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Watkin's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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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尚武精神”，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軍事強權所必然具有的人格特征。古代西方的羅馬帝國，就以偉大的競技場，作為培養羅馬人對血腥活動的崇拜感情的始發站。歷史上被羅馬的國家機器判處死刑，束縛手腳，葬身于猛獸之口下的人可謂不計其數。然而，古羅馬角斗場并非像我們刻板印象中的那樣“武松”輩出，常有高手在持械或徒手格斗中反殺猛獸的情況——真實的古羅馬角斗場，仍然是以人與人之間的廝殺作為活動的中心，而在被束縛活動能力的罪犯與猛獸之間幾乎不存在“搏斗”，稱得上是“率獸食人”。如果我們將視角轉移至東方，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東方的漢帝國，才是那個喜歡看“人斗獸”的家伙。如果你能夠為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皇帝們所安排一場會面，那么，你也一定會聽到他們爭論東西方斗獸活動之間的娛樂性高低。漢朝時期的“角斗”活動究竟是什么樣的？接下來，就讓我們一探究竟。

中國角抵、擊劍、斗獸活動的歷史

“角抵”，即雙方以角力、摔跤的方式較量勝負的一種體育運動，其成規模的競賽在中國古代出現的時間，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僅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學者、儒士意圖借助對上古舊例的追溯而讓“武戲”所納入“禮”的活動中，主動參與軍事訓練活動，以提高禮學地位的政治目的。

此外，《管子·七法》有言：“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也向我們說明了角抵在當時屬于一種較為可靠且泛用的軍事選拔手段，且不同于《禮記》所言的“孟冬之月”，主要在春、秋二季進行，與秦、漢時期的“試射”活動同時。

“角抵”一名，至南北朝、隋唐時期仍在使用，南梁時期的任昉認為其來源最早可以追溯至遠古時期的蚩尤，取“以角牛抵人”之意，《述異記》曰：“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斗，以角牛氐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制也。”

而“角抵”的招式，最早的記載見于春秋時期的南宮長萬殺宋閔公一事，《公羊傳·莊公十二年》：“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力士之間的私下比賽，則見于《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也。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進之。’”

▲（戰國時期的角抵活動，可以看到，角力雙方的著束均為長褲）

▲（出土鳳凰山秦墓木篦《角抵圖》，可以看到，角力雙方的著束均

角抵活動最初進入宮廷視線的時間，可以明確為秦二世時期，《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優俳之觀。”

班固在《漢書·刑法志》中，據此認為：“春秋之后，滅弱吞小，并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于淫樂中矣。”

盡管班固對于角抵戲的“反禮”特征持批判態度，但也同樣肯定了其“治兵振旅”的作用，并認為漢元帝（公元年前48——前33年在位）時期“始罷角抵”對國防事業不利：“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不過，元帝時“罷角抵”也并非是官方下令對所有與“角斗”有關的事物均予以禁絕，事實上，直到漢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年間，仍有“上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罔羆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的記載，只是參與“角斗”的人員，從需要漢廷出資供養的斗士，轉為了異邦的來朝胡人而已。

東漢時期，由漢帝國官方組織的角抵戲仍有記載，并呈現出自“罷角抵之戲”以后的復興態勢，《后漢書·東夷列傳》、《后漢書·南匈奴列傳》：

“順帝永和元年，（扶余）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

“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給彩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

《后漢書·禮儀中》亦載：“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可見，參與者主要為中國斗士的“角抵之戲”已再度為帝國宮廷所接納，成為一大重要的娛樂活動。

此外，成文于戰國時期的《莊子·說劍》一篇，盡管被多數人所公認為偽作，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所存在的，主要由民間士人所參與，舉辦場地設于宮廷內部的劍術比賽：“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余人，好之不厭”、“王乃校劍士七日，死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

對于僅有一夫之勇的參賽者們而言，劍術與勇敢是他們獲取官職、俸祿的唯一手段。

▲（出土河南鄭州新通橋畫像磚，漢代的擊劍）

▲（出土南陽唐河針織廠漢墓畫像磚，漢代的擊劍）

▲（出土山東微山兩城漢畫像石，漢代的劍、盾組合）

此外，漢代的王侯將相，也常有習練劍術、與人較量的經歷。《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元朔五年，（淮南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出土四川新津崖墓畫像石，劍術突刺）

▲（出土江蘇銅山小李村漢畫像石，鉤鑲破戟）

▲（出土江蘇銅山小李村漢畫像石，鉤鑲破戟）

漢初的曲城侯蟲達，更是以劍術而聞名天下，《史記·日者列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

《論衡·別通篇》更是將“曲城之學”與“越女劍”并稱，認為：“劍伎之家，斗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圣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斗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圣之書，有必尊之聲。”

