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家、思想家——楊小凱（來源：鳳凰網）

作 者：楊小凱

來 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釋從略

英國對人類文明的三大貢獻：“王在法下”、保護私產與工業革命

“王在法下”

從歷史上看，許多國家向現代民主的第一要旨是推翻暴君，建立新的王朝，但這樣做會掉入“暴君產生革命，而革命又產生暴君”的“歷史魔咒”。

在楊小凱看來，英國在光榮革命中的制度安排，大概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最佳方案。

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實行了王朝的復辟，國王聲稱保證不對造反派報復。但當他被迎回國，權力稍微鞏固后，馬上大規模報復，把當年的造反派以叛國殺君罪絞死。造反派當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革命，二個是忍讓。

但最后他們選擇了第三條路：他們從海外請來了客籍國王，用他的武力趕走了舊國王。這就打破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的歷史魔咒。

年輕時的楊小凱

客籍國王不是在革命中生長出來的，他在英國沒有勢力根基，趁他權勢未穩，國會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護法等一系列立法將他變成虛君。然后又用代議制、內閣制等一套制度取代了他的執政地位，而其核心是輝格黨、托利黨的競爭執政。

楊小凱讀到這段“馴化利維坦”的歷史時，忍不住拍案叫絕。這就是擺脫暴力革命的歷史循環，從而走向長治久安的最成功的制度設計——有限政府。

所謂政治設計的成功就是說，實際執行的結果與設計的預想基本一致。如果像法國大革命一樣，以自由平等博愛開始，卻以專制結束，這不算成功的制度設計。

保護私產

“光榮革命”讓王權專制和平過渡到了現代民主政體呢，其成功的核心密碼是“保護私產”。

英國“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是，英國有“保護私產”的傳統。而在當時的歐洲大陸，法國、西班牙等國家皇室壟斷了大西洋貿易，為了爭霸戰爭，不斷地掠奪私人商賈的身家財富，商貿階層孱弱，而在俄羅斯等東歐國家，經濟支柱仍然是被少數貴族壟斷的農牧業，任何變革的嘗試都會受到強烈抵制。

而英國和歐陸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們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于是英國產生了一大批富可敵國的商人，而且國王打仗必須屈膝向他們借錢。后來，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才帶來了光榮革命的政治制度創新，否則只能不斷掉入治亂循環的陷阱。

工業革命

卡爾·馬克思曾說：“工業革命后人類創造的財富，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財富還要多，還要大。”而一切，都是英國制度土壤的副產品。

保護私有財產制度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私有財產制度的發達，使社會結構多元化。

政治精英，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開始涌現。整個社會創造財富的動力與日俱增，技術革命的出現也只是時間問題。

· 私有財產制度的發達，可以使知識分子的出路多元化。

當經商可能比當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時，戀權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減少了。俄國和南美的多次暴力革命都是由落魄知識分子搞起來的，英國的社會環境越來越穩定。

· 沒有發達的私人財產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團體。

許多法國知識分子針貶時弊，為民請命。但是由于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這些人都是小罵大幫忙，不過是法王裙擺下的玩偶罷了。

· 私有財產制度具有將政治與經濟活動隔絕開來的作用。

英國大選時，政治機器會有短暫的停頓，但這并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轉。

當一個國家，有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而又強大的中間社會，自然而然能帶來制度創新、技術創新。

▲ 蒸汽機

而“王在法下”的“虛君制”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由于英國有非常成熟的代議政治制度，所以這些商人可以通過議會來制約王室的權力。在他們的主導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法案：

例如王室的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輝格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企業可以自動注冊，不需英國政府事先批準，民間從事國際貿易不需要經過國家特許；以“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精神保護個人財產權，等等。

王室受到限制，被稱為“王在法下”。

▲ 英國議會

此后，與英國王室有關系的國有企業不斷減少，而大量私人公司在市場中，尤其是大西洋貿易中大發橫財。在這個過程中，新興的財富階層比舊有的土地貴族有更大的影響力，社會中的新富群體不再是固定的等級，社會各階層有了很大的流動性。

