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人楊汝士，元和四年（809）登進士第，又應(yīng)制舉博學(xué)宏詞科及第，其后歷任右補闕、職方郎中、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等清要職務(wù)，位至尚書。其諸子亦皆登進士第，仕宦“皆至正卿”。到懿宗咸通年間（860—874），楊氏子孫在朝廷和方鎮(zhèn)任要職者十余人，楊家成為奕世富貴的“昌族”。所居長安靜恭里，“并列門戟”（《舊唐書·楊虞卿傳附汝士》），儼然一派門閥氣概。

前面說過，科舉制終結(jié)了貴族政治，這是從科舉制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劃階段意義上立論的。可是，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由于皇帝世襲特權(quán)和皇室貴族、功臣貴族的存在，使得官僚們一般都羨慕并追求貴族特權(quán)。史載：李義府“既貴之后，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舊唐書·李義府傳》）。又“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及后與張氏為親者，乃為甲門”（《唐國史補·卷上》）。這些，都是新興官僚努力追求門閥化的表現(xiàn)。

科第入仕者追求貴族特權(quán)的努力，最終由國家政策加以承認(rèn)和保障。前面提到的唐敬宗寶歷元年（825）詔制，規(guī)定“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就說明自敬宗以來，進士官僚已成為享有部分貴族特權(quán)的新貴。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朝廷確定任子官制。按規(guī)定，高級官員不但子及孫可得官，并且近親、異姓親乃至門客、醫(yī)士皆可得官。樞密使曹彬死，其親族、門客得官者十余人。曾任宰相、節(jié)度使的李繼隆死，其門下得官者二十余人。故在宋代，一人做大官，則子孫親族均可得官。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朝廷規(guī)定：郎中以上官員致仕（退休），賜一子官。天圣十年（1032），又規(guī)定：凡員外郎以上致仕者，以其子試秘書省校書郎。如無子，則降一等賜其嫡孫或弟侄一人授官。如果官員有請求致仕而尚未來得及任其子孫為官卻忽然死亡者，朝廷仍賜其子孫以官。這雖然是為了鼓勵官員致仕，但卻把任子特權(quán)擴大到了中級官員。

宋初宰相范質(zhì)，其侄范杲以門蔭入仕，一年光景，就升到六品官。范杲還不滿足，寫信給范質(zhì)，要求升更高的官階。范質(zhì)寫了一首《誡兒侄八百字》的長詩寄給范杲，詩中說：

爾得六品階，無乃太為優(yōu)。

凡登進士第，四選升校讎。

歷官十五考，敘階與爾儔。

如何志未滿，意欲凌云游。

“考”即考績，一年一考績。這里作了一個比較：由進士入仕，一般情況下，歷十五年才能升到六品官階。然而進士致身卿相以后，其子侄由門蔭入仕，僅一年就超升至六品。連范質(zhì)都覺得太過分了。他擔(dān)心兒侄們因為躁進招來禍患，所以讀了范杲的信，“省之再三嘆，不覺淚盈眸”。他告誡子侄：“爾曹當(dāng)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名勢不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還有替！”因為此詩懇切周詳，故“時人傳誦以為勸誡”（《宋史·范質(zhì)傳》）。由范杲的遭遇和范質(zhì)的詩，可以看出科舉官僚制下，官僚士大夫命運的浮沉不定，以及進士官僚貴顯以后所享有的貴族化特權(quán)。

這種進士新貴形成以后，不但通過門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近似于貴族的世襲特權(quán)，而且實行排他的貴族主義。如大中七年（853），崔瑤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榜出，率皆權(quán)豪子弟”（《登科記考》卷二十二）。又如宣宗時貢舉，及第者“率多膏粱子弟，平進［平民登第］歲不及三數(shù)人”（《北里志序》）。當(dāng)晚唐進士科最盛之時，恰恰是進士出身的新貴排抑寒士最烈之日。科舉制與過去的選舉制的主要區(qū)別，乃是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即為讀書人提供平等競爭的入仕機會。然而進士官僚的貴族化傾向，導(dǎo)致新貴們不惜破壞科舉制的原則，公然舞弊，操縱貢舉，以求世代顯貴，形成新的特權(quán)階層。雖然唐后期進士官僚貴族化的趨向，在宋代得到遏制并加以扭轉(zhuǎn)，但宋代官僚所享有的恩蔭特權(quán)以及官戶免役的特權(quán)，說明宋代官僚仍然存在著貴族化傾向。

