛羊肉作為主料，加入小麥麥芽、番茄、胡椒、洋蔥、香菜和檸檬汁，不洗手不戴手套，用手反復揉捏，一直到配料充分融合，并與手中的菌群發生發酵反應，促使肉糜熟成。最后的成品是一堆黏糊糊的，形狀不規則的生肉丸，搭配綠葉蔬菜生吃。

生肉丸的制作過程極富參與感，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被視作土耳其人聚會派對中的消遣主題。為了鑒定生肉丸的熟成度，人們會在制作完成后把它向上拋——如果肉粘在天花板上，就說明可以吃了。

鑒于生肉丸潛在的細菌傳播和食品安全風險，它一度遭受現代土耳其社會的質疑，而生肉丸派對，也被視作偏遠鄉村的陋習。議員們向議會大廳天花板拋生肉丸這一事件，引發了當年土耳其國內媒體的討論，人們追問：我們要的到底是美食傳統，還是健康科學？

30年后的今天，這場討論似乎已經有了結果：傳統生肉丸已經走出偏遠農村，走進廟堂之上。即便在安卡拉最高級的餐廳里、在土耳其富豪們最隆重的宴席上，都能找到這道菜的蹤跡。

而30年前那個女孩們可以不戴頭巾上街、少年們可以盡情收看歐美電影的，穆斯林世俗化旗幟的土耳其，也已經變成了今天壓抑、保守、迷信，趨近于政教合一的威權國家。

制作過程不衛生、費工費力、還不見得好吃的生肉丸，是怎樣在當代土耳其死灰復燃的？

它的大背景，是土耳其90年代開始的金融危機。

外向型的經濟模式，讓當時的土耳其過度依賴國際貿易，而當歐美世界發生周期性的經濟不振后，土耳其社會開始出現嚴重的通脹和經濟停滯。

面對這類問題，正常國家能做的，無非是開源節流、謀求產業升級和市場突圍，但土耳其卻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它是一個有意無意活在奧斯曼帝國過去的榮光、活在“爺曾經闊過”的歷史包袱里的國家。

當現代世界發展受阻后，人們很容易產生對過往的懷念。

這種懷念本身并不可恥可悲，但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把它當成了機會。

在世紀之交的前后幾年中，土耳其發生了復雜的變故。簡單概括：政客們告訴普通大眾，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模式有信心、對自己的傳統有信心、對自己的烹飪和美食有信心。奧斯曼帝國能做到的，今天的土耳其也能做到。

這種以自信為標榜的民粹，在中下層百姓中很有市場。人們開始嘗試復興奧斯曼時代的傳統，并以“新國風”作為包裝，向更多人推廣崇古尚尊的意識。

培養自信心當然沒毛病，但20世紀末的土耳其，已經是一個事實上的二流國家，哪怕奧斯曼時代先進的技術、理念，放到今天，也已完全沒有優勢：正常的自信是建立在充分的自我了解和對他人了解的基礎上，但民粹的自信卻不用。

所以，政客們拋出了第二招：排外、雙標。

而飲食，就是排外、雙標過程中，重要的工具。

最早從2005年開始，時任土耳其總理的埃爾多安在多種場合抨擊來自西方的啤酒，他說：“這種邪惡的飲料對人體有害，我們必須為公眾的健康負責……那些被腐蝕的醉鬼，應該被監管起來。”

借由推動禁止啤酒的法律，埃爾多安還向政敵發起攻擊，他說：“兩個醉?制定的法律被認為是有效的，但宗教制定的法律必須被拒絕，憑什么？”

“兩個醉鬼”，指的是土耳其現代化的先驅凱末爾和伊諾努，而現代化進程中被切割的法律和宗教，則在恢復奧斯曼帝國榮光的理由下，重新揉在了一起。

在這種自上而下的推動下，土耳其的人均啤酒消費量下降到不足10升每年，而在上世紀末，這個數字超過100升——各種合資啤酒品牌撤資，大量本土啤酒廠倒閉，大批種植啤酒花的農民面臨滅頂之災，不得不改種其他經濟效益更低的作物。

曾經土耳其最好的本土啤酒之一：bomonti

取代啤酒的，是一種名為Ayran的，用牛羊奶釀制的酸味氣泡酒。奧斯曼時代，它曾是帝國皇室和貴族的高檔飲料。政客們宣傳它的出身高貴，且通過“純天然”的方式釀造，對身體無害。還通過各種“民意投票”，將它塑造成土耳其的國酒。