最終商業社會沖垮了英國社會等級制度的藩籬，社會流動性變強，各種思想、各種創新發明不斷涌現，工業革命因此在英國率先發生。

文明成果的擴展

同樣是歐洲人的殖民地，英國殖民的北美殖民地，在獨立后繼承又創新了英國的制度，成為人類歷史上迄今最繁榮的國家；而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的，差不多同時取得獨立的拉美國家，卻至今處于動蕩和貧困。

南北兩塊幾乎同時被殖民的新大陸，活脫脫像一組對照實驗。

英國人為北美殖民地帶去了以下文明：

· 法治原則。現代政府無權制定規則，規則存在于更高的維度，并且由獨立的仲裁機構進行解釋。換句話說，法律成為保證每個個體尋求救濟的運行機制。

· 個人自由。說任何想說的話的自由，和同氣相求者舉行集會的自由，不受阻礙地做買賣的自由，自主處置個人資產的自由，選擇工作和雇主的自由，雇傭及解雇人員的自由。

· 代議制政府。不經立法者同意，不能頒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稅賦；而這些立法者應當是由民眾選出并且向民眾負責的人。

▲ 傳承英國文明基因的北美制憲會議

而南美由西班牙人殖民，他們則復制了來自西班牙本土的大莊園和專制社會。在南美，人們默默地接受了財產安全無保障、法律成為一紙空文、民選政府遙遙無期的現狀。你擁有的隨時可能被搶走，有時甚至連一個像樣的理由都不需要。政權迭換賽走馬，憲法頻修如變臉。

盡管在自然資源上比她的南部鄰居更為貧乏，北美洲卻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區，吸引著數萬億懷揣自由夢想的人。與此相反，南美洲仍舊保持著近乎原始的，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民選政府前的黑暗狀態——摒棄原始暴力的合法性統治從未降臨這片土地。

楊小凱對此分析道，拉美國家在獨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進的科技成果，結果經濟卻普遍走向衰敗。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改變西班牙遺留下的觀念和制度流毒，不進行制度轉型，短期的經濟增長只會助長政府的機會主義；政府和官辦企業利用特權，與民爭利，損害社會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業無法發展、政府和官辦企業貪污腐敗橫行，整個國家也會墮入深淵。

歐亞大陸西端一隅濕冷島國上的居民，確立了政府必須服從法律、舍此別無他途的觀念。法律之治確保了財產及合同的安全，反過來催生了工業化和現代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總體上獎勵生產而不是支持掠奪的制度。事實證明，這一制度具有高度的適應性。

它為講英語者所攜帶，一路漂洋過海，北美、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亞洲的新加坡等地，都受惠于英國人開創的文明秩序。

1840年，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被英國強行拖入現代世界體系。從此，一代一代的中國人不斷尋求文明的密碼，卻始終難以掙脫歷史的魔咒。

華生 ：我們怎樣紀念楊小凱？

FT中文網的徐瑾女士來電郵，說看到我在微博點評林毅夫、張維迎在紀念楊小凱去世十周年會上的發言，希望我能就相關的話題展開談談。看完郵件，我就知道我與小凱緣份在此，不能不寫點文字了。

1、緣起

當然，所謂緣份并不是說我與小凱有多少或多深交往。1982年秋我讀研究生來北京，小凱已去武漢大學，次年他即去美國。后來雖然彼此均有耳聞，但就我的記憶并沒有機會謀面。直至大約2000年的一天，與我一直有合作的原農村發展組的老友羅小朋來電話，說楊小凱在北京，他想前來拜訪，不知我是否方便。當時我正在忙于企業事務，但對小凱早有敬意，故當即爽快的說，沒問題，我請客,我們可以邊吃邊聊。

