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論區寫下“你非得擁有這本書”的理由

我們將非要給3位幸運讀者各送上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一本

我在一家商場里的飯館點了一條長江的魚。我假裝自己還在威尼斯，決定點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著達到了一種遠離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狀態。溝通能力有限，服務員給了我一杯白開水。我想，沒關系，反正也是白的。

這段地道的中文，是一個“老外”寫的，沒有經過任何翻譯。

他叫亞歷（ale），來自意大利，才學了六年中文。

2016年，亞歷到中國學電影，從零開始學中文。

到2022年，他已經可以用中文流利溝通，甚至開始用中文做夢——在夢里，意大利的老友在用中文跟他說話。

于是，他寫了一本書，就叫《我用中文做了場夢》，寫他在中國這六年的經歷。

這也許是你今年讀到最有意思的中文。

這場跨越六年的夢，從他剛學中文開始——

我們會用一套北京語言大學出的名為《成功之路》的漢語教材，學到像“同屋”“你家有幾口人”“別提了”“說來也怪”“你這老家伙怎么還沒死啊！”這種后來再也沒聽到過的短語。

但他發現，電視劇《歡樂頌》才是最好的中文教材——

在北京，可以靠英語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我拿《歡樂頌》來學習。劇中的日常閑聊給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國的電視劇能創造一種獨特的既和生活有關，又不反映現實的平行世界：現實中，沒有那么多擺在房間各角落顯眼的酸奶盒。

從靠白酒和翻譯軟件交朋友，到用蹩腳的普通話錄電影播客，慢慢地，他的中文進步飛速，身邊的每個人都是他練習中文的老師，包括宿管大叔、保潔阿姨和保安小哥。這些與普通人相遇的日常，都被他用中文記錄下來，發表在豆瓣日記上——

要重建我和中國電影的良好關系，就從重建和北京電影學院宿舍樓的阿姨的關系做起。

“你怎么不學習？”阿姨問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會感冒的。幾分鐘的事，阿姨問清楚了我的學業進度、感情狀態以及未來的生活規劃。我想了想該怎么樣對她表現出同等的好奇心，想來想去，就問她老家是哪的。

“河南鄭州。”

“哦，我去年去過。”

“坐高鐵去的？”

“是。”

“那三百多呢。”

我不記得是否真的三百多，但我選擇相信阿姨的說法。

“普通車呢？”我問起阿姨，“一百多吧？”

想都沒有想，阿姨立刻回答：“一百二。”

這段短暫的對話，勾勒出我們身邊熟悉的阿姨形象：熱心，問東問西，有點兒啰嗦，搭最便宜的火車回家。亞歷的文字坦誠、樸實，像他筆下的普通人一樣，沒有過多抽象的詮釋，常常帶有一種現實的黑色幽默，也懂得適當的留白。

他的寫作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有人以為他是個寫作嫻熟的中國人；有人讀完他的日記，給他寄了很地道的中國禮物：一大包衛龍辣條。

2017年，亞歷用中文寫的第一封信

離開電影學院后，亞歷見識到了更廣闊的中國，也和我們一樣，需要面臨就業的壓力、職場的競爭，以及環境的急劇變化。

2022年末，他發表了一篇四萬字的長文《世界分裂了，你為什么還留在中國》，回答了他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你為什么還留在中國？”

我去過南京西路，在地鐵口和好友聊起了廣東的工人和香港的神父；迷路在安徽，一個騎著摩托的光頭大叔載了我一程，并安排我到下個目的地；在帝都，我坐在胡同的露臺，用一把帶星空圖案的雨傘望著星星；我在海南的小鎮依靠過看云來計算幾點會下雨；在魔都坐出租，老家江西的司機和我回憶起意大利足球的黃金時代；走到義烏，我訪問了收藏碟片的韓國商會長。

這個用中文寫作的意大利人，似乎真的在用中文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比如，記錄下身邊的人，他們偶爾會對大洋彼岸的外國人帶著恨意，也會在日常生活和特殊時期伸出援手；

比如，在隔絕的小區中與鄰里互幫互助，贈送多余的雞蛋，或敲下鼓勵的文字；

比如，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在恐懼和仇恨之間建立理解——

這一年，世界似乎分裂了。各國的邊境管控阻止了人的來往，減少了跨文化的交流，為誤解和偏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漢字是你的朋友”，老師曾經和我說過。當時我心里一笑，覺得中文頂多能成為一個遙遠的親戚。但現在它不僅成為我的朋友。在使勁走向封閉的時代，中文是我和世界保持連接的繩索。

從2016年到2022年，亞歷用私人視角見證了世界的分裂、荒誕、希望和片刻的幸福。這是一個意大利人用中文寫下的六年，也是我們共同的六年。

以下，是亞歷的自述。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自序

寫這本書是為了講我的故事。或者說，為了搞懂我這些年都是怎么過的。當第一次有媒體約稿讓我寫在中國生活這六年的經歷時，我的腦殼簡直像是被卡住了。我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經對別人說過無數遍，甚至說爛了的宏觀信息：我來自意大利（老家是帕多瓦，威尼斯附近的一座城市），本科在意大利讀傳媒，畢業后來了北京，學了一年中文，教了一年意大利語，去學了電影，去劇組工作，又搬到上海拍了一些廣告。但是，對我個人而言，這些年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些表面相關的經歷怎么連接起來呢？這個故事怎么寫？

