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日本新版紙幣正式發布，其中面額最大的10000元日鈔，人物由福澤諭吉換成了澀澤榮一。對中國人而言，這個名字無疑是陌生的，其實對當代日本人來說，在2019年公布更換紙幣人物的消息傳出前，也少有人清楚澀澤榮一的生平與成就，盡管他被譽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

最上方的10000元日鈔頭像

澀澤榮一一生共創辦了500多家企業，覆蓋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筑等眾多領域。假如用現代風險投資的視角來看，澀澤榮一堪稱日本歷史上最早也是最偉大的投資人。

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商人，一度是個尊皇攘夷、立志殺洋人的日本“義和團”骨干成員。出生于農民家庭的澀澤榮一，讀過一些儒家經典，早年因為日本“黑船事件”，一度是沖動的熱血青年。不過，在鄉里一位見過世面的長者的徹夜勸說下，澀澤榮一最終放棄了刺殺者角色，轉而在種種奇遇之下，成了德川慶喜的家臣，由一位農民轉成了“武士”。

1866年，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去世，德川慶喜成為第十五代幕府將軍

正是這一階層的轉變，使得澀澤榮一有機會在德川慶喜繼承將軍之位后，于1868年被派到法國巴黎參加萬國博覽會。那一年，澀澤榮一28歲。

參加巴黎博覽會的過程再次改變了澀澤榮一的觀念，除了作為代表團財務負責人，被迫掌握了很多財會知識外，也從此樹立了推動日本“官商平等”的社會目標。至少有三件事情震撼了澀澤榮一，一是途經紅海時看到正在施工的蘇伊士運河，打聽到竟然是民營公司在負責運河開發，令他驚訝不已；二是到達巴黎后目睹城市景觀之宏偉，商人與官員地位之平等；三是當場見證了德國皇帝向日本代表團推薦本國鋼鐵企業鋼鐵產品。

1869年，從歐洲返回日本的澀澤榮一很快入職大藏省，職位相當于今天中國的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他整頓政府財政制度，根據旅歐心得寫成《立會略則》，向日本各界介紹了設立股份公司株式會社的宗旨、要領和規則。5年后，因為政見不合，澀澤榮一選擇辭職下海，開始了他由仕入商的大半人生。

7月12日，賽格大道在深圳對日本產業研究專家李海燕先生進行了專訪。

李海燕先生旅日16載，畢業于日本著名的一橋大學商學院，后在日本金融、地產等行業從業多年，2011年回國后潛心研究日本近代產業變遷，對日本科技創新、商業出海、產業升級等議題頗有心得，以下是部分訪談內容：

抬高澀澤榮一，反映了日本社會的共識

賽格大道：一生參與創立了500多家企業，澀澤榮一是每一家企業都親力親為，還是有些只是做一些財務支持？

李海燕：他創立這么多企業，本質上是銀行家+天使投資人的角色。他一生當中擔任職務最長的是第一銀行，這是日本近代第一家銀行，原來叫第一國立銀行，后來稱為第一銀行，他擔任行長將近50年時間。初期，第一銀行充當了央行的角色，后來日本的央行正式成立，它才成為普通的商業銀行。

位于東京日本橋的日本第一國立銀行大廈

澀澤榮一離開大藏省后，相繼創立了大阪紡織公司、帝國飯店等等幾百家企業。創立的這些企業中，他要么是會長，要么是董事會成員，很大一部分企業都由他挑選職業經理人或技術骨干去經營。

有些企業比較成熟了，他就退出來，然后拿利潤投向社會公益，投向其他企業，他采取這樣的周轉模式，很像一位成功的天使投資人。

賽格大道：但當時日本肯定是沒有VC這個概念。

李海燕：日本有VC概念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其實從企業的影響力或者個人擁有資產的情況來講，澀澤榮一不如明治維新之后誕生的三菱財閥，也不如在300年前就已經誕生綿延到現在的三井、住友這些財閥。