記得第二天中午，小朋領小凱前來，我在當時位于三元橋的公司對面“紅子雞”餐廳訂的座，大家相談甚歡。當時小凱在華人經濟圈已負盛名，但我的印象我們主要談的并非學術，而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看法和發展前景的判斷。其時小凱正在形成后發劣勢等看法，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有頗多懷疑。而我1990年代回國后把學術基本丟在一邊，海歸創業，公司正上臺階，剛剛收購了一家上市公司。經商之余，還正在抽空寫作一篇“破除壟斷堅冰”的大文章。文章指出計劃經濟其實就是國家全面的經濟壟斷，而文化大革命則是把經濟壟斷發展到全面的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的頂峰，因此改革就是逐步破除各種壟斷的過程。文章最后一部分專題論述，如果說其他領域的壟斷，已經多少被相當一部分人認識，但城市戶籍制度的壟斷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則遠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而只要抓住農民工市民化即人口的城市化這個核心，就可以解決內需不足和人力資本升級這兩個主要發展瓶頸，實現中國經濟在新世紀的持續高速增加（此文發表于《時代財富》雜志2001年第1期）。

顯然，我與小凱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判斷相去很遠。但小凱這個人內心或許高傲，然待人相當和善，記得我們的討論熱烈融洽，和而不同。那時我只身從海外歸來，又被體制開除，只是靠引進海外信息做咨詢服務業起家，后又殺入競爭激烈的工業而有相當的發展，說明改革中的中國體制并非沒有私營企業和企業家精神成長的土壤。這些背景顯然增加了我的話在小凱那里的可信度。不想此后小凱即患癌癥，這一面即是永別。

2、小凱人生三部曲之一：難以回首的文革傳奇經歷

小凱父母原是湖南省的高級干部，1959年即受彭德懷事件的影響，成了右傾機會主義者。雖然在1962年即獲平反，但小凱此時正值十來歲的少年，在心靈上已留烙印，1966年文革爆發，老賬新債，父母皆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過這并沒有影響小凱的革命熱情，幼稚而單純地成為追求革命理想的造反派。1968年初他發表的“中國向何處去？”震驚一時，其實是比當時文革指導者要純粹但也還要左的極左派宣言。他公開自稱“極左派公社”，其目的是打倒新官僚資產階級、推翻新復辟的革委會、建立震撼世界歷史的“中華人民公社”。顯然，小凱自以為是地詮釋文革指導者的意圖，試圖將文革引導到更激進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式烏托邦革命是太幼稚了。而他寄望于武斗中搶槍的人民武裝，搞“奪軍權戰斗隊”，更是當時利用軍隊來穩定局面和實現權力轉移的文革當權者所不能容忍的。當然，小凱更不知道的是，幾個月前，就因《紅旗》雜志紀念建軍節的社論中提出要打倒軍內走資派，引起毛澤東震怒，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林杰等人被拋出來直接從天堂送進了地獄。因此，小凱自然被抓，開始了十年的牢獄之災，也給他的家庭帶來了進一步的災難。

現在回過來看，這是小凱個人和家庭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但客觀地說，這是包括小凱在內的這一代人并沒有真正深刻反思的一段歷史。我這樣說沒有絲毫對小凱的不敬，而是因為我有著與小凱不同但相似的經歷。我自幼在省委工作的姨媽家長大。都曾經是中共地下黨的姨媽姨夫19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在1962年“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提出不久，我自己家里又被挖出“國民黨特務”，因此可謂自記事就在別人的白眼中長大。但是在當時的有限信息和被極度歧視之下，文革開始后我竟然也是極左思潮的信仰者，小小13歲的年紀也沒少寫批判的大字報。下鄉插隊后，還不知深淺地給中央的《紅旗》雜志寫了篇長達萬言的理論文章。文章當然不會發表，被退稿給我插隊所在的公社。記得以前我們知青趕集偶爾會不受歡迎地去打擾‘公社文化站’，那位面目可憎的站長從此反而對我另眼相看。我后來想過，像我這樣不安分的人，如果再年長幾歲（小凱比我大5歲），還不知會闖多少禍，乃至給自己和家人招來多大的不幸。

