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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虎”歸山。

張耀從警局回到豪宅，來到奄奄一息的“父親”面前。

昔日毒辣猖狂的毒梟穆坤在死亡腳下不再設防，將家底和盤托出，但他沒想到，眼前“唯一的骨肉”正是最痛恨他的復仇之人。

張耀不動聲色逼近，眼中冷意如刀，一句“我不是你的兒子”，殺人誅心；再一句“你的販毒集團將會成為你的陪葬品”，送上最諷刺的墓志銘。

故事說到這里，大仇得報，爽感拉滿？

別急，情勢再次陡轉——

律師當眾宣布遺囑，穆坤已將集團傳給“親生仔”（假冒版），話未說完，一槍爆頭。

爭權奪位的人，來了……

短短幾分鐘，一波三折，一顆子彈拉開又一輪瘋狂的大幕。

電影《重生》的快節奏、多反轉，可見一斑。

吸引觀眾的還有人物群像——張耀退役特種兵爆改大佬私生子，與緝毒隊長安渡聯手做局，局中人還有賣命求生的“毒蟲”巴萊、穆坤充滿野心的養子赫塔等等。

而我與《重生》的編劇之一顧浩然的對話，從律師一角開啟。

誰？

沒錯，就是前文中被爆頭那位。

顧浩然說，他知道觀眾的注意力不僅會聚焦于主角，案頭工作必須做到極致，比如寥寥幾個鏡頭的律師也擁有自己的人物小傳。

在犯罪集團之中，“他有一種單純而偏執的忠誠”，“明知道必死，卻還是在最后關頭站在了穆坤和他繼承人的立場。”

顧浩然覺得，“在那么一個煉獄一樣的環境里，有一個這樣的人挺有趣的。”

有趣，在于打破常規，也在于在觀眾心中埋下追問和浮想的種子。

當然，還有另一個有趣的點：這位律師正是由顧浩然飾演的。

子彈

截至8月31日，電影《重生》票房已突破3億元，在這個有點冷的暑期檔，它火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重生》是編劇顧浩然和導演、編劇兼領銜主演馬浴柯的第三次合作。

顧浩然形容自己和馬浴柯很投緣，兩人生活中意氣相投，審美有同步感，創作上也惺惺相惜，相互推動。

上一部合作電影《怒潮》，馬浴柯曾透露是“前后六次準備開機，六次被迫叫停”，顧浩然始終與他一道泅渡這條湍急的巨河。

《怒潮》于去年底上映，以黑馬之姿跑出2.29億票房。

回憶起那個黑吃黑硬碰硬的犯罪故事，顧浩然認為最重要的是電影的魂兒——“反抗”的主題貫穿始終。

同時，他也吸取了一些經驗，用于升級《重生》的文本創作。

比如，一上來就交代了張家輝飾演的張耀的背景，“先讓觀眾有抓手，再進入故事。”

更重要的升級，或者說，更進一步的探索，在于故事概念和題材上的微創新。

尤其是前者——在顧浩然的描述中，我找到了觀影時毛骨悚然的源頭。

“一座毒梟與貪腐官員只手遮天的罪惡都市，上面歌舞升平宛若天堂，下面茍延殘喘如同地獄。四通八達的下水道就像是毒梟的觸手，將吸毒者的家屬們當成血袋吸食。這些家屬像螻蟻一樣生活在下水道，如同一座蟻巢，但最后這些螻蟻正是借助了這些觸手推翻了販毒帝國。這就是我們最初的概念。”

瘋批重生文+高端復仇局的爽感Buff只是表層，《重生》中有對人性的深剖，有對欲望的審視，底層邏輯則鋒利又不失溫度：在人吃人的罪惡帝國中，在“頂層”制訂的游戲規則下，最渺小的人是否可能完成反抗？以憤怒為燃料，以生命為代價。

基于這個概念展開，能感受到《重生》的血液中流淌著強烈的情緒。

顧浩然坦陳，情緒的奔涌、貫穿也算是“我們的風格”。

在寫劇本時，三位編劇做了很多功課，包括采訪緝毒警、吸毒人群，看大量真實紀錄片，實地勘景等。

電影里許多駭人的畫面和情節，都有據可考。比如開場時的犯罪鏈條蒙太奇，充滿暴力與墮落的廢棄“黑樓”，還有住滿吸毒者及家屬與無家可歸人群的下水道，搭建靈感來源于拉斯維加斯的“鼴鼠人”。

