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市謀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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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富士康“回歸”中國內地的消息在網絡引起了熱議,原因是富士康宣布將在河南鄭州投資10億元人民幣,建設新事業總部大樓,擴大供應鏈條,吸引更多訂單。
為什么會引起熱議?大概是這則消息與近些年我國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南亞轉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而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代工工廠,富士康近些年不斷擴大在印度和越南的產能,但此時,卻吹響了“回歸”中國大陸的號角,其背后的邏輯,我認為與印度、越南的四大“致命缺陷”有關。
01
第一個“致命缺陷”,多重原因累積形成的“低良品率”電子產品。
把中國的產能轉移到印度、越南,如同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隨著經濟的發展,傳統制造業一定會從相對高成本地區向相對低成本地區轉移 ,企業壓低成本無可厚非,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
印度、越南更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是富士康看重的,但廉價勞動力的背后一定伴隨著受教育程度低、生產效率低、產品良品率低等因素。
所以,印度工廠組裝的iPhone 15良品率只有一半就不足為奇了,去年印度工廠組裝的iPhone 15問題頗多,遭遇了退貨危機,還被迫大幅降價。
而之前越南部分工廠代工的蘋果耳機同樣遭遇大面積的質量問題,溢膠、毛刺、接縫大等情況屢見不鮮。
但反觀中國的各類代工工廠的良品率就比較可觀了,這也是富士康突然開始加碼投資河南的原因之一,這也是蘋果公司CEO庫克親自前往中國大陸重新整頓供應鏈的原因之一。
良品率過低不僅僅影響生產成本,還影響交付進度、品牌形象和市場份額。
所以,蘋果有計劃的在把部分產能轉回中國大陸代工廠,包括比亞迪、立訊精密等大廠都加入了iPhone 16供應鏈,成為蘋果最新的代工伙伴。
02
第二個“致命缺陷”,原材料、零部件高度依賴進口。
中國的供應鏈優勢是越南和印度難以望其項背的,因為從原材料、元器件制造、到成品組裝的完整電子產業鏈形成過程是長期且復雜的,這不是印度、越南廉價的土地、廉價的勞動力和一些優惠政策就能解決的。
印度工廠代工的電子產品所需要的手機配件、集成電路和LED等原材料都嚴重依賴向中國進口。
而據數據顯示,越南48%的機械設備、42%的電話、手機及零件均進口自中國。
沒有完整的供應鏈,當原材料、零部件過多依賴進口時,那么成本就會增加,不穩定概率也會增加。
一是越南和印度的工廠需要支付昂貴的運輸費用,這就直接拉高了總成本。
二是當關鍵原材料或零部件的進口因為不同原因受限時,那么工廠的生產將直接受到影響,比如交付進度延誤,甚至停工停產等。
所以越來越多的電子代工廠在印度和越南拔地而起的時候,那么需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成倍增加,而其中的成本和風險也必然處于上升態勢。
所以這也是眾多代工工廠不得不深思的問題。
用數據說話吧,在蘋果的供應鏈名單里,中國大陸工廠有155座,位居第一,而越南和印度分別是32座和13座,我國的供應鏈優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03
第三個“致命缺陷”,能源危機歷歷在目。
近些年,對于印度來說,一個是煤炭價格上漲導致的電荒,一個是高溫天氣限電導致的電慌。
要知道印度75%的電力都依賴燃煤發電,前些年,煤炭價格大漲后,連印度最發達的孟買都出現了大停電的情況,鐵路癱瘓,交通信號燈停擺。電荒導致印度300多家陶瓷企業停產,眾多工廠生產線停工。
與此同時,印度的高溫極端天氣比較頻繁,去年,印度在高溫期間要求很多工廠只能在夜間或周末電力需求較小時才可開工。
越南也好不到哪去,今年熱浪來襲后,越南要求富士康等工廠“限電”,以防在未來幾個月出現電力短缺。
據媒體報道,去年熱浪造成的大面積停電導致越南北部多家制造商損失高達14億美元。
所以電力短缺和電力技術、設施落后也是印度、越南大力發展制造業的“致命缺陷”之一。
04
第四個“致命缺陷”,印度投資的風險和越南政策不平穩是較大阻礙。
外資在印度做生意,就如同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的遭遇,我想就不用過多贅述了吧。
其實也不奇怪,印度既要還要,一個妥妥的拿來主義思想。
印度應該是發展中國家里產業結構最高的國家,特別依賴IT服務和金融等高端服務業,但解決的就業人口不足5%。
所以印度希望外資到印度投資制造業,不僅僅是推動經濟發展,還能解決大量就業人口,但印度又不會讓你企業好過,很矛盾是吧?