小凱的優秀和不尋常之處是他沒有在牢房和勞改中沉淪，而是有了根本的轉向，并幸運地從同為獄友的一些知識分子那里受到啟蒙和正確引導，把牢獄和勞改變成了自己的大學，以至他在10年牢獄生活結束出來的時候，比我們這些有人身自由的同代人有更開放的思想和更好的包括數學在內的各種經濟學知識的準備，從而為他在此后的嶄露頭角打下了基礎。

3、小凱人生三部曲之二：絕處逢生 英才綻放

1978年4月小凱刑滿出獄后，境況并沒有很大改善。因為他當年在大字報中點名批判的中央和湖南省的“紅色資本家階級”的代表此時已重返權力中心。當時對文革中造反派的清算意味著即便坐了十年牢，小凱的處境也毫不樂觀。小凱找不到工作，在這時由楊曦光的名字改回了乳名楊小凱。在湖南大學旁聽了一段數學課后，小凱的父親還是把他安排離開惹人注意的長沙去邵陽一家印刷廠做校對工人。小凱也是在這時遇到了后來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1979年他報考中國社科院經濟學碩士被拒。直到1980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氣氛越來越寬松，小凱才得到更多伯樂的扶持和日益增大的空間，先后到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和武漢大學任職，并于1983年在反革命罪尚未撤銷時，在趙紫陽總理辦公室和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的干預和幫助下，成功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由此也可見，沒有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即便是天賦再高的人如小凱，恐怕也只能被埋沒。中國古人說的時勢造英雄，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吧。回想起來，我們這一代人后來的發展和機會無不是如此。故而我自己雖遠沒有小凱那么高的天賦，但對改革開放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恩與呵護之情，應是由此而來。

小凱去美國已人近中年，既過語言關又在名牌大學讀博士過資格考試，日子過得并不輕松。他曾對妻子說，這二年的讀書比坐十年牢還難。博士畢業后為找工作也是歷經波折，最后還是他好友、后來的終身合作伙伴黃有光教授幫助，在澳洲莫納什大學找到一年的教職。寫到這里不禁想起當年愛因斯坦在1905年發表了后來被證明是石破天驚的五篇劃時代大作，卻仍然無法在大學里謀一教職養家糊口，說明再大的天才也是要備受磨難的。

不過，就在小凱去澳洲任職后不久，他的文章陸續在國際頂尖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他在澳洲的教職也日益穩定，不斷升格。像小凱那樣年齡的人出國，別說之前坐過十年牢，能夠躋身西方經濟學前沿已經殊為不易，在華人經濟學人中也是鳳毛麟角。更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并不滿足于此，而是獨創了自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門派，并受到若干經濟學大家的肯定和贊賞。

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源自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傳統。因為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既認為市場是配置資源最好的機制，又認為分工和專業化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動力。新古典經濟學著重于資源配置的邊際分析，發展了一套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精妙分析工具，但卻多少忽略了對分工和專業化的研究，部分的因為后者更難進行形式化的處理。其實分工和專業化既受制于市場的規模，同時又決定市場的深度和廣度，而分工和專業化的水平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好處是通過專業化經濟的效率提高與報酬遞增而提高生產力，其弊端是隨著分工的加深又增加了交易成本，從而最優的專業化分工水平是在二者之間做最優選擇。這樣不僅需要考慮內點的最優解，還要考慮各角點的擇優。這表現在現實中經濟人的行為決策，不僅要做邊際決定，更重要的是還要做不同產業方向的比較和抉擇。商業上所說做正確的事比把事做正確更重要也是這個意思。小凱認為“把專業化和分工的問題放回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我們就能在一個單一的涵蓋式的框架內，解釋與預測像廠商的出現、商業周期、失業、貨幣、城市與經濟成長等重要問題。”可見小凱的想法不僅是革命性的，其學術野心也不可謂不大。