魏晉時期的阮籍，亦有詩云：“少年學擊劍，妙伎過曲城。”曲城侯蟲達的劍術，其在死后數百年猶能有此威名，其人用劍實力之強，也就可見一斑了。

▲（金庸小說中的“越女”阿青）

▲（出土綏德大弧梁畫像石，漢代的擊劍）

▲（出土山東省嘉祥縣滿硐鄉宋山村畫像石，漢代的擊劍）

▲（出土山東微山兩城山畫像石，漢代的大盾、劍組合）

▲（出土安徽宿縣畫像石，漢代的擊劍）

與猛獸之間進行搏斗的體育活動，最初起源于何時已不可考，然其興盛于漢代。卻是無可爭議的。

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商代的紂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漢書·武五子傳》亦記載漢廣陵厲王劉胥“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鑒于漢代時人對于殷紂的描寫，多少帶有一些“以今度古”的意味，我們可以認為，漢代儒士對于“貴人”親自下場與猛獸搏擊之事，是普遍抱有一定反感態度的，所謂“此非人君之所為”也。

▲（出土洛陽金村銅鏡，戰國時期的“騎馬斗虎圖”）

然而，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作為一國之君的漢武帝亦相當喜好狩獵，常常微服出行，與隴西、北地的良家子一同在外射獵，隨行騎士中不乏能夠“手格猛獸”的好手：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粳之地。”

就連漢武帝本人，都有“好自擊熊”的記錄，《三輔黃圖·卷五》：“射熊觀，在長楊宮。武帝好自擊熊。”皇帝個人的不羈性格，無疑影響到了斗獸活動在漢代的興盛。

除緊張刺激，對場地要求相當之高的“人獸相搏”以外，漢代的民間藝術表演者，亦在斗獸活動的基礎上創作出了“象人擬斗”的戲劇表演。

如《東海黃公戲》，就被認為是我國戲劇史上首次直接見諸于史料的，包含具體故事情節的戲劇演出（《莊子》及《史記》中，可能有一部分內容來源于當時的民間戲劇表演，但沒有明確證據）。

東漢張衡《西京賦》：“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狹邪作蠱，于是不售。”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發，立興云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

▲（出土鄭州漢畫像石，東海黃公）

▲（出土南陽縣漢畫像石，象人“斗牛”表演）

秦漢帝國的“角斗”場所

與西方的古羅馬所相同的是，漢代也常常將“斗獸場”作為對犯罪者的處刑場所。不同的是，漢朝允許罪人攜帶武器入場與獸搏斗，若能殺死猛獸，統治者亦可能在心情愉悅的前提下，對其罪行予以寬恕。那么下面，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中國古代的角斗場所到底是什么樣子的。

在中國古代，于皇家領地內專門劃出場所，以用于圈養猛獸的習俗可謂早已有之。如《太平御覽·卷一九七》引《穆天子傳》，就記載有：“高奔戎獲虎，畜於東虞，命曰虎牢”一事。

而《史記·殷本紀》及《管子·輕重》異文（見于《太平御覽·卷八九一》）等文獻，更是將為君王圈養猛獸的傳統，向前追溯至“桀紂”的時代：“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于市，觀其驚駭”。

在漢代，除天子及皇室成員所遍置于天下各地的苑囿以外，漢初分封的諸侯王亦有獸圈，《漢書·枚乘傳》：“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于天子……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在枚乘的話語中，“長洲之苑”的規格甚至要比關中的上林苑還要更高。其所言者，固然因為抱有勸吳王“安享富貴”的目的而多少有些失真，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漢初諸侯國的富庶程度。

漢初所封諸侯王，其國苑囿大抵承襲自戰國時的王家苑囿。位于關中的皇室苑囿，亦早在秦國尚存時便已有記載，《大平御覽》卷一九十七及四八十三所引《列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僅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秦王怒，使置亥于獸圈中。亥瞋目視獸，皆血濺于獸面，獸不敢動。”

據此所言，則“人獸相搏”亦早在戰國時期便已于秦中流行，并作為一種刑罰而存在。

▲（出土河南鄭州畫像磚，持劍斗獸）

據史籍所言，漢帝國置于長安的獸圈實行著分類管理的制度，分別有虎圈、獅子圈、彘圈、射熊館。

《史記·封禪書》載：“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馀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有：“（漢）獸圈九。彘圈一，在未央宮中。”《太平御覽》卷一九七引《三輔故事》云：“師子圈，在建章宮西南。”《漢書·元帝紀》：“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傳世文獻所見漢代的斗獸活動，并沒有固定的舉辦地點，皇帝本人位于何處獸圈觀戰都是有可能的。

關于“斗獸場”的建筑結構，我們參考《漢書·外戚傳》的記載：“建昭中，上幸虎圈斗獸，后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