官僚貴族化的傾向，還在官僚集團內(nèi)部關(guān)系上表現(xiàn)出來。《唐語林》卷四記載：

裴相為宣州觀察［使］，朝謝后閑行曲江，荷花盛發(fā)，與省閣諸公同游。自慈恩至紫云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人］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fù)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先坐于水次者］奔走而去。［裴］一席皆歡，聞?wù)叽笮Α?/p>

廣德縣令以官自傲，固然可厭。但如果宣州觀察使遇見的不是縣令，而是宰相，則“奔走而去”者將是自己，而“一席皆歡”者將是別人。官場中的等級關(guān)系如此森嚴(yán)可畏，以致那位宣州轄下之廣德縣令不敢去廣德任職，而請求吏部改任為羅江縣令。此事在當(dāng)時社會上廣為傳揚——

宣宗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為笑樂。及即位，裴為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唐語林》卷四）

不難想見，裴當(dāng)時該有多么得意。人們對于小官因不知情而在大官面前倨傲出丑，如此無情地加以嘲弄，固然表現(xiàn)了世人對于擺官架子的厭惡；但不嘲笑官吏擺架子于百姓之前，不嘲笑大官擺架子于小官之前，卻嘲笑小官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擺架子于大官之前，則分明承認(rèn)官架子是有等級的。這說明官僚制取代貴族制以后，貴族主義的等級原則和等級觀念，被官僚們當(dāng)作寶貝繼承下來了。正是官對于民的特權(quán)和官品等級特權(quán)，使科舉官僚政治發(fā)生貴族化的傾向。

官僚貴族化的結(jié)果，導(dǎo)致官僚的特權(quán)意識，也導(dǎo)致了崇拜官僚權(quán)力的世俗心理。唐玄宗李隆基在擔(dān)任潞州別駕時，有一次入朝京師。暮春時節(jié)，游昆明池，遇豪家少年數(shù)人。一少年提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李隆基高聲自報：“曾祖天子［太宗］，祖天子［高宗］，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聞?wù)Z“驚走”，“不敢復(fù)視”。（《唐語林》卷四）

那么是不是科舉制沒有沖擊貴族主義呢？也不是。當(dāng)秦漢時期官僚制代替貴族制時，就以官職的可變動性和非世襲性，同貴族制區(qū)別開來。然而，史載李廣罷官家居時：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于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史記·李將軍列傳》)

當(dāng)李廣罷職時，他對霸陵尉雖不滿，卻委屈容忍；而一旦得居高官，即以誅殺相報復(fù)。這件事，反映了官僚制下官吏職務(wù)的可變性和人際關(guān)系的可變性。而與這可變性形影不離的，是等級原則的不變性。這說明，貴族主義的等級原則和特權(quán)意識已經(jīng)滲透到官僚體制的每一個細(xì)胞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僚制度，以九品中正制下的門選，以及士庶在官場上的清濁分途，造成入仕機會和仕途升遷上的不平等。科舉制改變了這種情況。它以文化考試選官，確立了入仕機會平等的原則。雖然這個原則在唐代僅是部分地得到體現(xiàn)，但其劃階段的意義是重大的。到了宋代，這個原則基本上得到貫徹。然而，唐后期進士官僚仕宦通顯的情況，在宋代進一步發(fā)展，以致官場上科第出身者與非科第出身者之間，窮通迥別。這種情形，有似于門閥政治下的清濁分途。此后，直到清末廢科舉，迄無改變。所以，科舉制主要是在入仕原則上排除了貴族主義，而在官場中，卻保持了貴族主義。

何以科舉官僚政治會有貴族主義的靈魂？這是因為專制主義離不開貴族主義，否則皇權(quán)崇拜將冰化雪消。也是因為在科舉官僚制下，貴族主義的等級觀念和特權(quán)意識，獲得了最佳存在形態(tài)。前一點不言自明，后一點則需加以討論。