但日本政府給他的禮遇卻更高，當時日本也授爵，就在他們活著的時候，澀澤榮一的爵位比三井、三菱、住友家族的這些人高一檔。一開始，這些財閥一律被授予男爵爵位，但之后，澀澤榮一是唯一升到子爵的企業家。

為什么呢？因為他對社會公益的貢獻。比如他很早參與日本孤寡院的創辦，養育孤兒，照顧沒人看管的老人。他擔任孤寡院負責人，不是掛個職就行，每個月要去看他們，一共堅持了50年。

賽格大道：等于他同時是銀行行長和孤寡院院長。

李海燕：對，這兩個職務擔任時間最長。澀澤榮一為什么后來得到極高的社會評價？因為他對社會貢獻的事情堅持得更久、堅持得更多。今天，日本政府把澀澤榮一弄成鈔票上的人物，其實也反映了日本政府想要什么、民眾想要什么的潛意識。

賽格大道：它反映了日本社會的共識，或者說是一種共識的投射。

李海燕：在全球范圍內，一個國家的貨幣上有企業家，應該是唯一的。我想日本這樣做至少有兩個目的。第一，鼓勵日本年輕人像澀澤榮一那樣去創業、去投資；第二，鼓勵日本企業家像澀澤榮一那樣關注社會公益，現在我們經常聽到的ESG、SDGs這些概念，澀澤榮一在100年以前都干過了。

澀澤榮一，主張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賽格大道：《論語與算盤》代表了澀澤榮一的經營哲學，提起出“義利合一”的說法，聽起來好像對創業者或者企業家的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怎么去解決普通人私利的問題，因為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李海燕：事實上，澀澤榮一從來沒有否定過企業是盈利的、人是自私的這一點。他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一生當中參與設立了500多家企業，還有幾百家社會團體機構的創立。他是個現實主義者。

《論語與算盤》出版于1916年澀澤榮一宣布退出實業界之際

他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首先他也叫謀求利潤，但他的謀求利潤更多是以合理的制度和重視企業經營、技術來謀取。比如他在設立大阪紡織公司時，他很清楚小規模工廠沒有規模效應，作為生意來講是不行的。只有引入最先進的設備，聘請外國的工程師，通過大工廠模式，才能生產物美價廉的產品，并獲取高額的利潤。

澀澤榮一做人非常高明的一點，在于他并沒有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樣把大量利潤投向社會公益。比如找他幫忙的人當中，有些人的動機并不是完全跟他一樣。但是他認為只要這個事對社會是無害的或者是有利的，就可以配合。他認為必須先把經濟運轉起來，然后再來考慮如何為社會公益做更大的貢獻。

賽格大道：這個有點像中國的說法，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所以我理解義利合一是個目標，一種趨勢，而不是馬上可以達到的狀態。

李海燕：澀澤榮一并沒有非常著急，他是距離感保持得非常好的一個人，在這方面處理得非常恰當的一個人，包括他跟政治人物的關系也是類似的，只要朝著有利于社會的目標就可以了，不會強求他人做完人。

對比張謇，澀澤榮一贏在了時代

賽格大道：同時代的中國，也有一個實業家張謇，他比澀澤榮一更晚出生，更早去世，但他們大致算是同時代的人。張謇除了實業上的成功，也做了很多社會的公益，辦學校、辦婦女兒童等等相關的公益事業。也很巧，他狀元出身，也是辭官不做，下海。我不清楚您怎么看張謇，或者他們之間有沒有可比性？

李海燕：可比性當然是有的，我是覺得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有這種報國或者通過自己的貢獻謀求國家跟社會富強的共同的樸素心理。包括現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也都有這種共同的情緒，通過實業去做，我覺得這兩點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可能日本的明治維新的轉型比較順暢，而我們國家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因為我們國家比較大，歷史也比較悠久，它面臨的阻礙跟障礙更多，這也是張謇最終沒有能夠有更大成就的外部環境因素。