漢元帝時，在斗獸表演中曾發生過熊“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的意外事件，據此可以判斷認為，秦漢帝國的斗獸場所應與西方的羅馬帝國類似，是觀眾席位于較高處、野獸和斗士們在較低空間格斗的結構。

又參《漢書·李廣傳》：“敢男禹有寵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后訴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累，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

可知漢朝的“角斗士”們進入獸圈的方式是“縋落”，即：用繩子纏住斗士腰間，將之從上往下放。而《史記·儒林列傳》的記載，則說明了“斗獸場”內所使用的兵器，應是由上位者或武庫管理人員所暫時提供給斗士本人：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

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而在這一案例中，我們也得以一窺秦漢時期，中國讀書人所有的不同于刻板印象中“手無縛雞之力”的“材力武猛”之特質。

▲（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武士斗獸”紋銅鏡）

在漢代人的觀念中，舉辦大型的“斗獸”活動屬于一種在國際層面上炫耀自身國力的方式。

如前面提及的《漢書·揚雄傳下》：“明年，上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罔羆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而引導胡人現場學習手搏猛獸之術，將猛獸的肉作為賞賜，贈予在獸圈內得勝的異邦斗士，更是天子威儀加于四海的明確體現。

▲（出土南陽漢畫像石，胡人搏虎）

除此之外，大規模的角抵表演，在漢代亦作為招待外賓的娛樂活動而舉行。

《漢書·西域傳下》：

“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漢迎取少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關于角抵活動的比賽場所，秦二世時為甘泉宮，史有明載。漢武帝時，參《漢書·武帝紀》及上引《西域傳》：“三年在，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置官屬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

可知在漢代，官方舉辦的大型角抵表演活動也允許民眾參與觀賞，且在“上林苑平樂觀”等專門設置的場地中，還有配合角力競賽的音樂演出。

又前引《后漢書·禮儀中》亦有：“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這就是說，”角抵之戲“在東漢時期，已經成為國家歡送軍人退伍還家時所固定組織的競賽、表演節目。而在漢代的城市，亦設有固定的角抵競賽之場所，見張衡《西京賦》：“臨迥望之廣場，程角抵之妙戲。”

與猛獸戰斗的方法

在漢代的畫像石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武士與猛獸進行搏斗的內容，所用武器各有不同，矛、劍、戟、斧、弓、弩、徒手皆有：

▲（出土南陽縣熊營漢墓畫像磚，持矛刺虎）

▲（出土南陽董莊漢墓畫像磚，持矛搏虎）

▲（出土南陽漢畫像石，持劍斗虎）

▲（出土徐州漢畫像石，徒手搏獸）

▲（出土徐州漢畫像石，弓箭射獸）

▲（出土徐州漢畫像石，持斧斗牛）

▲（出土南陽麒麟崗漢墓畫像石，力士伏牛）

▲（出土鄧州長塚店漢墓畫像磚，回馬箭、持戟逐虎）

▲（出土河南鄭州畫像磚，漢代的回馬箭）

結語

在漢代，官方所舉辦的斗獸與角抵活動，觀眾基本為王公貴族、外國使臣，史籍亦明載具體活動地點多位于皇家苑囿內部的“圈”、“館”，其主要作用是展現大國威儀，同時讓皇帝、百官、軍人、市民得到娛樂。

在儒士眼中，僅供娛樂而無德義的“角抵之戲”難登大雅之堂，有礙政治，當年秦武王舉鼎絕臏而死的例子，無疑是最好的反面教材。而角抵、擊劍好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欲謀富貴亦只有參軍這一條路可以走。這就讓“角抵”比賽的賽事價值受到了桎梏。

然據張衡《西京賦》所言，漢代城市內已明確出現組織角抵演出、比賽的體育場所，可見“角抵”活動的娛樂價值，是為武風興盛的戰國、秦漢時期的民眾所承認的。是以盡管帝國官方極少出面讓市民參與觀賞此類規模盛大的娛樂活動。

然而民間的“材力之士”卻常常能在“選軍”之制以外，為自己謀得飯食與名聲。盡管他們還要掌握使用弓弩、五兵的技巧，才能真正成為一名出色的士兵，然而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被稱為大漢帝國最為出色的預備兵員之一。

強盛的漢朝，之所以會為今天的我們所視為古代“武德”的代表，犧牲民間“材力之士”的出路及王公貴族對于“競力”活動的強烈興趣，可以說是一體兩面的存在。而早期中國的體育、娛樂活動，也趁著大一統時代的東風，進入到了一個“和平發展”與“戰爭威脅”所彼此交織共存的全新時期。

參考資料

曹新洲、張吳晗：《漢畫像石中的馴獸斗獸表演及其思想內涵》

金愛秀：《漢代斗獸試析》

孫世文：《漢代角抵戲初探》

任艷花：《漢代武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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