好在我自己對這樣的處境非常熟悉。從差不多十歲的年紀，寫作就是我最靠譜的朋友。寫作能解答我的疑惑，挖掘我的感受，帶來新的結論。它在我的生活中是一個很低調的存在：有時候，它會放你走，讓你該忙忙、該玩玩，不會限制你的活動。它不急，因為知道你遲早不得不坐下來面對那張空紙慢慢說事。我試過忘記自己有這樣的精神義務，卻次次都回到了電腦前，仿佛被某種無形的力量所吸引。這是我的命運，和它較勁完全無效，我只能常年接受寫作的召喚。

像考古一樣，我追蹤了這六年中自己留下的痕跡，收集了任何可用的線索。朋友圈、聊天記錄、豆瓣帖子，我通通找來。在整理雜亂的生活碎片時，我漸漸看出一些結構——用翻譯軟件和王泳交流、看《歡樂頌》學中文的時期；深入探索中國電影、和利諾一起錄播客的夏天；走出舒適的北京、獨自在各地旅行的階段；孤單、無力、渴望歸屬感的疫情期間。經過微觀的處理后，那些碎片匯成一條相當清晰的時間線，一個對這些年的交代，關于我個人的來華往事。

做了新聞，做了電影，我不再抱有對客觀敘事的執念。在盡量確認事實準確度的同時，我寫了一本帶有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希望的書。我試圖呈現自己和中國這片土地的復雜相處。一本將作者的主觀角度放到最大的回憶錄。這不是政治學論文，也不是社會學調查，寫的僅僅是我的生活。從開始寫的那天我就知道，這會是一本極為個人的書。你愿意抽出時間來讀一讀，我很感動，還有點不好意思，畢竟寫了很多自己的破事。你能讀進去，甚至讀完，讀完還不覺得虧錢，我就很滿足了，書也算是完成了它簡單而寶貴的使命。

比起深思熟慮的計劃，我來中國是迷茫的結果，一個二十三歲的人的決定：沖動、天真、樂觀。青春專屬的緊迫感足夠讓人毫無保留地投入到一個充滿不確定性、遠遠不完整的方案。那是2016年的夏天——我拿了畢業證，有幸成為每五個意大利年輕人中失業的那一個。

在那之前，我其實已經工作過。急著實現經濟獨立，我還沒進大學就開始做體育記者，報道射擊運動的國際賽事。做了兩年半，有些厭倦了，我決定辭職，找體育領域之外的記者工作，但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無薪實習。我那會兒正好開始玩電影，就成了窮藝術家，邊和同學寫劇本拍片，邊騎著自行車穿越羅馬的大街小巷上門教英語。“你未來準備怎么辦？”我當時的女朋友樂樂嚴肅地對我說，“你總不能一直教英語。”我覺得還行，教小朋友也挺好玩的。可惜畢了業，似乎得做點什么正經事了。我去羅馬一家牙醫診所上班。診所是一間復式閣樓，牙醫安排我到樓上，為診所設計營銷戰略。寂靜隱蔽的閣樓上，周圍無人監督，我一個月只寫了自己的劇本。再次下樓，我和牙醫握手告別。

悶熱的羅馬夏天，我坐在出租屋的沙發上，有一種在游戲中遭遇瓶頸的感覺。工作倒是可以找，但都談不上喜歡。那份射擊運動記者的工作有個好處，是會讓你去很多地方出差。2014年，我被派到南京去報道第二屆青奧會。短暫的七天，我認識了幾個熱心的青奧志愿者。我很羨慕他們的上進心，有此前在同齡人身上少見的力量。但是回到羅馬，我慢慢忘了那些事，去忙了別的。從南京到畢業這兩年，中國是一個模糊的夢境，和我當下的現實似乎是一個平行的時空。直到它重新出現在我面前。

對著電腦，翻著網頁打發時間時，我偶遇了一篇《經濟學人》的報道：

中國的電影市場正在飛速發展。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內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長率超過百分之四十。2012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超過了當時的第二大市場日本。到2017年，中國的票房收入預計將達到每年一百億美元，屆時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

迷茫的時候，一點念頭都算一個希望。那段時間，我拍了部講羅馬的涂鴉藝術家的紀錄片；學校的老師找我把他寫的短篇小說拍成短片；我去羅馬的一個露天電影節做志愿者，整整兩個月，每晚在座無虛席的小廣場掃地、收拾椅子，望著大銀幕上的電影，幻想自己的未來。看完《經濟學人》的那篇報道，我隱約地感覺到中國和我有了關聯。要不就，去中國做電影？

好像沒問題。細節先不琢磨，走了再說。畢業前，我和樂樂分手了，她去了西班牙讀研。我們通過郵件聊了我去中國的事情。“你做這個決定用了多久？”樂樂尖酸刻薄地問我，諷刺我比較沖動的做事風格，“三個月？三天？還是三個小時？”

可能是太把自己當回事，我有些無視了樂樂的幽默，認真回答起來。“大家從中國回來，”我對她說，“會跟你重復他們去之前就有的刻板印象，其實什么都沒懂。我不是耶穌，但我經常覺得自己能夠幫助不同的人理解彼此。東西方之間的隔絕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你的東西方和平計劃能夠實現。”樂樂說。

亞歷在四川農村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