科舉制下，讀書做官，“四民”中的士，因而獲得了高出于農(nóng)、工、商的社會地位和優(yōu)越意識，士人因此而與民眾相分離，并且在精神上貴族化了。科舉制為士人打開了由讀書進入官場的大門，每一個士人都可望致身于青云之上。唐時，應(yīng)進士舉者，被世人稱作“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雖然，唐代應(yīng)進士舉者，每年平均在千人左右，而及第者平均在二十五人左右。“白衣”轉(zhuǎn)變?yōu)椤肮洹被颉耙黄贰闭撸谑咳巳褐辛热舫啃恰５珮O小的可能性卻因機遇上的偶然性，使得士人們莫不懷有僥幸心理，因而在夢想中各自編織輝煌的人生前景。歐陽詹《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應(yīng)舉》詩云：“前程心在青云里”，這是應(yīng)舉士人的普遍心態(tài)。這種情況，隨著宋以后科舉錄取名額的增加，以及進士官僚在仕途上優(yōu)越地位的提高，而愈益嚴(yán)重。窮書生馮京游學(xué)余杭，遭官吏凌辱，憤而賦詩曰：“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fēng)。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泊宅編》卷上）由此詩，可知馮京對自己的將來充滿信心。這是因為有科舉制為他提供入仕的機會。他后來果然由科舉而做官，一直做到參知政事（副宰相）。于是此事傳為佳話。但馮京憤慨的是庸吏不識暫時潦倒的英才。假若庸吏凌辱的是一個平庸的書生呢？假若馮京后來沒有登第，沒有顯達(dá)呢？故此詩的精神，不是反對勢利，而是感慨才士不遇，企盼一日折桂，直上青云。馮京的不凡氣概，來源于他相信自己能夠經(jīng)由科舉飛黃騰達(dá)，從而在這個勢利社會中致身高位。他傲視的，不只是庸吏，而且有“天下蒼生”。他感慨的，不是人情勢利，而是勢利的人們不能認(rèn)識他這個未來的大人物。正是由于有了科舉制，才使得馮京在處于貧士的地位時，就已經(jīng)有了貴族的精神。由此可見，科舉制雖然帶來入仕機會的平等，卻沒有改變社會的等級制原則。

科舉制與官僚制的結(jié)合，使科舉制的平等原則與不平等的等級精神結(jié)合起來，科舉制使士人獲得了成為特權(quán)者的客觀條件，士人因此追求特權(quán)，擁護特權(quán)。所以，科舉制下，不但官場中人奉行貴族主義，而且尚未入仕的濟濟士人，也都懷著貴族意識，即所謂“致身青云”的心理。如果說，在貴族政治下，貴族主義僅限于貴族中人，那么在科舉官僚政治下，貴族意識卻普及到廣大士群之中。

科舉官僚制下，未入仕的士人同官僚之間，以及官場中大小官之間，一方面，按照等級制的原則，存在著上下尊卑關(guān)系；另一方面，卻由于機遇的偶然性和命運的多變性，在具體的人與人之間，其上下尊卑關(guān)系是可變的。南宋時，章良能、章良朋兄弟家貧，就讀于鄉(xiāng)校。這個鄉(xiāng)校與宰相沈該家相鄰。隆冬時節(jié)，嚴(yán)寒逼人，章氏兄弟“衣不掩脛”。沈家子弟看了，譏諷說：“此人會著及脛衣！”可是，章氏兄弟后來皆由科舉而入仕，并且很快顯達(dá)。沈家卻由富貴轉(zhuǎn)貧賤，竟至不保居室。而購買沈家住宅的，正是昔日的窮學(xué)生章良朋。（《癸辛雜識》別集卷上）沈、章之間的富貴貧賤關(guān)系變了，但社會上富貴貧賤的等級區(qū)別仍在。這種制度上不變的等級原則和具體人際關(guān)系上的可變現(xiàn)象，雖然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后一種情況不但不抵消前一種情況，而且還是前一種情況得以長存的主要原因。為士與為官的不確定性，以及為小官與為大官的不確定性，使得為士者一般都追求為官，卻不反官；為小官者一般都追求為大官，卻不反大官。科舉官僚制下的貴族主義，恰恰是借助于個人命運的可變性，而深入于官場，也深入于士群。