“可以說所有情節的設置都不是憑空捏造的，都是有史可查的。就像我們在《怒潮》里的一段話，在這個世界不為人知的角落，存在著我們難以想象的罪惡。”

做過一些采訪后，顧浩然決定把吸毒者家屬這個群體作為故事的基石——他們一方面被迫承受絕對的罪惡，一方面堅強求生，但很少有影視作品呈現他們的煎熬。

于是，故事層層鋪陳，謎底層層揭曉——第一層是患有絕癥的毒梟尋找失散多年的兒子，從而引起販毒集團內外的爭斗；第二層是張耀與安渡攜手鏟除販毒集團，很快作為明牌揭開；在狼子野心展露之后，以張耀為首的“復仇者聯盟”掀開一角，也揭開故事的核，原來，住在下水道中的吸毒者家屬早就聯合起來，誓要將貪腐勢力連根拔除。

三層翻轉，交織著對毒品的滔天恨意和人在極端環境下迸發出的極致生命力。

顧浩然說，電影中的每個翻轉都有鋪墊。“我盡量讓爽感和表達相輔相成，爽感一定是建立在邏輯合理和情緒流暢上的。”

比如最后“下水道群體”集體復仇的翻轉，其實一開始就有鋪墊，過程中也不斷有鏡頭暗示。包括吸毒者家屬被逼債、被欺辱，住在下水道中如入活地獄，尊嚴和電燈一樣被切斷。看到這些，便能體會為什么張耀要不惜一切代價，“洗干凈這座城市”。

電影的結尾，人們走出下水道，外面是陽光燦爛，而當他們回頭望去，下水道里依然是陰暗殘破。

這是顧浩然和《重生》想提出的問題：罪惡真的可以徹底斷絕嗎？

重生意味著新生，是正義精神的永存；重生也意味著再來一次，是欲望和貪念的無限循環。

而當下水道走出的女孩采了兩朵花，插在曾被張耀重新點燃的發電機上，又賦予重生新的含義：是希望，浴火重生的希望。

這個沒有答案但有無垠希望的結局，是電影人的悲憫。

也許，復仇從不是童話的結尾，而是意志的結晶。

蠟燭

帶著已知的結局回首《重生》，會察覺更多幽微的瞬間，指向人性的不同面向。

最擊中我的，是張耀、南茜、巴萊親手編織了自己的結局，他們是組局者，也是歃血者。在用鮮血點燃復仇的火把之后，死亡成了重生的序曲。

電影中有一句臺詞出現了兩次——“給你講一個故事”，我曾理解為，這是張耀和安渡作為曾并肩的戰友和對方最強大的敵人發出的宣言，也是來自兩個世界的對話。

顧浩然提醒了我另一個細節：角色的目光是沖著鏡頭的，“更像是他們倆試圖與觀眾的交流”。

張耀身背公義與責任，他一早就寫好了自己的結局，只是這些經歷需要被記錄、被傳承，當他的目光轉向觀眾的一刻，大銀幕前的你我都成了見證者。

安渡在臨死前發出的質問，“這個世界原本不就是這樣嗎”，則是他扭曲而悲劇性的一生的判詞。直至死亡，他淬了火與毒的世界觀才徹底崩塌。

其他角色的結局同樣有著復雜的余味。

比如一心想繼承穆坤的赫塔，是被穆坤的雕像砸死的，諷刺力度+max.

而穆坤自己，被疾病奪去了虛無的尊榮，他迫切需要抓住唯一缺失的親情，去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于是，他主動露出自己的軟肋，成就了張耀復仇的突破口。

顧浩然很喜歡那一句臺詞——“我不是你的兒子，我叫張耀。”張耀褪去沙旺的皮，回歸真實的自我，用最平淡也最具烈度的話語對一條生命背后無數的罪惡作出審判。殺人誅心，是因為他和無數毒品受害者的心，早已在刀山火海走過輪回。

儀式感，是我對《重生》中人物命運和結局的直觀感受。

顧浩然肯定了這一點，他說自己喜歡寫群像，也喜歡給每個人物儀式感，“不論善惡都是眾生，他們的生老病死應該有儀式感，就像我覺得電影就應該去電影院里看。”

