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營養為導向推行飲食優化

　　可持續飲食是一種綜合考慮健康、環境和社會文化因素的飲食方式，它被廣泛認為是解決營養、環境和經濟三難困境的關鍵，這對我國這個人口大國來說尤為重要。近日，農業農村部食物與營養發展研究所動物食物與營養政策研究團隊在《清潔生產雜志》上發表研究文章，揭示了營養導向下我國居民飲食轉變的環境效益。研究堅持營養優化為第一原則，在考慮環境影響、經濟支出和飲食習慣的基礎上，開展了分省份的居民飲食優化及效益評估，對推動食物系統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飲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

　　居民飲食與資源環境和營養健康密切相關。在資源環境方面，食物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生產人類所需的食物需要使用大量且不斷增加的資源，包括水、土地和含氮磷化肥。在營養健康方面，“隱性饑餓”人群數量在我國超過3億，不合理膳食引發的疾病也呈快速增長態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21年，我國主食的消費量下降了36.9%，而肉、蛋、奶、魚和海鮮的消費量分別增長了44.7%、39.9%、406.4%和67.6%。盡管同期人口增長有所放緩，但是這些飲食模式的轉變依然給資源和環境帶來了較大的壓力。

　　同時，受資源和環境制約，我國食物生產壓力較大，食物供求偏緊的局面將長期存在。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1.2畝左右，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歐盟的三分之一。農業是水資源消耗最多的領域，我國農業用水占用水總量的62%。作為世界上淡水資源嚴重緊缺的國家之一，我國水資源短缺的壓力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水平的兩倍。

　　此外，膳食不合理造成慢性病高發。不健康的飲食已經成為我國疾病和死亡發生的主要原因。我國人口超重和肥胖率分別達到34.3%和16.4%，全國成人高血壓、糖尿病和高膽固醇血癥患病率分別為27.5%、11.9%和8.2%。全球已有超20億人處于“隱性饑餓”，“隱性饑餓”對我國3億國人的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農業農村部食物與營養發展研究所動物食物與營養政策中心主任程廣燕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鑒于這些日益增加的資源和環境壓力以及飲食相關疾病的巨大負擔，國人的飲食結構轉變非常必要。

以營養為導向優化各省飲食結構

　　“飲食結構的轉變要以營養為第一原則，同時綜合資源、環境及經濟等多重因素。”程廣燕強調，研究通過建立分省份的飲食優化模型，首次從省級層面開展了飲食優化及效益評估，為分地區的飲食結構優化提供了科學依據。

　　通過研究食物消費現狀發現，我國居民飲食存在很大的地區差異。例如，華北地區谷物、蔬果、雞蛋的消費量更高，禽肉、水產品以及食用油的消費量相對較低；東北地區食用油消費量最高；西北地區薯類消費量最高；華南地區的禽肉和水產品消費量最高。從營養角度看，居民營養狀況良好，但微量元素缺乏問題較為普遍，如鈣的滿足率最低（48.5%），其次是維生素A（70.1%）、鎂（87.5%）。膳食纖維被稱為第七營養素，居民每日從食物中攝入的膳食纖維僅有推薦量的七成。從區域上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營養素滿足率更高，而西部地區的營養素滿足率較低。從環境足跡來看，經濟發達地區和邊疆地區的環境足跡更高，而內陸地區和西南地區的環境足跡較低。

　　基于上述現狀進行飲食優化，雖然所需食物攝入量的變化具有高度的省份特異性，但從總體上看，均需要減少肉類、谷物和食用油的攝入量，增加蔬菜、水果、豆類、薯類和奶類的攝入量。

　　研究揭示，在滿足每日必需營養素推薦攝入量且不超過當前食品支出的情況下，所有地區都能實現可持續飲食轉變。同時，各省的飲食轉變可使中國食品消費的碳、水、土地、氮和磷等足跡分別減少9.5%—25.3%、10.7%—19.1%、22.4%—32.9%、30.8%—40.2%和21.4%—34.5%。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飲食優化，西藏是環境足跡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區，水、土地、氮、磷等足跡均可減少一半以上，但優化后的飲食與當前飲食差異較大，這說明了特定地區飲食習慣與飲食轉變效益之間存在權衡。與之相比，北京和上海不僅實現了環境足跡的大幅減少，而且優化后的飲食與當前飲食差異較小。這說明在北京和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優化后的飲食更符合當地飲食習慣，推行飲食轉變具有較大潛力。

　　“以往我國大多數飲食優化相關研究都是在國家層面進行，很少考慮省級差異的飲食優化研究。”程廣燕表示，這項研究結果強調了省級飲食優化的重要性，可以極大地提高可持續飲食轉型的接受度和可行性，指導個人改變他們的食物消費行為，并為政策制定者提供適合區域飲食習慣的食物政策。

多措并舉引導食物消費結構轉變

　　推廣可持續飲食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在推動飲食結構優化和引導食物消費結構轉變方面，程廣燕提出了幾點建議。

　　進一步優化國家膳食指南：結合中國人群的飲食習慣，制定針對特定區域的飲食指南；在考慮營養健康的前提下，將飲食的環境可持續性納入膳食指南。

　　強化政策激勵導向：可以嘗試對肉類、食用油等消費品制定一些限制性政策，對乳制品、蔬菜、水果等消費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從政策層面引導食物消費結構轉變。

　　發展營養導向型農業：在生產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營養導向為理念，以資源稟賦為出發點，加快食物系統轉型，推進營養導向型生產體系、加工體系和消費體系建設，提高優質農產品供給。

　　加強居民食物消費監測：從消費端切入，跟蹤居民食物消費現狀與趨勢，總結食物消費結構變化的時空特征及規律，密切關注居民飲食新變化。

　　推廣營養標簽制度：將營養標簽使用范圍進一步拓展到生鮮農產品、外賣類食品等，以鼓勵和引導大眾在日常生活中選擇更營養健康的產品。國際上，不同形式的食品包裝正面標識被廣泛使用。比如英國政府推出的“紅綠燈”制度，旨在告知消費者產品含有多少的脂肪、鹽分和糖。其中，紅色表示食品中含有不利于身體健康的成分，黃色表示某種成分含量不高不低，而綠色則表示某成分在食品中含量低，有益健康，以此來幫助消費者在食品的營養成分上更好地做出選擇，這種做法值得借鑒。

　　推動精準營養普及：精準營養是必然趨勢，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個性化的營養“處方”。目前，更多的“處方”獲得途徑主要是醫院營養科，需求者多集中在患有疾病等特殊人群。因此，推進精準營養的普及，需要進一步簡化流程，讓更多人主動尋求營養“處方”，并更易獲得，使精準營養在改變飲食習慣中發揮重要作用。

　　加強宣傳教育引導：從娃娃和掌勺人開始緊抓健康飲食教育，把握好食育進校園、進家庭兩個關鍵環節，加強主流媒體和權威機構的食育宣傳，加大主流科普團隊培養。“科普教育要注重權威性和準確性，避免誤導產生不良影響，這也需要有關部門加強監管與約束。”程廣燕表示。（孫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