以傲骨著稱的李白，豪邁地唱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夢游天姥吟留別》）這是因為在科舉官僚政治的唐代社會，文章可以致身。李白滿懷信心地宣稱：“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正是后一種情況，使他能夠不屈于權(quán)貴。這種傲骨，其實不具有反特權(quán)的意義。自唐至清的古代士人中，不少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此種傲骨。這是科舉制帶給古代士人的精神支持。但是，這種精神支持不是淡化而是強化了士人的為官意識。所以，科舉制與專制主義的官僚制的結(jié)合，杜絕了古代中國政治通向民主化的道路，斬斷了士人平民化的一切可能。

再者，科舉制下，做官憑文章不憑出身，農(nóng)、工、商之子弟亦可經(jīng)由讀書而做官，這樣，“龍門變化人皆望”（《全唐詩話》卷六），不但是士人之常情，而且也是世俗之常情。《古今楹聯(lián)拾趣》載：明代才士邱浚，少時家貧。某顯貴蔑視他：“誰謂犬能欺得虎！”邱傲然回應(yīng)：“焉知魚不化為龍！”“虎”欺“犬”，這是當(dāng)時社會的等級原則；“魚”化“龍”，這是科舉制度帶來的平等入仕機遇。雖然“魚”之化“龍”甚為少見，但“魚”渴望化“龍”，卻使貧窮的讀書人在處于“犬”的地位時能不怕“虎”。科舉制與官僚等級制的結(jié)合，使科舉制的平等入仕原則，與不平等的等級精神結(jié)合起來，也就是“魚”化“龍”和“虎”欺“犬”結(jié)合起來，引一切為“魚”為“犬”者到爭取為“龍”為“虎”的路上去。“望子成龍”遂成為社會上人們的普遍心理。雖然成“龍”者極少，但渴望成“龍”的心理，卻驅(qū)使士、農(nóng)、工、商莫不希望自己的子弟成“龍”。所以，科舉制所牢籠的，絕不僅僅是士人。正是由于科舉制為平民百姓提供了改換門戶的可能性，故科舉制將古代中國的平民百姓引誘到爭取做官特權(quán)的道路上去。于是，古之人無論為農(nóng)、為工、為商，只要家境稍裕，即培養(yǎng)子弟讀書做官。而一旦為官，即儼然一副高于農(nóng)、工、商的特權(quán)者姿態(tài)。《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不過中了一個秀才，他的岳父胡屠戶當(dāng)即指點一番：“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tǒng)來。……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xué)校規(guī)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后來范進中了舉人，胡屠戶遂尊之為“賢婿老爺”，更以為臉上增光：“我那里還殺豬！有我這賢婿，還怕后半世靠不著也怎的？”胡屠戶的鄙俗固然可笑，但他反映的卻是科舉制下普遍的世俗心理。科舉制無疑削弱了中國一般平民對于民主的追求。

科舉制與官僚制相結(jié)合，特權(quán)意識污染了整個社會。古代農(nóng)民起義軍中，也是實行等級制度。梁山泊一百零八將，從第一位頭領(lǐng)宋江到末一位頭領(lǐng)段景住，座次井然，都各安其位。太平天國官制，等級層次之繁多，有甚于清王朝。魯迅痛切地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都?xì)w結(jié)為爭奪“金交椅”，而不是取消“金交椅”。換來換去的，只是坐“金交椅”的人，而“金交椅”的特權(quán)地位如故。科舉制造成了這樣的社會心理，即特權(quán)地位是可以爭取的，因而特權(quán)制度是不必反對的。試讀古代的小說戲劇，平民遭受官府壓迫時，或者寄希望于自己科舉及第改善境遇，或者寄希望于別的官特別是更大的官主持公道。無論是自我奮斗還是清官公斷，都是科舉官僚政治下可能出現(xiàn)的奇跡。但這樣一來，也就緩和了人們變革等級特權(quán)制度的要求，銷蝕了人們反對專制主義的官僚制度的斗爭精神。

這是科舉官僚政治帶給中國社會的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

本文選自《科舉與士林風(fēng)氣》（王炎平 著，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