顧浩然是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出身，大學畢業后他參演了賴聲川的《如夢之夢》。

“在一個故事里，有人做了一個夢；在那個夢里，有人說了一個故事。”

整臺《如夢之夢》長達八個小時，除了主要角色，還有幾百個構建故事的角色，每位演員分演二十幾個。很多演員一開始就好奇：結尾時每個人都捧著蠟燭站成一圈，在故事的最后一起吹滅，有什么意義？

直到烏鎮戲劇節，賴聲川導演作出了解答。

“他說《如夢之夢》從臺北到巴黎，從當代到民國，大家每天都跟觀眾一起入夢，像在一個輪回中，每個演員二十幾個角色，都在完成自己的輪回，且只有一次，謝幕就徹底結束了，第二天重新開始，所以結尾的吹蠟燭就像是在向角色、向今天、向觀眾告別。聽到這些所有人都沉默了，后來每次吹蠟燭都能感受到集體的一種情緒和能量場。”

顧浩然認為，那一天改變了他的戲劇觀。戲里，一根蠟燭一個故事；戲外，擎著蠟燭的顧浩然，點亮了自己的前路。

從舞臺轉做影視，他說本質上沒有區別，作為編劇的職責和目標都是好好給觀眾講故事。

當然，表演經驗對創作有一定助力，比如在劇本寫出來后，顧浩然、馬浴柯和另外一位編劇灝喆每一場戲都會排演一遍，推敲出最契合的人物臺詞和動線。

排演中會有忍不住笑場的時刻，但結果總是好的，劇本的節奏、人物的呼吸感在不斷調整中有了形和魂。

復雜的人物和人性的角力，是編劇為自己制造的“甜蜜困難”，當寫出的角色與好演員雙向奔赴，又成就了編劇的成就感。

顧浩然回憶起一個細節，阮經天進組時帶了一本書，上來就跟他和馬浴柯討論：死亡是什么？

那一刻他驚覺，阮經天作為演員已經不再停留于對角色表面的塑造，而在追求很深的東西去為角色建構血肉靈魂。

《重生》上映后，很多觀眾將阮經天飾演的安渡與《周處除三害》中的周處對比，將他們一同歸入瘋批賽道。

在顧浩然的理解中，這兩個角色有著本質的區別。

“周處的癲是于絕境中放飛的，安渡的瘋是極度壓抑出來的。周處是相對自由的，安渡是被牢牢束縛的。”

“如果周處像一顆隨時引爆的炸彈的話，安渡更像是一顆定時炸彈，他強迫自己遵守當下的秩序，是為了建立自己將來的秩序。”

幾句話精準地歸納角色的迥異，又肯定了演員的多重可能。

我再次想起安渡那句臺詞：這個世界原本不就是這樣嗎？

這個世界原本是什么樣子？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輪廓。

做編劇的幸運與幸福也在于此——以筆為翅，可以自由地探索這個世界有多少種樣子。

閑筆

與顧浩然聊天，不需要客氣的熱場或者“商業互吹”。得知我們年齡相仿后，他聲音提高八度，“可以敞開來聊了！”

近兩個小時的談話，他的娓娓道來里始終洋溢著大大的坦誠與小小的雀躍。一個“很少有機會與其他創作者交流”的infj，在遙遠的共鳴顯現之時，敞開了他的心。

談話漸漸漫無邊際，他說起喜歡的戲劇、喜歡的電影、喜歡的作家……這些喜歡都指向同一個起點，亦是同一個終點：創作。

顧浩然接下來的創作方向是現實主義題材。“在境外犯罪方面深耕了好幾年了，我想后面落地一些，回到現實主義題材，多觸及一些社會性話題。”

“還想嘗試更多類型的創作，科幻、玄幻、愛情，有新鮮感和創造力的，特別的故事，都可以。”

當然，懸疑是顧浩然不變的心頭好。

小時候看的福爾摩斯全集是啟蒙，長大后他愛上社會派推理，最喜歡的東野圭吾的故事是《惡意》。

妙的是，他與我聊起東野圭吾的書名。

“我最欣賞東野圭吾的其中一點是他起名字很有藝術。每一個名字都是非常扣題并且揭示答案的，這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技巧。看完他的小說，再回去看名字的時候，會對我形成二輪的撞擊。”