記得若干年前讀到小凱與黃有光教授的合著，雖未全懂，也覺得耳目一新、大開眼界，很為華人經濟學家感到驕傲。但自小凱去世之后，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的影響顯然在衰減。小凱自己將新興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視作哥白尼的日心說對天文學的貢獻，不管是否恰當，確實顯示了這是他畢生心血和智慧的結晶，也是他給我們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按照黃有光教授在最近紀念小凱逝世十年的感想，小凱的貢獻很大，但還沒有獲得學術界足夠的承認與發揚。依此而看，紀念小凱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業，研究發展小凱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使超邊際分析這個學說或學派在當今世界經濟學界取得應有的地位和承認。當今中國大陸經濟實力雄厚，人才后備豐富，各位名家又掌握了學術界的話語權，投入和推動這個研究并非難事。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從紀念小凱去世十年來的情況看，似乎只有海外的黃有光教授與小凱的幾個學生還在做這方面的推進工作，然勢單力薄。國內對小凱的渲染炒作不少，借小凱之名推銷自己東西的也有，但認真去挖掘開拓小凱自己最看重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幾近于無。這就難免給外人以葉公好龍之感。

我最近與我的博士生們談過，要他們認真讀讀小凱的東西。我說我自己雖然在初二時自修完初三數學，文革后幾乎與小凱同時也在大學的數學專業旁聽二年，以數學第一名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被允許免修數學，但自覺經過十二年從文革到農村工廠的摔打，小時候的數學靈感早已無影無蹤，現在更無時無力在如超邊際經濟學這樣的理論領域做深入研究。但你們年輕人中的有心有志者可做這樣的探尋。我也準備籌集一些資金，支持這方面的研究探討和會議，盡我們的微薄之力使小凱的心血和貢獻不致隨時間湮滅。

4、小凱人生三部曲之三：反思回省情懷故土

小凱出國后，對祖國的發展仍很關切，發表過很多意見感想。現在人們炒作的，往往是這一部分，特別是這一部分中并不準確的東西。小凱的思想認識，也有很多反思變化，其中深刻的部分，又多為人們忽略。

前面說過，小凱對自己早年的左傾幼稚，未作正面反思。但小凱自己后來思想之變化，也反映他以今日之是去否昨日之非的事實。所以他并不喜歡或鼓勵他人去夸耀他的文革經歷。黃有光教授提到小凱有兩次對他說，以后不要再提他文革坐牢的事。黃教授說他自己還不很理解。小凱最大的轉變是他對革命和群眾運動的態度。他從鼓吹全民武裝革命轉變到“我相信在有長期專制統治的國家，革命只會產生暴政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他認為英國比美國對中國意義要大得多，因為中國不是像美國這類沒有歷史的國家。對中、英這樣有長期專制歷史的國家來說，“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參政，而是社會上層階級內的多元化”。“革命會延續民主化的進程。”“我知道所謂‘偉大的人民’在革命中會如何行為；我知道革命會使迫害政敵的情緒毒害全民族，那時誰都會無法控制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專制制度的基礎。”他認為自由與共和重于民主，“只要有完備的法律和私有財產制度，不是民主政體也無關大局。”小凱的這些判斷人們固然可以見仁見智，但這反映了小凱本人思想的巨大轉變，則是不爭的事實。同時，實現中國向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的轉型，如果革命不行，怎樣才行，也是小凱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尚未回答的大問題。就如新近的一本政治研究的書中所言：民主會否實現只是時間問題，何時實現是老天的問題，怎樣實現才是我們的真問題。

如果說小凱的上述意見幾乎無人問津，小凱關于后發劣勢的觀點卻在國內媒體上激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實，后發劣勢并非小凱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創。他只是轉述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沃森的觀點，即后發國家有許多東西可從發達國家模仿，但模仿技術容易，但模仿制度較難，會觸犯既得利益，故而許多后發國家只模仿技術不模仿制度，雖會取得一時的發展，但給長期發展會留下許多隱患。小凱贊同沃森的觀點，認為對中國很有啟發意義。

這么一個簡單和不重要乃至不準確的命題，現在卻好像成了小凱的主要成果和遺產。國內媒體提小凱必提后發劣勢，真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誤會。本來既然落后就是既有優勢也有劣勢。而后發優勢的存在和主導，是一個不爭的經濟史實。當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花上百乃至幾百年走過的經濟成長和工業化、城市化歷程，現在一些后發國家和地區在短短幾十年中就實現了。如果沒有借助后發優勢的借鑒學習，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后發劣勢當然也存在，但并非如沃森所說的那樣簡單。