怎么不讓外資好過呢?溫鐵軍寫的一本書里就詳細解釋過了,“印度民間政治與社會經濟按照潛規則運作的特點,使得任何按照印度發布的正規制度運作的外國企業都會遭遇兩難,只要不理解不順從非正規部門的潛規則,就難以在印度市場具有競爭力”。
說白了,你進入印度市場就得按照印度的潛規則來玩,但等你做大做強了,印度的“拿來主義”又出手了。
數據是最客觀的寫照,2014年到2021年,據印度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7年間,2783家跨國公司關閉在印度的業務。
而越南的問題在于近些年,政壇不平穩,很多外資前來投資顧慮較多。
比如5月份,聯合國、世界銀行就給越南領導者寫了信,一句“行政癱瘓”把越南現狀詮釋的淋漓盡致。
很多外國投資者對越南監管障礙和冗長批準程序是非常不滿的,因為越南政壇不穩和相關法規復雜,各個官員干事縮手縮腳,這也不敢批,那也不敢做,以免出問題。
而這一切的一切,對于外資投資者來說都有較大的風險,這也是印度和越南的“致命缺陷”之一。
綜上,我認為富士康加碼投資中國大陸是幾種綜合因素推動的,這或許也會成為傳統制造業“逆轉”的風向標。
05
富士康加碼投資河南是好事,但對于河南來說,這個“隱性危機”也越來越近了。
當年富士康內遷的時候,包括成都、武漢很多大城市使盡渾身解數在積極爭取,而鄭州也不例外。
鄭州為了引進富士康也在土地和稅收上給了最大限度的讓步,還為富士康修建了專用鐵路和高速公路。
2010年8月,富士康投產后短短2年的時間,鄭州的進出口總額一路攻城拔寨,甚至超過了武漢,在中部地區摘得桂冠。
2011年的時候,鄭州的進出口總額是低于武漢的,但到了2012年,鄭州的進出口總額為358億美元,武漢的進出口總額為207億美元,鄭州對武漢實現了大副度超越。
據數據顯示,建廠以來,鄭州富士康累計進出口額約占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占鄭州市的比重達80%。
誰也不能否認富士康推動河南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帶來了大量上下游配套企業和解決了大量就業。
就以上好處嗎?不對。
別忽略了富士康對鄭州產業結構升級起到的重要作用,富士康來之前,鄭州電子信息產業的產值也就100多億,而如今,鄭州航空港區的電子信息產業產值就突破5300億元了,發展速度不可謂不快。
正因為富士康在河南、在鄭州的外貿比重如此之高,所以在坊間,談論鄭州與河南太依賴富士康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其實從富士康這次加碼投資河南這件事上,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隱性危機”,我感覺這是一次被迫的選擇,因為印度和越南實在太糟糕了!
河南的外貿過度依賴富士康,讓我想到了一個詞,叫“荷蘭病”。
啥是“荷蘭病”,就是一個地區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衰落的現象。
雖然河南不是賣資源的,但外貿過度依賴富士康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上世紀60年代,荷蘭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然后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產業,并瘋狂出口,經濟異常繁榮。
石油、天然氣產業又賺錢又受國家重視,發展的突飛猛進,同時就嚴重打擊了荷蘭其他工業部門,削弱了其他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到了70年代,這種單一賣資源的出口模式受到了國際市場的波動,隨之而來的就是荷蘭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增加。
所以河南目前的情況,應做到一方面歡迎富士康加大投資,一方面加速培育更多的支柱產業,除了電子信息產業之外,河南的汽車產業、裝備制造、新材料、現代食品與加工等優勢產業都得提速了。
除了產業以外,還有向外的貿易通道務必要更多元,富士康的入駐推動了電子信息產業快速發展,電子信息產業快速發展又推動了鄭州航空運輸的快速發展。
但鄭州不能只盯著航空運輸,還應大力推動河南各地的中歐班列向西進發,把鄭州國際陸港提能升級,建設成為連通國內外、輻射東中西的物流通道樞紐。
從2013年7月開通算起,中歐班列(鄭州)已累計開行超過8400列,通達歐洲40個國家140個城市,進出口貨物主要是電子產品、機械設備、醫療器械、飛機制造材料、服裝家居等1300多種。
雖然成績還不錯,但河南在中歐班列上還有很大潛力可以挖掘,相比富士康貢獻的進出口占比,相比傳統制造業外遷的可能性,對于河南來說,時間是緊迫的。
河南得提前做好若干年后,富士康轉移到其它國家的準備。
不轉移,當然很好,轉移的話,至少還有兜底的,兩手準備吧,從產業和貿易通道都要兜底。
要知道今天的印度和越南,不代表明天的印度和越南,今天的東南亞和南亞的情況不代表明天東南亞和南亞還是這樣,資本是逐利的,眾多代工工廠搬遷到成本更廉價的地方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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