但諷刺的是，作為釀造飲料，Ayran的酒精度一般并不會比啤酒低。且因為乳品很難做到像啤酒花、大麥一樣標準化，飲用Ayran帶來的細菌超標、黃曲霉素超標、甲醇超標的風險，比飲用啤酒大得多。

此外，由于乳品釀制中不可避免的，添加鹽來抑菌的傳統工藝，Ayran還是一種高鈉飲料。根據聯合國衛生組織的樣本資料，一份250毫升的Ayran，鈉含量超過1000毫克：由于飲食習慣的原因，土耳其本身就是世界心血管發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政府層面對Ayran的過分推廣，給民眾的身體造成了更大的負擔。

很顯然，所謂更健康的飲品，只是一場鏡花水月，在推動民粹的政府眼里，百姓的身體，哪有大國的面子重要。

向內標榜大國榮耀、恢復傳統飲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開始向外樹立假想敵。

美食主權，是最合適的靶子。

2011年開始，土耳其媒體向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發起攻擊，理由是這兩個國家“搶”了土耳其的傳統美食烤肉串。專家們紛紛撰文，考證烤肉串起源于土耳其，伊朗流傳的烤肉串來自設拉子、烏茲別克斯坦流傳的烤肉串來自撒馬爾罕都是“無稽之談”。

此后，土耳其政府還向歐盟提出了保護烤肉串文化傳統的請求，希望土耳其烤肉串得到與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薩、西班牙塞拉諾火腿和法國香檳相同的地理標志待遇。

雖然這項提議被歐盟駁回，但土耳其烤肉串的呼聲，卻在其國內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人們開始為這種原本粗放的、門檻并不高的食物制定一系列的標準，包括羊的月齡、肉串的大小、肥瘦的比例、鹽和香料的用量、烤制的火候與時長。

人們的凝聚力更強了、對本國食物的自信更高了——至于國際關系的惡化，與民粹政府有什么關系。

與之類似，土耳其還向黎巴嫩和希臘聲索堅果仁蜜餅的主權、向沙特阿拉伯和也門聲索銅鍋咖啡的主權、向亞美尼亞聲索酸奶酪的主權……聲索美食主權的方式也如出一轍：先在國內媒體造勢，喚起人們對本國美食的自豪和對外國“剽竊者”的仇恨；繼而通過國際組織申請仲裁和商標權保護；最后通過烹飪標準的制定，讓美食主權這件事成為板上釘釘。

短短十幾年里，土耳其以美食作為武器，幾乎把所有的鄰國都得罪一遍。

更惡劣的是，泛突厥主義的重新抬頭。

所謂泛突厥，實際上是18世紀開始，土耳其和沙俄的拉鋸戰爭過程中，學者們為了對抗沙俄推行的泛斯拉夫主義而“發明”出來的一個概念。大意是讓所有持突厥語族近似語言的民族聯合起來，抵抗外族的入侵。

以語言來劃分親與仇，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現代基因技術早就證明了語言、民族與基因親緣并無直接關聯。但對于土耳其來說，它卻很實用。

在當今世界，土耳其這樣的二流小國，既無法與俄羅斯相比，成為區域范圍內的經濟政治中心；也無法與沙特阿拉伯相比，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宗教中心；更無法與持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相比，成為穆斯林國家的軍事領袖。唯一重現所謂奧斯曼帝國榮光的方式，就是成為一干突厥語小國的老大。

在頻繁的出訪、外交聯絡中，土耳其政府用贈送、制作抓飯、馕、堅果蜜餅等傳統美食的方式，拉近與相似語言和飲食傳統的國家地區之間的關系，甚至還試圖發起建立“泛突厥國家聯盟”，但遭到了曾受奧斯曼帝國侵略的很多周邊國家的反感。

最不可容忍的是，2012年4月，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還訪問中國新疆，與后來涉嫌參與東突分裂活動的反動交流，并與他們一起品鑒新疆手抓飯和土耳其抓飯，討論二者的相似之處……