首先，這是因為存在先發優勢，后發即落后自然就有其劣勢。當年西方資本主義起家時，有大量殖民地可占，人口可向附屬國轉移，后發國家自然沒有這些便利。因而資本原始積累中的許多丑惡和沖突就必須在國內消化。再如美國靠從技術、軍事、資源和市場等各方面的全面領先優勢所建立起的美元軸心和霸權，這樣的好處后發國家自然無緣享受，反之還要常常幫別人買單。

其次，這是因為模仿制度與模仿技術本來就不是一回事。新技術一學就會，新制度就大不相同了。后發國家不模仿制度肯定會處劣勢，但生模硬仿也是劣勢。以中國為例，典型的只模仿技術不模仿制度只是19世紀的洋務運動時期。但此后的戊戌變法就是模仿制度了，甲午之后君主立憲改革是模仿制度，辛亥共和革命是模仿制度，乃至最后要彎道超車爭取后來居上的共產革命模仿的還是西方傳來的制度。要說全球模仿制度最像的是亞洲的菲律賓，其二戰前是美國殖民地，二戰后一切照搬美國的全套制度，但實行到今天仍然是貌合神離，腐敗落后，結果完全不是那么一碼事。有人說關鍵是這些國家只模仿學習了制度的表面形式，沒有學習別人制度的精神實質。但是，精神實質又是模仿就能模仿得來的嗎？因此，制度還不是模不模仿、模仿的多與少那樣簡單。東亞模式中的國家和地區，既有模仿又有不模仿，走了切合自己情況的道路，反而成為二戰后少數進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者。

從這個意義上說，后發劣勢確實存在，但并非簡單的是模仿制度還是模仿技術，到21世紀落后國家已經摸爬滾打了一、二個世紀后再這樣提問題就顯得太初步了。關鍵在于怎樣取他人之精華，又能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成長。二戰后全球發展中國家從技術到制度幾乎全在進行模仿引進，為什么成功的追趕者還是極少數？這恐怕恰恰在于制度模仿和文化嫁接上的復雜和困難。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處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會引進模仿對自己有利的制度形式，拒絕對自己不利的實質改變；激進的變革者希望直接照抄最發達國家的制度形式而不論是否合適與自己是否有能力消化。這種內部沖突和博弈的結果，往往搬來的是支離破碎和相互不協調的制度片段或形式，或者誤將別人在高級發展階段的問題和關注重點當成自己此階段上的當務之急，從而長期在各種發展陷阱和困境中掙扎內耗，欲速而不達。這里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孫中山在上世紀初就以技術學習模仿為類比，認為中國制度引進就如學技術一樣，自然要學最新最好的，故應該一步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民主共和制，而跳過所有的陳舊形式和中間階段。但十月革命后中國激進青年和知識分子又開始接受被認為是更先進、更公平的蘇俄模式，孫先生也只好又進化到“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大政策。蘇維埃革命的制度模式引入后，我們本來也有“農村包圍城市”和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的改造，但后來又搞不斷升級的所有制拔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經濟冒進和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開放才算遏止了中國近代史以來持續升級的激進主義潮流。依此來看，中國的問題與其說是只模仿技術不模仿制度，毋寧說是太追逐模仿新的制度，乃至發展到文革那樣要創造一套指導世界的制度，結果是在經過一百年的反復折騰之后，中國人還要回答百年前的前輩就不怎么看上眼的立憲問題。

由于小凱引用沃森的后發劣勢論本來就不準確，故他由此對中國經濟發展一些悲觀看法與這十多年中國崛起的情況并不吻合。在東亞經濟中，小凱主張要學香港、臺灣而不要學韓國、新加坡的觀點現在看來也有偏頗。至于小凱在談后發劣勢時特別強調中國的電子商務在現存制度下根本無法發展、后發優勢絕無可能的話，今天看來就更加武斷和有誤了。