晚清狀元張謇曾創辦中國第一個民營資本集團“大生紗廠”，之后涉足多個領域，并積極創辦銀行、學校、醫院、博物館等，1926年去世。

從個人上，不是說澀澤榮一比張謇能力強或者誰能力差，客觀來講，澀澤榮一我認為也是“七分時代、三分英雄”，是時代造就了澀澤榮一。

賽格大道：沒有澀澤榮一的時代，只有時代中的澀澤榮一。

李海燕：對，可以這樣說，因為剛好這個時代，他做了每個時代應該做的事情，我覺得他做了他應該做的可以做的事。而我們自始自終在現代化轉型當中，因為我們國家歷史悠久、地方也大，我們轉型的過程會比日本人要慢得多。當然這不是我們國家一個國家，在近代化的轉型當中，日本是個特例，它不是一個普遍的例子，你想想周圍很多的亞非拉國家還不如我們。

賽格大道：我有個觀察，我拋出來請教您：感覺日本無論是在幕府統治的時候，還是到了1868年之后，始終都在學習轉型，它的主體性沒那么強，它不覺得自己就可以是個榜樣；但中華文明不是這樣，晚清官方會認為我是天朝，都得來學我。所以可能我們的主體性會更強一點，導致我們轉型特別慢，即便我們沿海的地方轉得快一點，但比如我們西北或者北方政治力量登上了權力舞臺，又會把你往回拉。

李海燕：我認為你說的這個情況是客觀存在的；首先日本面積與人口都少得多；第二，日本過去一直處在邊緣，與中國也存在朝貢關系。不管是國家的轉型還是商業轉型，過去的優勢會變成劣勢甚至包袱。近代日本是屬于輕裝上陣，它確實沒有中國那樣很多的歷史沉淀、思想包袱。

今天的互聯網，承擔了創新樞紐角色

賽格大道：回到澀澤榮一上來。之前我看您在FT中文網的文章，把澀澤榮一比作近代日本企業發展和創新的平臺，并提出今天中國的科技創新樞紐是互聯網，二者有一種怎樣的相似點？

李海燕：明治時期，日本全國才1萬多家企業，澀澤榮一一個人就參與創立了500多家，說澀澤榮一是明治日本時代的創新樞紐，完全名實相符。那個時代，澀澤榮一對日本的金融、電力、鐵道、燃氣、建筑都做了大量基礎工作。拿建筑行業來說，當時日本都是木制建筑，它要進行現代化的建設，建高樓最基礎的東西是磚頭和水泥，他做了大量投入。

澀澤榮一還參與創辦了麒麟麥酒、札幌啤酒、大日本制糖等公司

今天，全世界推動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是什么？我認為是數據，是算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今天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基礎、最重要的創新平臺和創新推動力。互聯網公司的重要意義，我認為超過了傳統的高速公路，也超過了傳統的水電煤等基礎設施。

賽格大道：最后一個問題。國內輿論有些時候關注日本時說的比較多的是，你看日本的GDP快要被德國超過了，再過幾年被印度超過了。但另外一方面，國內也有一些人會在說，日本通過過去二三十年的海外投資并購再造了一個日本，它的GNP很高。您怎么看？

李海燕：后一種說法，通俗的版本叫海外再造了一個日本。我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道理，這不是一個圓滑的回答，就看你的著眼點在哪里，判斷基準是什么。

現在風云突起的人工智能，日本是處在第三的位置。但人工智能也好、互聯網也好，“第三”往往是非常尷尬的，因為第一名會把大部分的市值市場都給干掉，第二名可能還能分到一杯羹，但留給第三可能什么也不剩了。從這個方面來講，日本有它麻煩的地方，經濟規模、科技競爭力，這些挑戰都是在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從日本經濟的柔韌性來講，或者它的平穩性來講，日本應該還是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去學習的，表現出了很強的特點。面對下行狀態，大多數國家都很難平穩降落，但日本做到了，它的居民生活水平保持得很不錯，失業率很低，商業出海做得非常好，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