美食，已經變成了赤裸裸的野心。

在土耳其，美食除了成為煽動民粹、對外樹敵的工具之外，它還是推行個人崇拜的工具。

2018年以來，每年的開齋節，埃爾多安都會拜訪民眾家庭，與他們一起吃傳統美食葡萄葉卷飯、果仁蜜餅，飲用杏皮水和Ayran奶酒。

這種看似親民的政治作秀，在世界上很普遍。即便以自由民主為標榜的美國，總統們也會在特殊的時間和民眾一起吃漢堡、喝可樂。但土耳其的特殊之處在于，這種作秀的背后，是早有預謀的獨裁統治。

2014年，埃爾多安由總理當選土耳其國家總統。上任之初，他下令制作一種名為Asure的小麥粥，并由他親自分發給總統府的衛隊、各省省長和安卡拉民眾。

Asure被譽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甜品之一，它是由小麥、大豆、鷹嘴豆、杏子、無花果等食材熬制而成的一種含水量低、濃郁而粘稠的粥。它口味甜膩、營養密度極大，因此也被稱為“諾亞布丁”，意為供人們在諾亞方舟上食用食物。

在普遍缺乏食物的過去，它是人們用以快速補充糖分、增加能量的食品，但到了今天，這種甜膩的食品顯然已經不符合時代的需求。

但在奧斯曼帝國時代，奧斯曼皇室經常在新皇登基、或國家節慶的時候，向民眾分發Asure，以彰顯國家的富足、物產的多樣和統治者的仁慈。

一種政治意味大于應用功能的食物。

埃爾多安是奧斯曼帝國被推翻，凱末爾建立現代土耳其之后，第一位向大眾分發Asure的總統。這一行為背后的隱喻，也就不言自明——在民眾面前，彰顯這位獨裁者重現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決心，當然，也讓他本人的威權統治變得合理合法。

1923年10月29日，腐朽的奧斯曼帝國被推翻，一個現代化的、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國宣告建立。

在宣誓就任總統的演講中，土耳其國父凱末爾說：

Tam ba??ms?zl?k demek, elbette siyaset, maliye, ekonomi, adalet, askerlik, kültür gibi her alanda tam ba??ms?zl?k ve ?zgürlük demektir.

這段話翻譯后的大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金融、經濟、司法、兵役、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應該有完整的自由。

是的，所謂美食，應當回歸它追求味道、追求健康的本質，每個人都有權力自由地表達這個好吃、那個不好吃。而不是被民粹裹挾，沉浸在集體主義天下無敵的幻象里。

土耳其的美食固然很好，但周邊伊朗的、希臘的、烏茲別克的、沙特阿拉伯的美食，難道就不值得尊重了？

沒有遵循凱末爾告誡的土耳其，終將不可避免地沉淪下去。

參考文獻

Akkoyunlu, K., & ?ktem, K. (2016). Existential insecurity and the making of a weak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urkey.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16(4), 505–527.

Albala, K. (2011). The historical models of food and power in European cour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expository essay and prologue. In D. De Vooght (Ed.), Royal taste: Food, power and status at the European courts after 1789 (pp. 13–31). Surrey, UK: Ashgate.

F?rat, M. (2014). Yeme?in ideolojisi ya da ideolojinin yeme?i: Kimlik ba?lam?nda yemek kültürü [The ideology of food or the food of ideology: Food culture in terms of identity.] Folklor/Edebiyat, 80, 129–140.

Foster, S. (2010).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Gürp?nar, D. (2019). Intellectuals, white Turks, and the sons of the soil: Intellectuality in Turkish conservative thought.Turkish Studi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10.1080/14683849.2019.1664299

Hiroko, T. (2008). Delicious food in a beautiful country: Nationhood and nationalism in discourses on food in contemporary Jap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8(1), 5–30.

Ichijo, A., & Ranta, R. (2016). Food,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everyday to global politics.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James, A. (1997). How British is British food? In P. Caplan (Ed.), Food, health and identity (pp. 71–86). London, UK: Routledge.

Karaosmano?lu, D. (2007). Surviving the global market: Turkish cuisine “under construction.” Food,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10(3), 425–448.

Karaosmano?lu, D. (2009). Eating the past: Multiple spaces, multiple time—Performing “Ottomanness” in Istanb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4), 339–35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2020), 1253–1274 1932–8036/20200005 From Ayran to Dragon Fruit Smoothie: Populism,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