對我形成撞擊的，則是顧浩然隨后說起的，他對于懸疑的理解。

“在我心里懸疑是一種元素，它未必只是一種類型。”

他給我講了個故事，或者說，拋了個鉤子：

“A、B、C三個人在斗地主。A說餓了，B說吃點什么呢，C說包餃子吧。下一個鏡頭是扣著的特寫，三雙手各自包餃子，其中一雙手往餃子里放了一枚刀片。餃子包好、下鍋、出鍋、上桌，三人開始吃餃子，這時候鏡頭下搖，桌下綁著一顆定時炸彈……”

幾句話，幾個翻兒，輕松勾起我的追問：然后呢？

然后懸念不斷堆疊，直至一記驚堂木拍下，在觀眾心頭炸起一道響雷。

顧浩然喜歡寫閑筆。

做編劇不久，他進入曹盾導演的《獵狼者》劇組參與劇本創作。

那是一部快節奏、高密度的劇集，短短8集，圍繞“盜獵VS反盜獵”打響一場場惡戰。反派“狼子”代指盜獵群體，他們性格不同、“本領”不同，卻都有著冷酷、貪婪與狡黠的底色。

有個細節是，幾個“狼子”在回巢的路上撿了一只小羊，一幫窮兇極惡的、靠盜獵維生的“狼子”竟然給它包扎，然后放生了。當他們回到窩點，“老大”毒鷂子正在做烤全羊，給他們分羊肉……

被放生的小羊是狼子們拋棄的最后的良知，而這份良知同時正在被烈火烹煎。羊肉入狼口，一場你死我活的對決即將上演。

“羊”的驚艷一筆，用顧浩然的話說，是“老天給的靈光”。

“觀眾就會在這個規則之外，看到一些人性和靈光的東西，這好難得的。”

回憶蕩開，才發現更難得而珍貴的是人生的閑筆：

如他看的第一部話劇是王曉鷹老師的《荒原與人》，“當時決定為戲劇奮斗終身了，所以我很喜歡極端情境下人物的掙扎與選擇。”

如拍攝現場聽的音樂，有《亞瑟王》《新世界》《金錢世界》等電影原聲，也有吉田潔的《侍》。撼人的鼓點與悠揚的尺八碰撞交織，“創作感覺是很難言喻的，音樂是最好的橋，它傳達了感覺、思想、情緒、節奏和角色的心里狀態，從而幫助主創們在現場瞬間達成共鳴。”

如他選擇推薦的人生電影：《茉莉牌局》《足跡》和《犬之島》。

“《茉莉牌局》從傷退的滑雪運動員到主導龐大賭局的茉莉，人物落地而癲狂，再加上大量臺詞和花式剪輯，最后將一切磨難歸于一枚拌腳的樹枝，充滿戲劇張力。《足跡》則是在單一空間內矛盾升級，兩個演員構建全局，靠表演層層遞進。”

我最好奇的是《犬之島》，提起韋斯·安德森，顧浩然的興奮感再次up。他喜歡韋斯·安德森講故事的方式，而《犬之島》尤為特別，“辛辣的諷刺中含著對世界的柔情，美好感更加強烈，我喜歡極致的東西。”

我們的對話發生在深夜，顧浩然習慣早起寫東西，但他沒有任何猶疑和疲憊地條分縷析，剖解自己的私人趣味。

聽筒里傳來的聲音，那么遠，這么近。

當我問起他是否有焦慮的時刻，迎來的卻先是個驚嘆號——“我是個戲癡啊！”

因為內耗嚴重，“所以做編劇覺著正好。”

因為是戲癡，“所以強度越高越興奮。”

至于焦慮，“我個人來說焦慮是創作的必需品，如果不焦慮，說明自己沒上心。”

他毫不吝嗇剖白自我，也不回避自己的渴望，以純粹的昂揚的姿態。

讓我想到賴聲川的一句話——

“如果你的動機越來越是愛，你的作為會越來越勇敢，越來越自由。”

時間倏忽而過，可總有些東西愈加清晰，成為記憶長河中特殊的錨點。

如那一次次擎起的蠟燭，點亮的是剔透的堅定的專注的心。

曾以為的生命里的閑筆一樁，不斷生長，帶來了難以名狀卻永不枯竭的力量。顧浩然珍惜這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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