當然，上述這些觀點并非小凱的學術成果或主要貢獻，作為一個最后20年主要在海外生活的人對國內情況的判斷有隔離偏差，應當說有情可原，更無損于小凱的天賦和貢獻。但是，小凱真正的學術貢獻被人當作敲門磚一筆帶過，這些只言片語的感想評論卻成為國內炒作的熱點，聯想到一批退休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常年被重金請來在國內四處演說亮相，這確實是個值得反思的文化現象。

本來經濟學分類很細，不是自己的專業和研究過的專題，就如耳鼻喉專家不會對心臟手術發表高見一樣，經濟學家也不可能是通才。經濟學的科學部分僅僅限于嚴格給定假定條件下的若干推理。至于社會上復雜的經濟與政策政治問題，經濟學家往往不比文學家、物理學家乃至常人高明。兩個獲諾獎的經濟學家對同一經濟現象作出截然相反評論的比比皆是。歷史上的經濟學大家把實務管理或投資做得一塌糊涂的故事也有很多。小凱自己就有在股票和期貨投資上賠個精光的慘痛教訓。

再挖掘一步，一個人的缺點往往就是優點的延伸。許多學者之所以成為學者，就是信念堅定，鍥而不舍，固執己見，乃至終有所成。所以東西方我們都可以見到不少學者意識形態掛帥，對許多事情，你甚至不必問其觀點，就知他必然會怎么看問題。如說政府重要的必強調有為政府，如說市場最好的必說一切都是政府的問題。而現實世界中誰也既離不開市場也離不開政府，往往要在各種制約和人們的不同訴求之間妥協，永遠不會是學者的純粹世界。況且，市場是千千萬萬人自發行為的交匯。任何人也沒法拿市場是問。故而政府有問題也好，市場有缺陷也罷（這些都是必然的），在中國在外國你都只能找政府說話。

所以黃有光教授追憶小凱時說過，考慮到小凱曾在生命最好年華坐過十年牢獄，其觀點右一點他覺得可以理解，輪到自己即便坐三年牢也許更加偏激。其實小凱的個別觀點雖然也許偏激，但思想方法并不偏激。他后來篤信私有產權制度，但他也說這個東西不能搞得太快太早，要先搞企業包括國企的自由化。自由化重于私有化，特別是大企業的私有化，要到自由化之后才能做。這比我們國內一些人講的冰棍理論，私有化越快越好，一時搞出了一股不公平不公正的MBO即管理層收購的巧取豪奪之風，還是要理性平和得多。

現在還有一種更糟糕的現象是，有些人包括回國游學的學者，為了推銷自己的信念，連基本的事實都不顧。有一位我很尊重的朋友，首次回國還客觀介紹海外情況，寫文章說美國的純農地也是沒有建設發展權的。近年來為了宣傳自己的土地私有化信念（這也未嘗不可），再也不提往事，反而大講中國農民要有土地建設發展權，還得到一批名家抬轎子，讓我瞠目結舌。還有一位挾美國著名大學某專業終身教授（其實美國實行Tenure track 的教授們都是終身制的，即退休前不得隨意解聘，我國體制內學校的教職可以說也是這樣）之威，為了說明中國政府規模過大（這也未嘗不可），用美國聯邦即中央一級政府的預算與中國國家財政即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加起來的全部預算作對比，造成諸多誤解和困惑。這種現象倒是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小凱介紹的后發劣勢概念，確實不是空穴來風。

小凱在患病后皈依基督教，對人生反省多多，人也變得特別溫和。有人覺得有點落入俗套，我倒覺得另有深意。我前幾日對學生說，一個人無論有何成功，一定要有謙恭之心。大一點的成功離不開天賦，那是上天所賜。后天自己再有所為，天不假時，仍不免壯志未酬。天才者如小凱，尚有未竟之志，我等更應知恩，奮發而為。若能將其未竟之事推進一二，才是對小凱最好的紀念。（本文2014年8月11日發表于FT中文網。圖片為楊小凱像，來自網絡。）

（*本文轉自知本論，文圖版權歸著作權人。如涉侵權，立即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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